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万人坑”常被用于指称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丛葬地，一般出现在有关战争的叙述中。如逢灾年，“万人坑” 亦成民众枕藉而死、不可胜数的标志。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的屠戮与虐待引发关注，“万人坑”一词开始进入对日军在华暴行的报道中，指代侵略者集中抛弃大量中国死难者尸体的场所，但外界难以清楚了解沦陷区的情况，所以相关报道往往失之简略。相较之下，沦陷区的文学作品对 “万人坑”的描绘更为细致。1940年，身在东北沦陷区的王秋萤，以抚顺煤矿生活为蓝本， 创作了小说 《矿坑》，借乱葬坑揭露了矿工非正常死亡的普遍性：

这林丛里杂乱的荒坟，里面埋着的完全是这里的矿工，并且多半不是因病而死，几乎全是因为工做中而受伤，或是当场死掉，这些死者更多是从山东流浪到这里来的单身汉，没有家属，没有亲眷，所以死后只靠几个工友买一支薄木的棺材埋在这里。

大内隆雄对《矿坑》的评价是：作者“不能露骨地写出来，但他有悲愤，他有抗议，他有控诉”。随后他翻译了《矿坑》，刊登在《满蒙》 杂志上，但只刊登了一期就被禁。可见，尽管受限于沦陷区的政治环境，《矿坑》刻意隐匿了日本人的形象，但乱葬坑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日本的罪行。为了掩盖罪行，有些日本工矿企业甚至会在中国劳工的丛葬地建立慰灵塔，将他们的死亡粉饰成牺牲与贡献。

1944年，重庆出版的《东北素描》也讲述了一则有关“万人坑”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某国民党教官的妻子听闻丈夫死讯，去“万人坑”认尸，目睹惨况，心惊胆战：“那是人间，还是地狱？” 不过故事的结局是夫妻终获重逢，预示着东北光复在望，“万人坑” 的血腥终将散去。1946 年，《青年与妇女》杂志刊发诗歌《万人坑》，描绘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尸骨遍地、满目疮痍的大地，并呼吁在大地的伤痕上重建新家园，但和《东北素描》类似，它的重心放在对未来重建的希望而非对日军罪行的揭露上。与此同时，战后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全面调查与“万人坑”有关的战争罪行， 更不要说追求其战争责任，悼念死难者。

战后“万人坑”政治意涵的再生产，主要是从东北解放区开始的。如黑龙江鹤岗煤矿，在 1945 年光复前，矿山附近的乱石岗子里有很多因为挖沙形成的坑，坑中满是被遗弃的矿工尸体。据战后任鹤岗东山区工会武装委员的阎化如回忆，当时 “并没有‘万人坑’ 这样的名称”，“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东山成立工会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发动工人钉木箱，去拣敌伪统治时期死难者的尸骨……工友们用了三天时间，将拣到的大量尸骨埋入了七个坑里（多是自然坑） ”。1947年的清明节，东山采煤区党支部书记王学功在群众大会上发言，说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十四年，这漫山遍野的尸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死在矿山的阶级兄弟何止万人哪！”从此，“万人坑”的名称在鹤岗矿区逐渐固定下来，矿工的受难史被浓缩在这个特定称谓中，也成了“诉苦”的素材。如在辽东某营队的诉苦运动中，士兵张富贵指着画向大家讲：“这是俺爹轧死在开平煤矿被撩进万人坑……” 在参加诉苦大会前，张富贵参军目的不纯，想趁机谋求私利，又迷信天命，在斗争地主时态度消极。排长启发他“挖苦根”，他回忆起家庭的悲剧：爹死在“万人坑”，哥哥在矿山被烧死后，也差点被扔进“万人坑”，因向“老虎爪子”行贿，才得以用芦席掩埋；姐姐和娘也因地主迫害不得善终。他幡然醒悟：“要不是地主逼，俺哥俺爹还能死在炭坑里？”他下决心要“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显然，张富贵要报仇的对象不是日本人，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以地主、汉奸为代表的阶级敌人才是当时斗争的主要对象，也是“万人坑”苦难记忆针对的现实目标。毛泽东在转批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的诉苦经验报告时，特意指示：“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如若是由于被民族压迫及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 所以，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张富贵家庭悲剧的根源之一，但它并没有直接现身于诉苦中，而在叙事诗《万人坑上开了花》中，日本人重冈和汉奸地主刘玉昆虽然都受到了红军的审判，但重冈在工人遇难的故事中近乎 “隐身”，暴行都交由刘玉昆实施。

在清理汉奸罪行时，有些地区也特意选择了“万人坑” 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如在鹤岗煤矿，大把头刘作云被处死后，工人把他的尸体扔到 “万人坑” ，以祭奠死难矿工。在斗争绰号“庞大棒子”的把头时，工人们直接让他跪在“万人坑”前，执行了枪决。鸡西煤矿也借鉴了鹤岗反把头斗争的经验，在进行反奸清算运动时，将“万人坑” 与 “ 炼人炉” 一带划为死难矿工纪念陵园，以纪念死难者的名义，对汉奸把头们进行斗争。这些斗争提高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也支援了解放战争。据接收鸡西煤矿的主要领导人刘向三回忆，“没有反把头斗争，工人是不会发动起来的，在鸡西把兵工厂搞起来了，支援了战争，当时战争需要比生产需要还紧急”。

新中国成立后，“万人坑”继续被用于工人群体的阶级教育，但并不广泛，只零星出现在部分矿企的反把头斗争中。直到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员开启，有关“万人坑”的宣传才渐渐增多，并明确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如在鹤岗煤矿，老工人回忆矿工被日本人残害的经历，并总结出帝国主义的共性，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写道：

美帝的侵略使人想起各种黑暗与悲惨的往事。老工人们又时常讲起伪满时代的 “万人坑”，他们悲愤地诉说那活活被拖进 “万人坑” 的自己的伙伴；诉说“把头”怎样苛薄人；诉说日本鬼子怎样用大棒子往坑里赶工人……那种人间地狱的情形，清楚的告诉大家——帝国主义就是魔鬼，就是饿狼，允许它冲进来，不是被咬伤就是被吃掉，子子孙孙就要永远成为它的嘴头菜。

一篇有关大通煤矿“万人坑”的报道提醒大家勿忘“万人坑”的血债，注意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危险性：

四月间在舜耕山脚下挖了一个“万人坑”；据不完全的统计，这个“万人坑”里一共埋葬了工人和眷属一万三千多人。

这笔血债，到今天我们还深深的记在心里！现在美帝国主义又在阴谋武装日本，梦想让日本鬼子重来，我们坚决反对！我们不能让这些野兽们再来侵略我们！我们大通煤矿的工人，今后要更努力的加紧生产，做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

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回忆，老工人们关于 “万人坑”的回忆深深打动了该校师生：

我们党委专门组织了师生到石景山城里的工厂参观，听工人同志讲述遭受帝国主义统治的苦。在日本统治时期，石景山和清河都曾有万人坑。有的工人还在讲的过程中晕了过去。尽管大家平时都说要反对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究竟给人民的身心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大多数人是没有亲身体验的。所以这次活动让大家有很多感同身受的触动。回来之后，大家就进行讨论，随后党组织号召 “参军参干” ——参加军队和干部队伍。80%以上的学生都报了名。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质疑抗美援朝政策的声音。不少人存在畏战求和的心态，原因既有长久战争之后对安定生活的渴求，也有对美国的恐惧与崇拜等因素， 因此，一场全面的社会动员与思想改造就此展开，要点之一就是向对朝鲜战争前景“认识不明”，对美帝国主义不关心、“恨不起来”的民众指明，美国将与日本走一样的道路，具体方法是通过唤起或重构民众有关日军侵华的记忆，引发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体会抗击美国的必要性。“万人坑” 记忆尤其适合这类宣传，原因包括：（1）部分工矿企业仍保存着日军侵华时期 “万人坑” 遗迹，能给大众以直观的感受；（2）见证者回忆时，对细节的重点描绘，与传统时代以来有关 “万人坑” 这一死亡符号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容易激发大众反帝的仇恨情绪；（3）“万人坑在中国东北地区最为集中，东北与朝鲜的地缘关系，以及历史上日本先占领朝鲜，后从中国东北侵华的顺序，可被用于引导民众借回忆历史，预见美国下一步的侵略行为，告诫民众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过，在抗美援朝的战争动员工作结束后，有关“万人坑” 的宣传开始降温，只是偶尔因国际政治的新动向出现于反日宣传中。相关的遗迹也没有得到适当的维护，直到20 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后，“万人坑”才迎来了“记忆热潮”，一些遗迹也转型为纪念场所。

1963年，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总结了东北地区社会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斗争历史的教育是有效的。现在，在农村中还有一些老贫雇农，在工厂中还有一些老工人，可以现身说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斗争历史的教育。” 毛泽东赞同此议，于5月做出批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 之后， 辽源矿务局为响应中央政策，号召各矿加强对职工的“四史”教育， 太信煤矿党委遂组织人力，于该年 9 月对当地俗称“方家坟”的“万人坑”进行了挖掘，将其中较为完整的遗骨和遇难矿工的遗物放入新建的展馆中以供参观。很快，该展馆就成了 “ 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大量民众来此接受阶级教育。据《人民日报》称，至 1964年4月8日，东北各地有55万人来该地凭吊死难者。辽源各中、小学校的共青团、少先队，经常到此举行活动，请老矿工讲旧社会。1966 年至 1968 年是参观的高峰，为此，矿务局还专门设立了接待站，每日派专车接送参观者。

为具体介绍辽源“万人坑”遗址展览的教育效果，《人民日报》刊登过一篇长文《小满子变了》。故事主角是辽源太信煤矿的年轻矿工满贵发。因为嫌弃矿工干的是 “脏活”，满贵发经常怠工。班长用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的道理教育他，但“这些大道理”，满贵发 “听不进去”。不过，在听过老工人家史报告会后，满贵发的思想受到了触动，其变化轨迹的展开顺序是：第一步，听老工人讲述血泪史，由于对“旧社会”很不了解，满贵发生出了许多疑问；第二步，满贵发主动向更多老工人求证，有人告诉他：“解放前太信矿哪天不死几个人，死了就扔进东山‘万人坑’”，满贵发“开始激动起来”；第三步，矿工的诉苦运动开始集中到汉奸资本家方明身上，“人民要求整理方家柜头残害矿工的方家坟”，满贵发也报名参加了。于是，他看到：

刚刚挖开的土层里，尸骨成排，每具骸骨的间隔，不到一拳头远。这些矿工的遗骸，有不少带着刀伤，有的头骨碎裂，有的肱断臂折，有的口中塞满炮线，有的被钢丝捆绑着。满贵发从这些尸骨中看到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矿山地狱。

在一具尸骨的衣服里，人们发现了矿工牛世清的工票，满贵发转变的第四步就是把工票复印件带回家计算。正算着，他的父亲，老矿工满来彬过来了，对儿子说：

“你不懂这个？这东西我过去月月年年拿着，解放后才扔掉了。我只说不必让年轻人知道这些事，现在看，不懂这些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着！”他接着问道：“你六岁以前穿什么来？”儿子嗫嚅着回答：“光着屁股。” “吃的什么？”“橡子面都吃不饱。”“为什么穿不上，吃不饱？就因为我也拿着这样的工票。”

接着，父亲从头回忆全家悲惨的过往，满贵发泣不成声，最终痛下决心，表态要改正自己，并在工作中实现了承诺。

整个故事以满贵发的遗忘为开端，因为遗忘了家仇国恨，他走向了堕落的道路。他的遗忘不单是自己的责任，因为父亲记得一切，却不愿让辛酸的过去影响儿子；班长只会说教条式的大道理；被满贵发询问过的其他老工人也没有主动在公共场合重温过去。可见，这是一种社会性的遗忘。遗忘了过去的仇恨，就等于忘记了翻身的历史，满贵发已经露出了这样的苗头。正如当时那句流传甚广的“列宁名言”所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要拯救这些 “背叛” 的年轻人，就必须让他们记起过去，具体的方法就是把老工人、老革命的记忆传递给年轻人。所以，文中唤起群众记忆的关键因素是家史报告会的召开。幸存者饱含痛苦的回忆，“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 还有那张工票起到了帮助所有群众 “ 忆苦” 的作用。在交流中，不同人的家史都被整合进集体记忆中，每一个个体都在学习如何从集体的角度回忆过去，反思现在的遗忘。满贵发不仅回忆起 7 岁以前的穷日子，而且他还 “想起来”，他是“谁的儿子”，“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了”，他哭泣着扑向父亲怀抱的举动，则象征经历过革命记忆洗礼的他，接受了“还债赎罪”的逻辑，归依了父亲象征的政治价值观。

记者程予回忆，满贵发的访谈内容 “完整、典型、生动、深刻”，是一次理想的采访，其实从根源上说，这是因为方家柜 “万人坑”展览提供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社教范本。与此同时，辽源矿业的厂史也开始围绕 “万人坑” 展开叙述。1964 年，中共辽源市委组织编写《万恶的方家柜》，介绍了发掘 “万人坑” 的经过，强调了尸骨的密集度与醒目的伤痕。其间始终穿插着老工人的回忆，以解释 “万人坑” 的成因。书中最后一部分 “换了人间”则介绍了辽源煤矿工人翻身的经过：从“万人坑”前公审、枪毙汉奸把头蔡九龄， 到矿工获得选举权，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一切都同“万人坑”象征的旧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

大同煤矿“万人坑”在同一时期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发起后，大同煤矿在两个遗有尸体的山洞筹建了阶级教育展览馆，但条件比较简陋。1966 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来到大同，深感大同“万人坑” 是可用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案例。回京后，他们联系了国家文物局、中科院考古所等机关。接着，几个机关联合派出工作队前往大同， 对山洞内的尸体进行清理与鉴定，并对它们做了编号、分类与登记。因此处地理条件特殊，矿工尸体都被风化成了干尸，保存状态较其他地区的 “万人坑”更好，能清楚识别遇难者受伤的痕迹。一些遗物也被保留了下来，如劳工证明书、工料金额单、良民证等，姓名俱在，信息清楚。工作人员甚至通过其中的一张劳工证，找到了死者袁廷宣的遗属。

很快，痕迹最丰富的大同 “万人坑” 成为新的典型。1968年5月20 日，“从‘万人坑’里爬出来的大同煤矿老工人” 钱奎宝，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同年 7 月 15 日，钱奎宝批判 “阶级敌人”的文章登上了《人民日报》。1971 年，大同矿务局革委会出版了名为《仇恨满矿山》的工人家史选编，收入了包括钱奎宝在内的多位矿工的回忆，其中一篇为赵劳柱所述。赵劳柱年幼时下矿做过 “瞎眼童工”，因受伤被扔进“万人坑”，侥幸获救。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进养老院安度晚年，因不愿翻身的记忆被社会遗忘，“多年来，从不间断地给同志们讲家史”。

大同“万人坑”的历史还进入了各地的中小学课本。其中，根据赵劳柱家史改编的 《毛主席把我救出火坑——老矿工赵劳柱说家史》被北京等地的语文教材编入，产生了很大反响。大同市还推出过两套幻灯片：《万人坑》 与 《赵劳柱家史》，颇受欢迎。如北京市东城区教育部门曾在本区各单位放映《赵劳柱家史》幻灯片，该区一党支部还将看幻灯片与参观本地门头沟 “万人沟” 阶级教育展览馆、听老工人回忆家史几项活动结合起来， 组成系列活动。

改革开放后，随着阶级教育的热潮退去，“万人坑”遗迹开始受到冷落。曾经观者如潮的辽源煤矿“万人坑”展览馆于1980 年 12月被撤销，展览馆馆舍被转交给地测队，矿工墓房舍改为拘留所。1985年，日本僧侣大东仁为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真相，来中国考察 “万人坑”。第一站是辽宁营口的虎石沟 “万人坑”，却意外地发现该展览馆已经关闭。在课堂上，“万人坑”的故事也不再具有说服力。如《毛主席把我救出火坑——老矿工赵劳柱说家史》 课后习题要求以“我和赵劳柱比童年”为题写作文，教师于漪考虑到这个题目写作的难度和流于形式的可能性，把题目改成了《我的幸福的童年》，却依然遭到了学生的反对： 

我满以为这个作文题切合学生的实际，可是刚一布置，一个学生就站起来问我：“老师，我的童年一半时间是在发哮喘病中度过的， 还有什么幸福！我怎么写啊？”这是特殊情况。于是我“启发”他说，“生病是苦事儿， 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儿童是幸福的……”没等我话说完，有些学生就嚷开了。

学生们已经不再认为生在新社会天然等于幸福的生活，而是更关心当下的困境，自然也无心关注作为旧社会象征的 “万人坑”。

“万人坑”的发掘缘于拯救集体遗忘的尝试。在“四史”教育开展前，“万人坑”的物质痕迹日渐湮灭。与此相对应的是，旧社会的苦难也经历了被遗忘的过程。将“万人坑” 建成纪念场所，正是为了重构可能被遗忘消解的阶级记忆框架，而当这个框架自身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时，“万人坑”作为阶级教育场所的历史使命也暂时结束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万人坑” 展览馆发明了一种新的形式语言——尸骨的记忆政治，展示了用尸骨重塑集体记忆的模式。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被展示的尸骨是一种 “非正常的存在”。据上田信研究，对尸体的强烈恐惧是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典型特征，在常识中，尸体具有危险性，在尸体依照标准化的丧葬仪式下葬后，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维系与再生。如果尸体不得下葬，社会将无法恢复安宁状态。通常情况下，没有下葬的尸体会被公开展示，成为死者亲属等（即尸体所有人）抗争的武器，待问题平息才能入土。“万人坑”展览馆中的尸骨也因袭了这一抗争策略，并通过长期展览与纪念的方式实现了 “传统的再造”，将一个历史问题带入了共时的空间中。

当东北等地的“万人坑”遗迹相继遇冷时南京的“万人坑”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日军侵华期间，南京也出现过很多“万人坑”。日本军队曾在短时间内屠戮了数十万中国俘虏和平民，以致城厢内外，遗尸遍地。由于尸体数量过多，红卍字会等组织连续工作数月，才大致完成收埋工作，其间，由于薄棺数量不敷使用，加之尸体多数已经腐烂，掩埋队用芦席包裹尸体丛葬之，因此形成了多处“万人坑”。经过集体掩埋，作为个体的死者消失了， 但遍布城内外的累累荒冢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悲剧的过往。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曾经四散逃亡的市民归来， 悲伤地发现“都市中留下了一片新冢”，战前的空旷之区，“而今却都添了无名的白骨”，“南京城是没有一寸不流血的干净土，这六朝帝都的石头城， 如今已经留下了永远存在人们记忆里的大屠杀的故事”。不过，当时国民政府组织的罪证调查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检察处所获的“ 集体屠杀之证据”非常单一，一处屠杀，几千乃至上万遇难者中，或只得几人幸存作证， 或只有埋尸记录与埋尸人的回忆，而埋尸场所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1946年1月，南京地方法院书记官陈光敬等人在红卍字会与崇善堂成员、当地村民的引导下，去寻找 “ 敌人消灭未完的荒冢”，在阴阳营、古林寺、上新河等处拍下2 张坟地照片，编成《敌人罪行照片集》。

不过陈光敬等此行仅给坟地拍了照片，遇难者的尸骨仍然长埋于地下， 直到谷寿夫案审理期间，“万人坑”才因取证的需要被掘开。1946年10月，前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被从东京巢鸭监狱引渡到了南京，为谷寿夫定罪遂成为关键议题。次年1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约见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成员欧阳都麟，询问红卍字会当年埋尸的情况， “商讨发掘被害人丛葬处，验取骨殖，俾作有力之证据”。29日，石美瑜等会同红卍字会成员，被害人家属，以及当年的埋尸人前往中华门外同善堂后山等地，挖开了荒冢，结果共发现两千余具尸骨，虽然由于日久腐烂等因，所获尸骨很不完整。但鉴定出三具女性尸骨，而且死者被害类型不止中弹死亡一种。31日，检察官丁承纲等人又前往中华门外兵工厂后山，于三处地方挖掘出千余具尸骨，鉴定书称发现了多种被害类型，但尸骨的腐化程度影响了鉴定结果，尤其是容易腐烂的儿童尸骨难以被鉴别出来。

据《中央日报》报道，2月6日，红卍字会南京市分会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回忆了当年所见之惨况：“余于十二月十五日乘车自宁海路红卍字会会址出发，经新街口中华门建康路等地，沿途尸体无数，皆陈尸道旁。” 谷寿夫当即抗辩说：“余之部队驻区，仅限中华门一带，在战事进行中，平民中弹乃难免之事，刚才所述，全乃余部队防区以外之事。” 石美瑜又问谷寿夫：“被告何能保证其部属没有屠杀平民举动？”谷寿夫“断言没有”。于是，石美瑜“将市参议会掩埋尸体统计表交被告翻阅，并将于雨花台畔所发掘之骷髅，经法医检查断定为妇孺并留有弹穿刀斫及殴击残痕者，排列于审判台上，一共八副”。而前一日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军事法庭的证据有 “中华门外发掘被害人骷髅数十具，有刀砍弹穿残痕为证，其中大部为妇孺”。“被害人遗骸鉴定书”提到过三具被验证为妇女的遗骨，或因鉴定水平所限，没提到验证出儿童尸骨。据埋尸记录，由红卍字会在中华门一带掩埋的尸骨中，男性占据了绝对多数，再据其他史料，机枪扫射是集体屠杀男性时最常见的方法。可见，为应对谷寿夫的恶意狡辩，《中央日报》凸显了非中弹、非男性的受害者尸骨的存在。

最终，南京军事法庭判决谷寿夫罪名成立。在判决书所列证据中，中华门处所掘尸骨亦包含在内。审判完成后，中华门以及南京其他地方的 “万人坑” 将如何处理？此前，南京地方法院在报告敌人罪行调查状况时，曾建议在各丛葬处设置纪念场所：

纪念被祸军民：此次被祸军民之葬地，均系因陋就简，草草成殓，荒烟蔓草，日即湮没，似宜营建佳城，使安首邱，复镌碑勒铭，载其事迹，以慰幽灵，并使我千万世之后代，有所凭吊，有所警惕。

结果，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就将主要精力转向内战，没有展开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曾经被挖开的“万人坑”，仅仅以审判台上的尸骨的形式经历了作证的历程，又再次被遗忘，没有留下纪念标识。

1949年后一段时间内，南京大屠杀没能成为集体创伤叙事中的关键要素，得到的关注并不多。随着时间流逝、城郊地貌的变迁，“万人坑”的物质痕迹渐渐湮没。遇难者的尸骨虽然曾被民众意外发现，不过当时并未专门为遇难者兴建纪念墓地。转变发生在1982年。这一年的6月，南京大屠杀因为日本教科书争议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同年10月，文化部下达了《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

最近，邓力群同志在谈到关于把日本侵华罪证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的问题时指出：

……

要把日本侵华时期的这个万人坑、那个万人坑，南京大屠杀，哈尔滨细菌工厂等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首先要调查有哪些地方，调查清楚后和有关单位联系，从即日起保护起来，然后报请国务院下正式命令，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不引起重视，不保护啊，将来找都找不到。

小平同志讲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一是要批评，二是他们搞满洲建国之碑 我们就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这对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孙后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个万人坑、 那个万人坑” 是指上文所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等地工矿企业的 “万人坑”。从邓力群的指示看，南京大屠杀虽然因为是日本教科书争议的焦点而被单列出来，但当时他还不清楚南京是否有类似“万人坑”的历史遗迹。就在同年12月，南京发现了一处“万人坑”。一些市民在南京江东门处种抛荒地时，挖出了一些尸骨。随后，他们向南京市文化局文物普查办公室反映了这一情况。

次年，根据文化部的指示，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 （简称“文管会”）调查确定了15处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遗址。随后，南京市委宣传部、 文管会等单位举行联合座谈会，决议从这些遗址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一处， 筹建“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罪行展览馆”。文管会推荐江东门“万人坑”处为建馆地点，并建议将该处与原国民党 “中央军人监狱” 遗址，即恽代英烈士殉难纪念场所组合到一起：

该处当时被集体屠杀的有三万多人，现有 “中岛桥”（现称江东桥）、 “万人坑”等遗址。经挖掘，坑内尚明显存有层层尸骨，就是草丛里、菜地上也随处可见遗留了近五十年的白骨……另外，凤凰街北的原国民党 “中央军人监狱”遗址，这里曾残害过很多共产党员及爱国志士，恽代英烈士即在此殉难。在该处建馆，可以统一组合为可分可合的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展览点。

市园林研究所则推荐在地形开阔，有五万多人被屠杀的草鞋峡遗址建馆。两相比较，各单位 “鉴于江东门外方案现存遗址较多，既有实物，又有活见证……易于激发民族精神，便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市委、市政府建议在江东门建馆。“活见证”指能够回忆屠杀情况的幸存者、目睹者，“实物”即“万人坑”的尸骨。这15处集体屠杀遗址，每处都有相关史料和见证人，但当时只有江东门遗址发现了尸骨。

至于原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遗址，文管会曾设想如果条件有限，可以征用军人监狱遗址作为临时展馆，但这个想法在座谈会上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应该区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南京大屠杀被严格限定为前一类，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万人坑”展馆主题形成了对比：

很多同志不同意选在江东门原国民党陆军监狱旧址。认为陆军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恽代英等革命烈士的地方，属于阶级矛盾的问题；而南京大屠杀事件，则是民族矛盾的问题。二者同置于一地，很不协调。大家建议，这个展览馆的馆址可设在江东门大屠杀现场。

不过，纪念主题的转换并没有影响到“万人坑”纪念馆形式语言的变化。虽然“万人坑”记忆的框架已经从阶级转向了民族，但面对历史争议，出于控诉日军战争罪行的需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纪念沿用了尸骨发掘与展示的形式。

1983年下半年，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同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奠基仪式在江东门举行。正式的尸骨挖掘工作则从1984年秋开始，首先挖掘1982年由市民发现的尸骨坑，结果却不太理想，“挖出的全是乱骨，没有完整的尸骨，没有层次”。工作组意识到 “这一情况不能说明建馆于‘万人坑’遗址的依据”，于是开始寻访附近居民指认当年掩埋尸体的位置，然后在一条东西向的壕沟处，发现了二三层垒叠的完整尸骨，有的尸骨的头颅上还有弹孔的痕迹。完整的、堆叠的尸骨可以证明是同期埋葬的，而且“尸骨的头颅一个挨着一个”的场面再现了死者遗体被掩埋时的场景。

由于技术的限制，此次发掘的“万人坑”遗址未能被就地保护，加上保管失当，不同死者不同部位的尸骨当时只能混在一起展出。南京大屠杀除杀戮行为本身的残忍外，非正常的掩埋方式就已足够令观者哀恸不已，而尸骨展柜呈现出的凌乱画面，并不亚于尸骨出土时的场景。在调动观者情绪方面，尸骨作为“控诉武器”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不过，与前述各矿企的“万人坑”相比，江东门“万人坑”没能留下个人的具体信息。前者遇难群体相对确定，且尸骨发掘时间较早，遇害矿工的遗属、工友等尚能回忆起一些具体的遇害者。但在南京，对极个别的集体屠杀幸存者来说，同时遇难的同胞大多陌不相识。比如幸存士兵刘世海回忆，他是和 “ 逃向安徽的那一伙”，在中央军人监狱门前被拦住的；平民张从贵回忆，逃难到江东门一带时，日军将 “我们同行而且互不相识的九个人抓去”；其他目睹者对于死者的模糊印象，则显现在 “难民”“中央军”“老百姓”等不确定的称谓中。尽管历史留下了这样的遗憾，但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主题正是集体的死亡，它以记住加害国的暴行为中心，指向加害者和掩盖者的控诉并不会因此减弱。

1998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挖出了新的遇难者尸骨，馆长立即将这个发现报告给南京市委宣传部，并联系了南京博物馆做现场调查，与第一次发掘时的处理方式相比，此次纪念馆对尸骨发掘的重视程度大为提升。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南京大屠杀记忆唤起的起点，当时官方对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较为低调，12月13日也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纪念日，直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活动才开始常规化，这除有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的促动作用外，也和日本的政治动向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表现出“清算过去”的倾向。如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首相在当选后的第一次答辩会上就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在15日的 “全国阵亡者追悼会”上，细川对亚洲邻国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并表态日本不会再重演战争灾难。结果，自民党在细川讲话的刺激下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 就 “如何总结大东亚战争”开展了一系列研讨会。

南京大屠杀虚构派的“旗手”田中正明曾参加过 “历史研究委员会” 的研讨活动，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尸骨，称它们都是战死的中国士兵的遗骨。名越二荒之助曾把南京大屠杀 “万人坑” 展厅的尸骨的照片用幻灯片的形式呈现给该会会员，肆意为尸骨编造了另一种身份，并称 “ 倘若用同位素作一下检查，当即便可以剥开画皮”。前海军少佐富士信夫则称，“如果用现今的科技手段进行检测（指检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尸骨——引者注），那么马上就会知道它们是不是几十年前的遗骨。如果这样做，那么此前中国声称的观点就将全部不成立”。

比较“历史研究委员会”诸人所述，可以发现，田中正明是以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为虚构之事为理由，否定展出的尸骨属于遇难平民，与南京审判法庭上的谷寿夫狡辩的逻辑几乎完全一致；而名越二荒之助、富士信夫则在弃历史事实于不顾的前提下，直接否认南京、东北等地“万人坑”遇难者尸骨的真实性，并提出了极其不合理的验证法。所谓同位素检测法即碳-14同位素断代法，碳-14的半衰期为5730年，通常用于古生物死亡年代的测定，根本不可能用于检测现代人的尸骨。富士信夫提出了笼统的科学检测法，然而即使如其所言，可以检测出尸骨掩埋的具体年代，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仍可以狡辩说他们是“正常”战死的中国士兵。

尽管这些“尸骨否定论”非常荒谬，但它们还是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而1998年新发现的遇难者尸骨坑，则为纪念馆反驳修正主义者提供了机会。对此，时任纪念馆馆长的朱成山是这样阐释的： 

遗憾的是，这批遗骨（指1984 年发掘的遗骨——引者注）未能原地保护和展示，不仅使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深感遗憾，也给对这段历史的怀疑论者和否定论者留下了口实。

这批次遗骨（指 1998 年发掘的遗骨——引者注）的发现，具有重要的价值：

——发现的遗骨，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属珍贵文物。目前在南京，尚无一处遗骨发掘现场保留，这次发现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性质。

——发现的地点重要，恰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尸骨陈列室旁，弥补了当年建馆时未能保存尸骨现场的不足，如加以发掘和整理，作现场陈列，可与纪念馆的原陈列内容、与尸骨陈列室的展示功能相得益彰，增加了在现遗址建馆的份量，增大了馆内陈列物的可信度和震撼力 

——发现的时机有利，正当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抛出反动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时候，加强有关南京大屠杀内容的宣传，不断展示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证据 是我们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的重要手段。特别应指出的是，有少数日本人妄测纪念馆陈列的遗骨并非遇难同胞之遗骨，而今发掘现场之保存，将使上述怀疑不攻自破。

为了反击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妄言，纪念馆决定弄清尸骨埋葬的年代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保存发掘现场，“对尸骨进行保护和长期永久地保存展示”。于是，纪念馆和南京市博物馆商议决定，组成了 “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同胞遗骨埋葬地考古发掘队”。正式发掘工作从 1998年6月2日开始， 至7月24日完成第一阶段发掘工作，共发掘出35具尸骨。其后，在对发掘现场进行清理、建筑遗址保护工程的过程中，纪念馆又两次发现新的尸骨，并在1998年12月和1999年7、8月，再次组织了发掘。三次发掘一共发现了208具尸骨及遗物若干。

发掘鉴定报告对每一具尸骨都做了编号和描述，描述内容包括遇难者的性别、年龄段、遗骨的位置与特征，以及附近出现的遗物，部分尸骨的描述包括了非正常埋葬的结论，比如：

2号：男性，壮年，头向朝东，胫骨下段以下不存，右侧尸骨、桡骨以下部分骨骼被压在 3 号尸骨之下面，无法清理，其脊椎骨弯曲呈 “ S 形”，下肢侧翻且屈肢，上身右侧卧，尸骨残架长

1.40 米，该遗骨体位特殊，属非正常埋葬。

2号尸骨的照片还重点对准了颅骨，显示除非正常埋葬外，死者还有明显的外伤：

头颅左顶部见一0.8×0.8厘米大小类圆形凹陷性骨裂伴同心圆状线形骨裂。据其形态特征分析为生前受钝器所伤留下的损伤痕迹。

在结论部分，鉴定报告从四个方面论述如何可以认定此处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骨掩埋场所：一是分析现场地形，二是分析尸骨现状，三是分析出土遗物，以上三点都可证明这批尸骨属于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埋葬；第四点论据则来源于史料：有文献记载江东门处发生过屠杀，有大量尸体埋葬于此，且1984年已经在此区域发掘出尸骨。除考古鉴定外，纪念馆还特地使用了其他三种方式证明尸骨的真实性，即法医学鉴定，幸存者现场指证和请南京市公证处公证。

发掘结束后，遗骨掩埋现场被直接改造成展厅，四周是透明的玻璃墙。“根据原封不动地原样展示这批遗骨的需要”，纪念馆 “ 对现场全部遗骨进行编号，其中黄色编号代表儿童遗骨，红色编号代表女性遗骨，蓝色编号代表青壮年人遗骨，黑色编号代表老年和年龄不详者”。现场还配有音像设备，详细介绍发掘过程。同时，纪念馆将反映发掘过程及现场典型遗骨的照片放大，陈列在现场四周的玻璃墙上，出土的遗物也被放在遗址北边的玻璃展柜中。

2007年，纪念馆新建了“万人坑”展厅。展厅入口处，设有简介牌，介绍了发掘和鉴定的情况，强调这批尸骨经过法医学等多方面专家和多种仪器的鉴定。展厅内设有投影机，用于播放尸骨坑发掘过程录像。墙上挂有多个展板，用照片形式展示了尸骨发掘与建设展厅的每一个关键步骤，包括：民工挖出草坪下的尸骨，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开挖探沟、清理尸骨等， 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在现场对“刚出土的骸骨进行法医学鉴定”等，使尸骨鉴定本身成为该展厅除尸骨展示外的另一展览主题。

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现场，遗骨坑四周的玻璃柜被拆除，观众可以在高处无屏障地观看尸骨。尸骨坑上方廊柱上环绕着一排展示灯箱，展示可以反映尸骨堆叠状态的照片，以及一些“典型”尸骨的特写及说明文字。坑内每具尸骨旁都有数字灯标示其编号，观众可以很方便地根据灯箱的提示，将图片与坑内实物对照观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选出来的“典型”都是儿童与成年女性的尸骨。

遗骨坑南侧是“万人坑”遗址表层遇难者遗骸性别、年龄鉴定一览表展板，醒目地展示出此次发掘的尸骨中，非成年男性尸骨占有相当的比例。朱成山总结说，此前田中正明谎称，埋尸记录显示江东门所埋尸骨并无一具妇女或儿童尸骨，所以，“称为‘万人坑’的白骨堆，埋葬的一定是战死的士兵”。朱成山反驳道：“事实并非如此，本次发掘的遗骨年龄跨度大，性别杂乱。……其中，儿童遗骨为32具，占可鉴定年龄遗骨总数的27%；老年人遗骨为12具，占10%。……女性成人遗骨16具，占20%。老人、妇女、儿童不可能是军人，也不可能对日军构成威胁，却遭到了日军屠杀。显然，在‘万人坑’遗址这一铁证面前，田中正明的谬论不值一驳。” 

尸骨有承载死亡符号的价值，是唤起创伤记忆的情感符码，同时也兼具典型证据的作用。但早在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发掘“万人坑”时，检察官就感叹遇难者的尸骨已经“毁腐不堪” “残缺不全”。而在面对谷寿夫的狡辩时，《中央日报》则默认了女性的、非中弹而死的尸骨更有作证的价值。50余年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了反击日本修正主义者荒谬的质疑，同样注意突出女性和儿童的尸骨，且采用技术手段验证尸骨的真实性，并将“证明”本身作为展览的重要主题。来自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记忆暗杀术，似乎导向了对悼念本义的偏离。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 曾将犹太人集中营比喻成“忘却的洞穴”（holes of oblivion），认为它们是“有组织的遗忘”手段的一部分，集中营 “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万人坑”也都可以被视作“忘却的洞穴”，它最根本的恶就在于“非人化”。原本身为普通平民的日本人，在非交战状态下屠杀、虐待中国人时展现出难以想象的残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异化了中国人，以机械的方式屠戮、虐待被剥夺了人性的对象，而当受害者被集体掩埋或弃置在“万人坑”后，个体的身份也伴随死亡而消失。修正主义者却刻意无视这一事实，纯粹纠缠于经验层面，用细节的缺失否认受害者的存在，明显有悖于伦理，是对受害者的再次“非人化”。须知，历史表象只能非常有限地反映过去，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否认它的真实性，因为在审视特殊历史灾难的表象时，传统的客观性标准有着严重的局限。灾难证据的缺陷如不能从认知层面被完全解决，就应诉诸伦理。世人向遇难者亏欠的伦理责任，并不是再现战争的细节，而是确保罪恶永远会被记住。1938年1月，身处南京的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 - 1950）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位士兵的死亡，这段记录或可以作为所有“万人坑”遇难者的写照——尽管后人难以知道死者的姓名，但导致他死亡的这场灾难将永远留在世人的记忆中：

我在这本日记里多次写到一名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捆绑在一张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横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没有掩埋。我对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请求他们派人或是准许我进行掩埋，至今仍没有结果。……既然我为安葬这具可怜的尸体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结果，我只好作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死了，但他的尸体将永远留在这个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