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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邦智库——高明勇对话孙江
发布时间:2024-06-19

(上):问题意识的基本原点是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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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封建、法治、国民性、科学、功利主义……这些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词汇,到底什么意思?这些词是怎么产生的?有着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如果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词”,该怎么写?

整整一年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衡尔雅文库”(第一辑)七种图书正式亮相,分别为《人种》(孙江著)、《封建》(冯天瑜著)、《法治》(李晓东著)、《国语》(王东杰著)、《国民性》(李冬木著)、《科学》(沈国威著)、《功利主义》(李青著)。

“学衡尔雅文库”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统筹、孙江教授主编,延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学者,旨在梳理“影响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100个关键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100本专著,通过对每一个关键概念进行深度的知识考察,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树立本土风范。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学衡尔雅文库”主编孙江教授强调概念史研究有这么一个信条:“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学衡尔雅文库”期冀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让读者通过一个个基本概念所凝结的历史,了解过去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地平。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孙江教授,谈谈那些“词汇”的故事。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孙江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提倡“全球本土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学科涉及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领域。近著有《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等。主持“学衡尔雅文库”、《记忆之场》全译本15卷翻译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就历史研究而言,在书写中“词汇”很受关注,比如关于时间的,有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关于地点的,如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关于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更是不可胜数。作为历史学家,你有没想过这种书写方式的特殊性?

孙江:

严格地说,你提到的问题不止是“词汇”问题,史景迁、黄仁宇、李恭忠的著作展示的是切入历史的角度。受朴素的实证主义史学影响,注意是“朴素的”,不是“真正的”,很多人认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通过挖掘史料就可以将其复活或再现。如今,大家对这种看法持有的怀疑越来越多,是的,我们知道的历史是通过文字、影像、声音等媒介表征出来的,被表征出来的,未必就是实际发生的。尽管如此,如果借用现象学的方法,不断切换观察和认知的视角,是有可能洞悉事物的本质的。《万历十五年》是通过设置一个特殊的年份,来观察一个王朝倾覆的契机。李恭忠通过“中山陵”这一死亡符号探讨现代国家的创出。

高明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观察视角的转变?

孙江:

凡是历史的皆不可定义。历史学是一门反思性的学问。自从19世纪中叶现代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学家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不断内省,其表征就是不断改变观察历史的角度。远的不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静静地开始了“文化转向”,不满于结构史取向的研究是“沒有人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人们关注“主体”的所思所想所感,在此,人类学方法起到了媒介作用。在我看来,人类学和历史学彼此可以借鉴,但不能合二为一,原则上是不同属性的学科。再往后,在“语言学转向”的冲击下,历史学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后现代史学打破男与女、自然与文化、真实与人为、理性与情感、自我与他者、公共与私人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拓展了历史学的思考空间,可以说,不管你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当下的历史学多少都照拂在后现代的思想之光中。当然,要注意与一些“历史恐怖分子”的狠话(如历史即虚构)相区隔,后者的言说已经不属于历史学了。需要指出一点,后现代史学的先驱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如伊格尔顿之所以后来“倒戈”,是因为发现如此下去,历史学无法担当变革的动力。

高明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最早是用英文书写的,后来翻译为中文,写出后在西方史学界存在不小的争议,出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孙江:

争议?每一本新人的第一本书的出版都不顺利,并非西方史学界不认可。首先,汉学或中国研究在美国、欧洲乃至日本,是一个非常小的学科,影响力更弱。在这么一个小范围内,特别是汉学有些规范而古老的主流叙事,现在突然冒出一种奇特的历史叙事,人们当然一下子很难接受。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出版问题,当时美国的情况我不了解,对于出版社来说,还有一个成本问题。我曾和日本著名出版社平凡社资深编辑聊天,他说,一般情况下,同类题材的历史书,如果研究日本史的卖3千册的话,研究西洋史的能卖到2千册,至于东洋史,不超过1千册。

高明勇:我记得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是您主持的丛书之一。作为丛书主编,当时怎么看?

孙江:

其实,恭忠兄的那本书早就出版了,这次是修订本。他在撰写这本书时,也就是说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们还有过一些讨论,那时我也开始关心记忆、象征问题。这项研究,追根究底,是和后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相关的,如果说“心象”是过去通过惯习、仪式等对现在的投影的话,记忆则是在特定的当下主体的话语实践。如果你看过我的书会发现,虽然我没有专门写一本书,但我有很多文字是关于记忆、象征、叙述等的。以前我们讲历史时,特别推崇“文字”,就广义言,文字和语言,还有图像、声音等都是“媒介”,我们是借助媒介来捕捉历史的瞬间的。中山陵与明孝陵比邻,共同构成了南京东郊的景观。如果你了解1912年2月15日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孙中山曾率黄兴、蔡元培等拜谒明孝陵并发表了两篇祭文的话,就明白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递进关系——从王朝国家到现代国家的嬗变。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
李恭忠/著



高明勇:我对年鉴学派比较关注。我平时在研究评论历史的时候,也会联想到年鉴学派的一些研究方法。

孙江:

中国学人为什么喜欢年鉴学派?早期的年鉴学派史学是结构史学,你看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历史学家,对其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史。尽管年鉴学派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但与隔海相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我们是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训练的,易于接受年鉴学派的史学写作。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之后,人类学的影响渗透进来了。人类学家关心人,主体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第三代后就开始质疑前辈的结构史学。其实,对于结构史,六十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提出了质疑。“英马”(英国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放在历史的经验中重新检验,提出修正案,给出新的解释。年鉴学派主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关注“主体”的。

历史学是一个万金油,缺乏学科的独立性,现在除了文献学之外,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如果漠视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历史学就会停留在个人主义的经验上。

高明勇:确实,年鉴学派的跨学科方法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江:

我不认为新思潮出现后就会淘汰旧的写作方式。实际上,二者是一种竞存关系。互相竞争,共同存在。还有,历史写作多少要回答当下的需要,历史是活在当下的,活在人的意识中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指的这层意思。

高明勇:刚才提到,“学衡尔雅文库”确定的这100个词汇,是如何产生的?

孙江: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对历史书写所使用的语言、概念产生了质疑。例如我研究近现代史,使用的概念实际上是在近代产生、逐渐定型的。从更大的方面看,影响我们人文社会科学书写的关键概念,都是这一两百年的产物。可是,我们经常不自觉地把这些概念当成自明的概念。其实不然,它是非自明的,是历史的产物。这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高明勇:是否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进行遴选?

孙江:

遴选有多个标准。我经常说的“近代”或“现代”,其实很不好定义,无法定义。概而言之,近代是一个“匀质化”的过程。思考近代,可以从三个“间”切入——空间、时间和人间。主权国家在“空间”上有效地进行支配是晚近的事,而实现这一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德森说民族国家的有限性就是指这一点。其次是“时间”,我们常说自己的历史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这种直线的历史观也是晚近的产物。最后是“人间”——“民族”,确切地说是“国民”,不同地方、一辈子或几辈子也不会谋面的人群,为什么会有相互认同的意识,这是教育的结果,人们是在共同的历史和记忆——空间和时间中,想象彼此的同一性的。

所以选择研究什么概念是需要斟酌的。第一个标准是关乎近代民族/国民国家的概念,人种、民族、革命、帝国领土、主权等就属于这部分。第二个选择标准,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党派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在上述概念中衍生出了一些政治性的语汇,最典型的是后缀为“主义”的,例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等,这些政治性的概念是我选择的第二个标准,和第一个标准是有关联的。第三个标准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例如结社、社会、营养、卫生等。第四个标准是学科概念,就是大家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少数自然科学概念。需要指出的,这四个标准之间并不是截然区隔的,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不管是哪个概念,作为近代概念,我们关注的是概念本身,即一个概念沉积了多少过去“人类的经验”,在使用过程是否反映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高明勇:我看到您主持的“学衡尔雅文库”,您在弁言中说,“旨在梳理影响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词语和概念,呈现由词语和概念所构建的现代,探究过往,前瞻未来,为深化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块基石。”根据100个词汇,计划出版100本,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目前出版了快10本了吧?

孙江:

因此,梳理出100个概念并不难,实际上我们框定的是135个,中国人喜欢整数,所以就拿100个来说事。

现在号称研究概念史的人员越来越多了,但真正管用的“枪”非常少。在邀请学界名家的同时,我已经改变了方针,培养年轻学生来写。任何一件大项目,都需要年轻人的参与。目前已出7本,马上有2本要出,第一辑有9本。目前出版过程比较长,如果顺利,我希望明年底能出到20本。

高明勇:我注意到这些词汇中,您专门写了关于“人种”的。看到这个词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写这个词的难度相当大。我好奇的是,您为什么选择来写“人种”?出于什么考虑,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还是因为这个词虽然很重要,但没有合适的研究者,您就自己来完成?

孙江:

我关心这个概念,是与思考nation概念有关的。今天我们讨论nation时,至少有三个词语必须予以考虑。第一个是“民族”,第二个是“国民”,第三个是“人种”。这就需要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境中。当时的人,例如梁启超等,混用了三个概念。要真正理解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时,不能忽略国民层面的含义,也不能忽略人种层面的含义。这是我思考的起点。

如果放大看,那么我们所谓的“现代性”是从人类的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大航海打破了人与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自然隔绝和社会隔绝,进而是心理隔绝,当人们四目相对时,互相认知,互相怀疑的瞬间,包括人的区分的概念就产生了。所以康德说,地理知识是所有知识的起点。现代知识的起点是地理发现。当地理空间打开后,人们对植物、动物进行分类,人也分类了。

福柯说,人是18世纪的发明。当时人种学被视为科学。理解人种概念非常重要,它是启蒙另一张face,启蒙有两个面孔,一种人可以从蒙昧的状态将自己提升到光明、理智的状态。另一种人则无法完成文明化。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涉足人种概念,尤其是康德,他几乎没有离开科斯尼堡小镇,却非常了解地球上的人种分类,撰写过许多关于人种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著作。

高明勇:这个倒是有些意外,之前不太了解,没想到“人种”的重要性如此关键。

孙江:

我认为人种概念是研究现代概念中首先必须关注的概念。如果说,在18世纪作为分类知识,被赋予科学内涵,那么变成政治概念则在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市场的扩大,与人种相关的知识转变为政治化知识。人依文明优劣被等级化,最优秀的是白人,最低的是黑人。我的小书《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就是表述了人种序列的建构和传播,以及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最终被消解的过程。遗憾的是,最后一章没有被收进来,这章写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和黑人为实现种族权利平等的关系。

(中):对过去有多执着,对当下就有多冷漠


高明勇:刚才谈到词语和概念,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孙江: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容易弄混淆的问题。在概念史流行的当下,有些标明概念史的研究,其实是词语史研究。概念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词语+历史。今日我们所说的概念史有自己的一套说道,研究的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带来的历史断裂:圣与俗、内在良心与外在服从、政治与社会的撕裂。启蒙的历史哲学取代了神学,它用乌托邦的方式展示了未曾有过的未来的地平线。在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经过时间化、民主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等形成的主导性概念,不但积淀了过去的经验,而且还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概念史要研究的是这样的概念。

科塞雷克在为《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与社会语言历史词典》所写的导言开头,引述了一段戏剧家莱辛关于两个共济会士的对话。一个叫恩斯特的说:我对某事有一个概念,就能用话语表达出来。另一个叫福尔克的则反其道:并非总是如此。至少一般而言,他人通过我所表述的话语并不能完全得到我想传达的概念。这就是说,前者认为言语可以表达心中的概念,后者认为人们使用的即使是同一言语,也未必能够表达同样的概念。科塞雷克引用这段话是有深意的。

何谓话语?一个简单而略显粗暴的表述是:由语言表出的事实。因此,话语是介于词与物之间的实践,既可能反映事实也可能扭曲事实。交流可能通畅也可能不通畅。韩国概念史杂志名为《概念与疏通》,这里的“疏通”,比“交流”有动感。

概念与词语的区别是,词语的内涵是明确的,而概念就像两个共济会士的对话所显示的,不同的使用者、不同的接受者,会有理解上的歧异,因而概念是多义的,需要置于一定的语境中来把握。特别是,在经历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后,随着概念抽象程度的提高,概念与其本来的面目会越来越远。

高明勇:我非常认可你的观点,随着抽象化程度的提高,“概念”被赋予的含义也越丰富且多元,这种情况下,也最容易让人误解和曲解。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这些词汇,比如从思想史角度,像葛兆光先生的研究,从观念史角度,像金观涛先生的研究,包括从词汇史角度,从概念史角度,从发生学角度,您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如何看待这几个角度的区别?

孙江:

现在的学者,无论是研究哪一个——观念史、思想史、概念史以及词语史,都会关注语言。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话题,语言不止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媒介,还是历史本身。虽然如此,切入研究的方式各有不同。词汇史研究者,关心的是词语如何被发明/翻译出来的、以及在使用中发生的变化。观念史研究的是观念单位,观念不是实在的,因而没有真正的历史。思想史有时被称为观念史,很容易混淆。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似乎可以称作政治语言史、政治话语史。他研究言与行之间的关系,依托的是奥斯汀的语言学,这与概念史根本不同,概念史是从德国的历史语义学和阐释学传统中产生的。

观念史、政治思想史、概念史、词汇史,这四者共有一个“史”字,这里的“史”是有必要追究的,即到底是什么历史?如果不确定“史”的含义,即使对“史”的前缀理解得再准确,也无济于事。观念史的“史”,是观念演化的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存在距离。概念史的“史”,在科塞雷克那里指的是“结构史”。在斯金纳那里,思想史是特定情景里的语言或话语的历史。词汇史是词义本身变化的历史。这么看来,金观涛和刘青峰的大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虽然名为“观念史”,实际上应该归入“概念史”。

高明勇:这样的话,这几个词汇之间的关系就相对清晰多了。我日常与出版界交流较多,观察过去近二三十年的出版界,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书名里的高频词,如常识、思维、等高频词的出现,其实也与社会观念水位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孙江:

从大的方面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去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才有可能使反映日常生活世界的词汇凸显出来。离政治越远,距常识越近。很自然地,一些使用频度不高的非政治化的词语出现了,而政治化的词汇被安置在特定的领域里。非政治化的词汇的流行和影响可以检测生活世界是否安泰,生活世界越安泰,政治需要付出的就越少。

高明勇:还有一些被“发现”或者被“发明”出来的词汇,也在社会生活领域热起来,比如前些年历史写作方面的“潜规则”、“血酬定律”、“隐权力”、“软制度”等,也提供了一些观察历史的新角度与新思考。作为历史学家,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孙江:

有“潜规则”必定有“明规则”,其他词汇同样存在“对应”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发明,说明人们在表象的世界之外看到了内隐的东西,从两个方面警示人们,规则本来是契约,如果契约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制约,那么这个契约肯定是有问题的。就研究者来说,历史的表象令人眼花缭乱,我们能够看清楚的十分有限,要防止自己封闭在洞窟中只看到自己的倒影。

高明勇:您在进行相关历史写作时,会使用类似新词汇吗?

孙江:

我很少使用,或者说我不会简单地使用新词汇。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追求的是一种明确的叙述。如果有必要,我会在比较之后,选择切合所指称的事物的解读方式,包括新词汇。中文写作难度很高,随便使用新词汇,任意套用西式句子,会造成文意混乱。现在提倡外译,很多著作,我真的不知道译者是怎么译的,因为根本无法译。

高明勇:确实,年鉴学派的跨学科方法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江:

我不认为新思潮出现后就会淘汰旧的写作方式。实际上,二者是一种竞存关系。互相竞争,共同存在。还有,历史写作多少要回答当下的需要,历史是活在当下的,活在人的意识中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指的这层意思。

高明勇:新词汇的出现也和大众史学的流行有关系。

孙江:

大众史学或者公共史学的流行意义重大。大众或公众不仅仅是读者,还是“作者”。我常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很僵化,要么是说教,要么在说书。说教是道德化的历史,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直在学习这种历史,这是培养一个公民的必要过程,所谓公共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正在于此。另一方面,人是复杂的动物,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世俗空间里,需要一种与自己生活相接近、情感相关联的知识。这时历史的另一个功能便出现了,即说书的功能。说书的历史的流行,说明市民生活的多样化。说教的历史影响越大,说明公共生活越贫瘠。补充一点,如果在说书里套上说教,归根究底还是说教的历史。

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的历史学并不发达。原因是我们的历史意识摇摆在说教和说书之间,我们的历史学家没有创作出多少优秀的著作,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中国历史著作很少。你刚才提到年鉴学派,年鉴史学只是法国历史学的一道风景,还有其他靓丽的风景。更多的法国学者在说教和说书之外,探寻历史的真理,磨砺历史的修辞。在法国学生喜欢的科目中,历史一直位列前三甲,这和史家的写作不无关系,值得我们学习。

高明勇:您既是历史研究者,也是历史教育者,有什么建议?

孙江:

我问我的学生,对你们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是谁?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是太史公司马迁,都能说出那句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历史教育的效果。你可能没有翻过《史记》,但可以通过这句话理解或想象历史的内在同一性。但是,细细想想,“通古今之变”,仅仅有“过去”和“现在”,没有“未来”!是的,“未来”进入历史学是18世纪末以后的事情。如果我们沉迷于太史公这句话,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何谓历史学,准确地说是现代历史学。

在18世纪末以前,传统史学足以从过去吸取资政的经验,换句话说,过去持续影响着现在。但是,当“未来”与“进步”携手进入历史学后,从此,现代历史学便挣扎在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地平之间巨大的断裂之处,过去够不着,未来不可触,缩小经验与期待之间的距离便成为史家的工作。

你看,现代历史学家应该通古、今、未之变,这是司马迁所没有的时间意识。在传统社会,历史可以发挥镜鉴作用,可以是生活的导师。在现代社会里,历史的实用价值是限定的,能够提供的资政经验更是少之又少。

作为资深的历史学从业者,我从未认为历史有多么重要。对过去有多执着,对当下就有多冷漠。实际上,因为历史是复数的,如果你抱着探求真理的目的进入历史,必定会遍体鳞伤地返回生活世界。

高明勇:您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认识不少法律人,有次一位法律人说,学习法律、从事法律工作二十多年,在这个行业工作的时间越长,反而更多的是怀疑,甚至有些不再相信法律。您有没有同感?

孙江:

法律关乎秩序,用佛教的话说是一种“助道品”。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方法要明确善恶界限,制定惩罚的规矩。如果将法律被置之高阁,任由潜规则作为,从业者产生幻灭感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更糟糕的是,在伦理上对共同体所造成的持久的伤害。“学衡尔雅文库”收录了李冬木教授的《国民性》一书,里面的内容会让很多单细胞的读者血脉喷张的,但扪心自问,很多残余还在。

历史是现代国家强化认同的工具。在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和民族主思潮抬头,反映了强化认同的需要。认同在英文里是identity,还可译为“同一性”,自我同一性的诉求含有排他的暴力,党同伐异的暴力。正是因为同一性中充满血腥的张力,真的历史学家都会以“和”为历史研究和教育的目的的。

(下):记忆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抢救个体经验


高明勇:回到刚才提到的概念高度抽象化的问题,词汇和概念都是用来交流的,这些词语高度抽象化后会带来很多交流障碍。例如,本来一个词汇可以传递信息, 有时却需要其他词汇来解释,即使如此,未必能解释清楚。由此,可以推出你策划“学衡尔雅文库”的意义。

孙江:概念越抽象,越容易滥用和误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赋予其新的内涵。“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在一些人那里成了贬义词,有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人还很不高兴。

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助长滥用和误用,而是想通过“正本清源”的努力搭建进行坚实的对话的基础,大家能在基本概念、进而历史的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共识有“内在的”和“对外的”,“内在的”就是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要说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如果连内部都达不成“共识”,又如何与外部交流和疏通呢?前些年,学界谈“天下”,作为中国人,我们理解天下的正面含义——四海一家,世界大同。但周边的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就不这么看,认为是天朝意识的返照;西方一些学者也不这样看,认为是中华帝国梦。还指指戳戳认为有什么来历。在对外交流时,多用彼此可以互通的词汇,姑且不问天下有多大的实在性,在现代国际交往体系里,天下永远应该定格在过去。

高明勇:“内在共识”的建立,同样任重道远。

孙江:

很重要。特别是在经历过战争、被殖民和革命的中国,历史满身疮痍,包括概念史在内的历史研究,应该以寻求共识为取向。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的血雨腥风给不同阶层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在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来临之前,法国人原本想以和解为主题策划纪念活动,后来发现不同记忆和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隔阂太大,最后干脆各行其是。实际上,19世纪下中叶以后,法国历史叙述的主旋律是在抚慰伤痕、建立民族的共识。

高明勇:刚才说的词汇、概念使用上出现的问题,涉及“翻译”。从历史上看,有不少词汇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即使是在今天,仍有不少词汇通过“翻译”进入中国。

孙江:

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涉及翻译问题。translate源于拉丁语transfero,fero即搬运,transfero是把东西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把一个文化中的概念搬运到另一个文化,涉及复杂的概念再生产问题。

来自日本的词汇或概念叫“和制汉语”。许多人因为是日本的词汇,情感上接受不了。实际上,将西语词汇翻成汉字的日本人都有一个身份——汉学家,他们熟读经史子集,会写汉诗,写汉文,在浸渍于中国传统文化上,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望其项背。在文化上,汉字就像中世纪欧洲的拉丁语一样,存在着以汉字为中心的文化连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在知识属性上与这些日本人有很多共同点,因此,可以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拿来就用。

其实,“和制汉语”的翻译很多并不确切,如用《汉书》自由翻译liberty,很好使用,但不如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准确。严复曾经激烈抵抗“和制汉语”。宗教一语源出于六朝,是“一宗之教”的意思。严复认为religion应该译成“教宗”——“一教之宗旨”。可是,抵不过“和制汉语”所依托的日译书,后者大量流入中文世界,最后连严复本人也改用宗教了。

高明勇:查资料时发现你有一个思考模型,很直观地表现了您的全球在地化的学术思考。

孙江:

这是我学术思考的模型,说明了我为什么要研究看似互不相关的问题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常听到历史碎片化的呼声,这提醒我们思考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总不成像个“肉喇叭”以传递他人的思想为己任吧。需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的原点就在你的生活中,人都会生老病死,都需要柴米油盐,基于生活而来的思考是最本真的。将思考之光投射到历史之中,从历史角度看待彼时的人事,自然就会触及两个关键概念——世间和社会。

表征人群聚合离散的“世间”是个佛教词汇,我用来强调这种聚合是不知不觉自然形成的。在这个基础上,由有意为之的规则建构的秩序是“社会”。二者之间有差异,各有各的规则。这是我思考的出发点,就是我所研究的“社会史”。

高明勇:这个模型很接地气,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

孙江:

人是受惯习影响的,甚而可以说大多数人是生活在惯习之中的。比如,有人有求于你,即使你不愿意见,基于人情世故,也要见,甚至还要一起坐在圆桌旁。这是中国人的习俗,习俗铸就了我们的“心性”(mentality)。与“心性”容易搞混淆的是memory(记忆)。记忆,确切地说是“回忆”,之所以值得研究,因为是主体自身的唤起的行为,影响甚至主导了主体的思考和行为。如果再进一步追究,我们是生活在由语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那些支配我们思想的概念,无疑值得研究。因此,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用三个关键词——社会、心性(记忆)、概念勾连起来了。

在社会、心性、概念的外围,分别是在地化(本土化)、全球化和全球在地化。我本来使用“本土化”,现在用的人很多,我觉得和我的用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很多标榜本土化的自主意识,在我看来就是“西方中心”的投影或翻版。所以,为了区隔,我现在改用为“在地化”。“在地化”和“本土化”是一个意思,都是“全球化”刺激下的产物,如果没有全球化的“他者”,就没有在地化的“自者”。在二者的交互碰撞中理解社会、心性和概念,是“全球在地化”的研究。“学衡尔雅文库”可以说是实践“全球在地化”的一个尝试。

高明勇:如果把你规划的100个词汇放在一起,将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词典,相当于一个符号体系、集体记忆的图谱。作为策划者,是否有一个目标或者期待?

孙江:

我策划这项研究,是和我个人的经验有关的。同样是中国研究,美国有区域研究,日本有东洋学,欧洲有东方学或汉学,它们各有传统和问题意识,那么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为什么需要庞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自己?从海外看,中国的学术从业人员众多,文字生产量大,但影响非常有限,原因可以举出很多。“学衡尔雅文库”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就是想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些基础服务工作。

踏踏实实地做一件事,很难,非常难。我们的工作是靠我和几位同僚,特别是我的弟子们来展开的。我告诫自己不抱怨,永远不要抱怨。提到学衡研究院,大家会想到概念史,我们的记忆研究,无论是翻译还是研究,在国内学界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从国外回来的目的是要推动概念史研究,但举目望去,没有同路人。但是,我的同僚有不少人在从事记忆研究,就这样,一边做记忆研究,一边学习概念史研究。在“学衡尔雅文库”之外,随着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全译本(15卷)和我们围绕南京记忆的研究著作的出版,人们会发现,原来记忆研究也是学衡研究院的一大特色。

高明勇:我研究评论史的时候,留意到“中国问题”这个概念,不管是罗素、费正清,还是梁漱溟、胡适、王造时,包括当下的汪丁丁等学者,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阐释。您是如何理解“中国问题”这个概念?

孙江:

一下子报出这么多名字,每个人的“中国问题”各不相同,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一般而言,就中国自身而言,从古至今,所谓“中国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外在秩序问题。如何建立自洽、合理的秩序,秦汉之际有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抉择;在大一统下,封建制仍被屡屡提及,绝大多数情景下的意义是,如何激发基层官僚制的活力。这个一直影响的你提到民国时代的人的思考。第二个是内在秩序问题。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持续断裂的过程,以牺牲过去为代价的近代化,可能舍中国之外而无他。断裂之后如何重塑精神世界,也是上述民国人物思考的问题。

高明勇:在您的研究构想中有“中国问题”这一概念吗?

孙江:

我没有特别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用你的话是概念。如果将“中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一定是对策性研究,我不擅长。

高明勇:“七君子事件”中的王造时,很容易被人忽视,他当年专门制定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计划,将问题细化,逐一分析。

孙江:

作为一个史家,我刚才提到为什么我对历史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越执着,对当下就愈冷漠。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更应该把时间、精力投入到与当前问题有关的历史研究中,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何以后来居上、一枝独秀,就是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问题意识出发,使用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理解你提到的王造时的想法与做法。如果给我条件,我也愿意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目前研究的记忆问题,具有当下性的,与口述史关联。如果不抢救个体记忆,随着个体自然生命的消失,历史也会随之消失。因此,口述史的当务之急是抢救个体记忆。时间在加速流逝,网络的出现造就了虚拟社会。而随着大数据的出现,个体经验逐渐被消解,记忆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抢救个体经验。

高明勇: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政邦茶座”的系列访谈也有了记忆研究的意味,包括咱们的访谈。

孙江:

确实如此。随着自然生命的消亡,历史在史家的身边流逝。如果我们没有记录当代,没有留下关于活着的历史的痕迹,那就有负于史家之名了。

访谈工作非常重要,需要智慧,在给定的条件下做最重要、最有益的事情。给多大空间,就做多大的事情,不要抱怨。

高明勇:谢谢您的鼓励,虽然在不同的领域,我相信都在追求一种更有价值的工作。虽然“政邦茶座”的访谈也有“口述史”的色彩,但和学术上的“口述史”还是不太一样的。回到今天的主题上,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孙江:

是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创造一个词语,我其实不喜欢“口述史”这一说法,因为汉语里的“史”与西文history,很不一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