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李里峰主编：《新史学》第十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注释从略。

1785年，继位已有十年的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出发，前往诺曼底地区的瑟堡（Cherbourg），为刚刚落成的一项大型军事工程剪彩。一份当时的记录显示，年轻的国王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在乌当（Houdan），国王的到来引起了骚动和好奇，一个要养活十二个孩子的妇人跪求国王的帮助，热泪盈眶地赞颂这位“好国王”（un bon roi）；在莱格勒（l’Aigle），人们像拥抱父亲一样簇拥着国王；在法莱斯（Falaise），五十个身着白色与粉色服饰的年轻女孩们组成了仪仗队伍，欢迎国王的入城，鲜花盖满了王室的马车；在阿尔库尔（Harcourt），国王离开的那一刻，现场成了泪的海洋，路易十六不得不出面安抚人们，让他们放慢急于靠近马车的脚步。这场短途旅行的高潮时刻在终点的瑟堡，档案的作者详细记录了剪彩当天的全程，人们的热情和对国王的热爱让路易十六深感满意，国王视察了由“爱国者”舰（le Patriote）和护卫舰、补给舰、巡航舰等组成的舰队，皇家乐队还演奏了以爱国者为主题的乐曲。

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王室旅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安排。对于统治者而言，既可以直观地了解他的国家，发现统治的问题，控制地方官僚，又能够在各种入城与接受觐见的仪式中展示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项传统的历史源头是法兰克时代就有的领主巡游，它代表了一种流动法庭和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的补救与和平的维系。到了16世纪以后，随着绝对王权与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兴起，这种巡游传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愈加中央集权的宫廷政府不再需要惯例性的巡游，而是转变为不定期的王室旅行，要么是专为某一特定事项而实施，要么是通过盛大的场景与仪式来展示一种新的统治理念与生活方式，缓和中央集权过程中官方与民间所产生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在舆论文化上，王室通过旅行了解故土空间与社会治理的现状细节，不仅促成了相关文字与图像记述的传播和阅读，而且与新航路开辟之后兴起的海外探索与科学考察旅行遥相呼应。18世纪中期以后，整个社会普遍出现了认识国家、了解欧洲、探索世界的大众旅游风尚。

 在学术界，围绕近代法国和欧洲旅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的社会文化领域，而探讨王室旅行这种特定历史现象的成果并不多。20世纪中期以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等人曾经将施行神迹的加冕之旅作为考察英法两国王权文化的窗口，此后也出现了一批围绕国王旅行的个案研究。不过，这些关于早期王权政治文化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通常侧重于旅行现象中的事件、地点与人物的叙述，过于聚焦微观层面的制度、组织和仪式，以至于忽略了王权转型与绝对主义国家建设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二是在材料方面过度依赖于历史性的文本，而对版画、地图、小册子等印刷物参考不多，后者恰恰是我们把握近代早期旅行者们“意象世界”的一类关键性媒介。

在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看来，作为一种“经验与逻辑之上的形象综合”，“意象”（imaginaire）和语言文字一样，培育和建构了虚实之间的思维景观。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除了历史档案与游记文本，近代早期大量出版的版画、图像与地图集等，也进一步促成了新的空间观念、地理认知与旅行文化。新航路开辟后，在巴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资讯信息集散的中心城市，人们热衷于阅读各种游记与地图，并用其寻求实现经济、社会与政治上的许多目标。这些文字与图像媒介成为旅行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不仅被置于一种人、物、财产、要素的流通环境中，而且成为调节人与空间及其所处政治社会的技术手段。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记述旅行的文本及图像都折射了16世纪以后的一个重要转型：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1699年，费内隆为路易十五写作的启蒙读物《泰勒马克历险记》就配有最新的精确地图；1788年出版的《法兰西道路指南》中，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大众游客的王国旅行地图。因此，本文将在新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选取近代早期法国王室的两次旅行为案例，从过程及媒介载体（文本和图像）的视角探讨绝对主义的空间表象及其治理义涵。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随着地理大发现与外部探索的推进，除了“海外游记”“幸福之旅”“实景录”等畅销书籍以外，还有一类重要的写作主题是“国王之旅”（voyage du roi）。通常，王室会资助出版一些篇幅简短、立场鲜明的印刷品，以即时汇报的方式记录和宣传国王一路的行程与事项，而对公众而言，它们则是简短、易懂又非常便宜的读物。在亨利二世时期（1519-1559），老费内隆的一本小册子就报道了国王在1554年低地国家的游历情况。到了路易十四时期，为了全面呈现宫廷的各类生活，王室通过资助御用文人、学术机构（如法兰西学院）与出版社的形式，不间断地推出各种记述王室旅行的小册子，篇幅大都控制在12页以内。1651年，巴黎一本名为《国王之行记述》的小册子记录了前往贝里地区的欧比尼（Aubigny），以驱散此地反叛贵族与亲王的行动。1662年底，里昂的雅克·奥利耶书店出版了《国王的敦刻尔克之行》，记述的是法国从英国方面购买了敦刻尔克后，国王于12月2日进入此城的场景。1668年，塞巴斯蒂安·马布尔-克朗姆瓦西（Sébastien Mabre-Cramoisy）书店出版了《论国王的弗朗什-孔泰之行》。1680年8月7日，卢浮宫内的通讯处（Bureau d’Adresse）发表了《国王佛朗德之行日志》，描写的是国王视察北部佛朗德战区的情形。

在众多小册子的记述中，两次比较长的旅行是查理九世1564年的环游法兰西之行以及路易十四1659年的南方之行。前者为期829天，停留196个地方，行程约3628公里；后者为期13个月，停留95个地方，行程约3200公里。作为法国封建时代与绝对主义两种王权的典型，考察这两次国王之行，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王权文化与治理艺术的前后变化，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本和图像媒介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作用。

（一）关于旅行的时间纪事

从出发伊始，关于国王之行的记述就同时成为了一本日历，“就像今日取代昨日”。1564年，查理九世的法兰西之行起点在巴黎，1月24日出发；终点在巴黎的圣奥诺雷郊区（Faubourg Saint-Honoré），1566年5月1日到达；阿贝尔·胡安的文本描述简单，按照时间和里程的顺序依次记述了国王的行程与停留，829天的行程中，有201天是在赶路，628天是停留各地。在整个停留时间所呈现的平均分布中，有13个地点是停留超过两周以上，通常是重要的中心城市，其余绝大部分经停保持在“一日四地”（1 jour sur 4）的节奏上，这同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巡游欧洲的节奏是一样的。在巡视的时间安排上，尽管不能排除国王生病一类的突发事件，但大抵的时间安排都是保持着随意游历与确保政治目标之间一种最低限度的平衡。这个政治目标在1560年代集中表现为对王国的各地的控制上，在阿贝尔·胡安的描述中，此时的法国正处于“1562-1563年的上帝惩罚”（第一次宗教战争）之下，国王此行是为了视察王国内的众多地区和省份，“为了认识他忠诚而良善的臣民，也为了使他们认识国王，这对国家的造就与臣民的服从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

1659年路易十四的南方之行始于7月28日，红衣主教马扎然从巴黎出发之后，宫廷便开始准备国王的行程。相较于胡安的文本，柯莱特的记述显然要详细得多，具体内容从7月份开始，出发前国王分别会见了葡萄牙、英国大使以及朗格多克、特鲁瓦（Troyes）的代表，并先后于16和23日两次向巴黎市政厅发表训话；王太后则在7月3日左右前往圣宠谷教堂（Église du Val-de-Grâce）祈福即将到来的王室大婚与和平谈判。7月28日，国王、王太后、王弟以及整个宫廷从枫丹白露宫出发，10月14日到达南部城市图卢兹。宫廷在图卢兹一直停留到年底的12月27日，1660年1月5日停留蒙彼利埃（Montpellier），在继续了半年的南方之行后5月1日到达西南部城市巴约纳，并准备六月的边境宣誓与王室大婚。回程从6月15日开始，8月26日进入巴黎。在时间安排上，路易十四一行的“仪式性平衡”要少许多，一方面“一日四地”的情况少了许多，大多数市镇都是停留1-2日，停留较多的大城市分别是枫丹白露（28天）、波尔多（18天）、图卢兹（74天）、圣-让-德-吕兹（37天）；另一方面，形成节奏相对自由了许多，国王一行往往会参加当地的节日庆典，体验一些地方性的娱乐活动。例如8月14日在桑特（Sainte）市恰逢圣母升天节，王室一行被当作从天而降的天使而欢迎；12月4日，国王一行观看了图卢兹剧院由耶稣会士们排演的戏剧《和平送来被俘获的金色时代》（Le Siecle d’Or captif, deliver par la Paix）。

（二）路线选择的政治意图

除去新增加的土地之外，1564与1659年的两次国王之行整体所涉及的区域整体在范围上都包括了其时王国领土的绝大部分，但重点又都是边境地区。查理九世一行巡视了除西北边境以外的所有边境地区，而路易十四则重点巡视了东南与西南地区，里昂、特鲁瓦等东部和东北地区并没有触及。线路上，1564年查理九世先从巴黎出发，沿着东北部边境南下，在里昂地区沿着罗讷河（Rhône）到达东南边境，此后顺着地中海沿岸地区向西，1565年2月1日，国王一行到达图卢兹。之后，王室从图卢兹到达波尔多，并向下巡视西南部城市巴约纳和圣-让-德-吕兹，而后继续北上至西部海岸城市拉罗谢尔（La Rochelle）和南特（Nantes），最后穿过中部地区，在克莱蒙（Clermont）之后折返北上回到巴黎。1659年路易十四从枫丹白露宫出发，直接南下至西南部城市波尔多，随后向东南方向经图卢兹（1659年10月14日）之后巡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并于1660年4月20日重新返回图卢兹。此后向西南边境的巴约纳出发，并在圣-让-德-吕兹举行了路易十四与玛丽·特蕾莎的大婚。大婚之后，王室直接向北返回，除了波尔多和少数几个市镇之外，大都选择了新的线路，在西部海岸小作停留之后，穿过中部平原直接回到巴黎。

从行程安排与实际停留的站点来看，查理九世的巡视区域包括塞纳河流域、卢瓦尔河流域以及香槟地区三个，路易十四仅仅考察了西南部的加斯科涅地区与南部地中海沿岸。当然，两次国王之行的重点都是南方，考虑到绝大部分时间王室都驻扎在北方，国王对空间的绝对掌控也仅仅局限于巴黎及其周边地带，对南部巡视与停留无疑是有助于弥补这种空间掌控上的能力不足的。路易十四每到重要站点，当地与周边地区的贵族、教士与城市代表都要前往觐见，撇去事务性的问题发现和解决，单是仪式上的觐见就体现了以停留城市为中心的，王权对空间的控制“临时强化”。例如1659年8月16日，国王一行到达市镇容扎克（Jonzac），当地及周边城镇的代表就都必须前来迎接；9月9日-10日，停留在波尔多的国王借接见了来自埃克斯（Aix）、蒙托邦（Montauban）、塔尔塔斯（Tartas）、巴扎斯（Bazas）等城市和其他地方的代表，“感谢国王的恩赐，用宣誓来表明他们的城市将如何一直全心全意地效忠国王，以及他们如何期待伟大和平将来不远的数月所给他们带来的欢乐。”

然而，尽管两次旅行都体现了对地方控制的强化，但采用了不同的站点选择与视察形式，这也反映了16与17世纪法国王权统治的议题转移。1565年9月14日，查理九世一行进入新教城市拉罗谢尔，视察的是全副武装的城内各团体，然后停留了三天。对于统治者而言，此时的新教城市已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国中之国”，所以一直到黎塞留主政的前期，“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一个重点就是解决新教徒叛乱以及解除南方的新教城市武装。1659年，路易十四的行程中的平叛因素就弱化了许多，相反，外部战争与防御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在国王停留的95个地点中，除了布卢瓦（Blois）、沙泰勒罗（Châtellerault）、普瓦捷（Poitiers）、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尼姆（Nîmes）、阿尔勒、埃克斯、马赛（Marseille）、巴约纳等重要城市之外，路易十四还专程视察了负责边境防卫的众多要塞与城堡。比如在到达波尔多之前，国王在8月17日就到访了小城布莱（Blaye），18日视察了城防堡垒以及大炮、炮兵部队的配备情况。

（三）围绕王权的空间话语建构

1564与1659年的两次旅行能在多大程度上能认识和了解法兰西王国？这恐怕是记述文本所无法展现出来的，胡安关于查理九世巡游的记述相对简单，而柯莱特对路易十四南方之行的描述也多半停留在向公众传达王室行程与公开活动，实际上所能获得的关于王国实际状况的信息并不多。然而，“认识这个王国”是国王一行的目标，并不是我们研究的内容，但是通过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我们却可以重新思考王权希望向公众舆论传达的信息。

国王作为主权者，两次旅行当中都进行了充分的权力展示。正如拉罗谢尔城入城式上的国王画像一样，国王的形象就是法兰西的形象，而王室在进入一座城市之后，通常用一些意象型的再现方式加以强调，突出国王与领土空间的一体关系。首先，关于国王的样貌。很少有记录可以纪实性地描述国王的面孔，相反，对国王相貌的描述更多停留在完美的价值层面，所罗门、圣路易、太阳等描述意味着国王是没有“脸”的，他只有主权者面孔，而绝对主义将王国投射到了这副面孔上。所以我们在两份国王之行的记述中都看不到关于国王样貌体征的描述，但却时刻彰显着以国王为核心的王室形象。例如1564年12月7日，查理九世进入罗讷河口小城塔拉斯孔(Tarascon)时，入城式国王的肖像画下面就写着：“风华正茂的年纪，冉冉升起的权力，整个世界之球将置于他手。而双手之间，如我们所想见，是他王权面孔的轮廓与再现。”

当然，王权的形象同时也会借助空间性的媒介去展现。在路易九世的行程中，各地入城式的门柱和基座上大都题有歌颂国王的文字，但也反映了宗教战争环境下各地对武力与和平的态度。例如1564年特鲁瓦（Troyes）入城式的门上就有一个帕拉斯（Pallas）女神像，下面写着：“宁静的和平必将战争的恐怖”，整个城门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纪念1564年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协议。1659年路易十四的南方之行更是充满着对和平的期待，柯莱特在小册子的开篇就说：“没有什么能比战争更为不幸的了，也没有什么能比和平更为幸福的了”。在第三个文本中，他则指出：“国王是活着的上帝形象，在他的国度里他需要像社团头目、一家之主一样；是他让国家通过神圣的联结作为统一体而生存，所有部分都在这唯一头首的主权（souveraineté）之下，他确保自身存续的同时更是同各部分的利益紧密相关。”

所以，宗教意象与象征空间同样构成了1564和1659年两次国王之行的重要表现形式。首先，国王一行停留时，居住地有很大一部分是教堂和修道院，即便是不停留在这类地方，旅行当中的一项定期活动是前往当地的教堂做弥撒。其次，除去这些常规性的宗教活动，柯莱特的记述中，国王所到之处大都会参加当地的宗教节日庆典，唱《颂主歌》。比如8月25日停留波尔多期间，正好是圣路易节，国王参加了当天的公众集会与庆典活动。当然，节日本身就是一种塑造王室想象的载体，绝对君主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实际上通过出席这些宗教活动将一种关于“法兰西”的空间想象同自身结合起来。在旅行的路线选择上，也会有意增加一些著名的宗教城市，例如查理九世经过了著名的宗教城市阿维尼翁，此时还是教皇国的领地；路易十四在普瓦捷时，专门到访了圣拉德贡德（Saint Radegonde）的墓，后者曾是法兰克人的王后，克洛泰尔一世（Clotaire Ier）的妻子。从中世纪开始，法国王室就十分信奉圣拉德贡德，而普瓦捷的圣十字修道院（abbaye Sainte-Croix de Poitiers）也成为了王室和平民朝圣的地点。

在法国，入城式（entrée de ville）这一政治传统大概在1510-1520年就已确定下来，它通过一套仪式流程与图像展示来营造臣属对王权的一致认同，并且构成了16世纪以后王室的一种新政治文化。在旅行的过程中，“进入城市”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了权力与空间的结合。一是王国领土的巡视通常要以重要城市为行程的节点，一座大型城市的停驻时间更长，国王在此所进行的仪式与活动也相对更多。二是入城式通常是国王对一座城市及其领地的宣示主权的过程，尽管国王可能先行进入城市，但入城式才是一座城市真正接受国王的标志，它在空间与仪式上会展现出一系列的元素，而这些元素所折射的是王权与城市的关系及其变化。1564-1566与1569-1660年的国王之行都是以入城式为叙述主体的，尤其是在阿贝尔·胡安的记述中，国王的入城式成为整个记述的基本结构之一，而1660年巴黎的卢瓦松书店专门更是以“巴黎入城式”为专题出版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向民众介绍1660年8月国王和新王后进入巴黎时的盛况。对罗伯特·达恩顿而言，借助入城式可以发掘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与市民文化，但对于王室巡游而言，入城式的举行首要不是展现市民生活，而是了解一座城市的基本政治形态和它同王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因此，关于入城式的记述也不是要梳理城市空间，而是要将城市作为王国领土空间的一部分纳入叙事，并且通过文字阅读与视觉表象的多元媒介使这种印象反复强化。

我们不妨以1659-1660年路易十四的南方之行为例。第一，1660年卢瓦松书店推出了13本小册子描述了国王一行进入巴黎时的情景，全程记录了这一重大仪式流程中的所有文字、图像与场景。第二，1662年由巴黎市政厅命令后期整理和编辑出版了《法兰西与纳瓦尔国王路易十四及其王后奥地利的玛丽·特蕾莎在巴黎的凯旋入城式》，相较于卢瓦松版本的简短和零散，这个官方版本采取了图文结合的形式，详细地说明了巴黎的城市空间安排与入城式中社会结构与政治构成。第三，“国王的入城式”通常是版画商们热衷印制的一类图像主题，在1666年马罗尔（Michel de Marolles）汇编的《凹版画与图册目录》中，“凯旋、入城时的盛况与队伍”是收录版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本质上，入城式的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旅行过程中反复操演的政治仪式，并且通过文本与图像的出版物得以传播和重构，而在上述两份1660年巴黎入城式的文本记录中，所出现的图像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国王与王室成员的肖像画；第二类是城市建筑的图画；第三类是描述入城场景与游行队伍的画面。尤其是1662年巴黎市政厅版的记述中，版画图像大都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让我们得以充分理解入城式在整个巴黎所营造的空间意象与政治氛围。

首先，国王的肖像画往往是各地入城式上常常出现的象征物之一。1660与1662年的两个文本中都出现了国王的肖像，前者出现在封面当中，后者则是一幅分辨率很高的肖像画，边框上写着“上帝恩赐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更值得注意的是1662年文本封面扉页的一幅版画（图一），画面中在王室陪同下端坐在华盖下的御座上，跪在其脚下的是巴黎市的八位代表，包括巴黎商会总长（Alexandre de Seve）、审计总长（Pierre de la Mouche）、市议员（Jean Belissant）、高等法院法官（Jean de Monher）、总税务官（Eustache de Fauerolles）、检察总长（Simon Pietre）、公证员（Martin le Maire）以及市税务官（Nicolas Boucot），这大概是进入城门前，巴黎市表示对王室的效忠和欢迎。对于凯旋门上历代国王肖像画而言，理想效果是要达到“只需一眼，便可以感受到其面庞的丰富与可爱轮廓，你会忍不住再去看，像是要用尽全力来发掘其后的奥秘一样。”但实际上又要在准确描绘物理特征与展现其至上高贵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即“通过可见的来隐喻不可见的”。

其次，入城式建筑上的浮雕图像通常也是延续这一做法，描绘和展现王权的荣耀以及国王的功绩。1660年国王进入巴黎的圣安东凯旋门上方，居中是给国王和王后的献词，两边分别是带有装饰的太阳和月亮，下方共有三道拱门，两侧拱门之上是绘有国王与王后乘坐战车的浮雕（见图二）。国王的车上是被俘获的战神马尔斯（Mars），下面写着：“在这位国王征服整个大地之后，就只剩下战神了”；王后画面下写着：“特蕾莎眼中的凯旋只有一种，那就是一位连神都能战胜的国王”。凯旋门的顶部站立着六位代表快乐、服从、忠诚、感恩、协和与坚定的女性雕像。圣安东门是巴黎原有的城门，市政厅在其上覆盖了挂毯画（tapisserie），中见居上的一幅是前文图一所说的巴黎市八位代表跪拜路易十四的另一个版本，国王端坐在御座之上，头顶的手捧号角的女神是王后，挂毯下面是块3米9长的大理石浮雕，上面有题为《献给和平赐予者路易》的鎏金铭文，内容如下：

虔诚、荣幸、伟大的祖国之父，在和平与战争中确定王国的边界之后凯旋而归。同西班牙的和平，与奥地利的玛丽·特蕾莎的联姻，双重联盟为我们带来安宁的日子和共同的欢乐。巴黎的商会总长、市政厅与布尔乔亚特地以此建筑来表达他们对这位好国王的喜悦、热爱与信仰。

此外，铭文下面还有两幅反应国王1659年南方之行与边境谈判的地图（见图三）。左边一幅是马背视角的毕达索阿河地图，右边是毕达索阿入海口的地图，一边是西班牙的城市洪达日比亚（Hondarribia），一边是法国的城市昂代（Hendaye）。除了用于再现1659年法-西和谈的政治成就之外，两幅地图向巴黎民众展现了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形。入城式建筑上的浮雕与挂毯画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传统的王权“神圣化”所表现的象征图画，包括主权的象征物、神话人物、宗教装饰等等，都是使主权者神圣化与中央集权合法化的一部分。一种则是更偏叙事性而非宣传性的图画，它们试图展示国王治下的社会生活景象，表现其世俗统治上的合理场景。这尤其到路易十四后期最为明显，反映了一种“统治艺术的世俗化趋势”。路易十四在17世纪末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王权的荣耀同王国的统治存在着差距，对治理问题的重视也逐渐使得权力在制造神话的同时开始注意“治理术”的问题。

最后，符号、图像与建筑等作为一种政治表象，实际为我们构筑了一种绝对主义权力统治的空间隐喻，而依托于这些视觉出版物，对照1662年文本中所记述的巴黎市政厅为整个入城式所修缮和装饰的建筑，我们可以大概模拟出入城式的行进路线与空间布局。

早晨6点，国王一行从万森城堡出发，前往巴黎城外的圣安东郊区；与此同时，教士、大学、商会、官员与高等法院的各自集结，向圣安东门汇集；8点，游行队伍中的各团体依次在圣安东郊区的御座台觐见王室，而后从御座台出发。第一道门是圣安东郊区尽头的第一凯旋门（Premier Arc de Triomphe），共有三道拱门，中间拱门上方是路易十四的半神塑像，门的顶端立着六位女神（见图二）。穿过护城河上的桥，队伍经过的第二道门是桥上的石拱门（Arc de pierre），只有一道拱门和两扇小门，拱门上方同样有路易十四的半神塑像。经过石拱门之后的第三道门是巴黎的圣安东门，市政厅对原有门进行了装饰（见图三）。游行队伍从圣安东门进入巴黎，沿着圣安东街（Rue de Saint Antoine）前进，在圣热尔万喷泉（Fontaine de Saint Gervais）的十字路口处穿过第四道拱门。这是一道高13米的山峰型单拱门，仿造希腊神话中的帕纳斯山，上面顶部栽满了月桂树，有九位缪斯女神，象征国王对科学与艺术的庇护。下方拱门的支柱是两棵巨大的棕榈树，门的上方是国王与王后侧面画像。游行队伍经过的第五个地点是布韦酒店（l’Hôtel de Beauvais），王太后等人在此等候。第六个地点的巴黎市政厅，然后继续向前穿过圣母桥（Pont de Notre Dame）的凯旋门，过桥后到达塞纳河中心的西岱岛。在河心岛继续穿过新市场（marché neuf）凯旋门后，到达太子妃广场（Place Dauphine），这是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后一站。

如果撇开王权所试图塑造的意识形态因素，单纯从入城式的城市空间来看的话，城门与通道是整个入城式中最重要的空间元素。尤其是此时的巴黎作为整个王国的首都城市，其开放性的特征折射了17世纪绝对主义国家建设中的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作为中央集权象征的首都建设；二是城市空间从封闭到开放，成为王国内部流通的关卡而不是封闭的堡垒。这就涉及到了福柯所说的“领土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du territoire），本质上是将王国的全部领土变成一个大城市，“以便领土能够得到像一个城市那样的设置，以城市为模板来管理”。所以才有了“路易十四希望所有城市所有法官都建立像巴黎那样的公共管理”这样的说法，这实际上构成了领土国家的空间治理问题。

从1564到1659，王室一行在旅途过程中，大概有多种获得道路讯息的方式：可以通过言语交谈来求助，可以查询书籍文本去解惑，也可以索性直接一点——查看地图，通过这种视觉产品来“掌握”整个王国的道路轮廓与地理版图。在传播学中，地图就是一种媒介，不但提供信息知识，而且塑造并控制着人的行动及意识，与此同时，图像的呈现往往也是有选择性的，从中世纪的大教堂，新航路上的海港，到王国内部的城市、要塞、领地、飞地等等，地图都可以予以反映，却也能够保持沉默、隐瞒甚至是屏蔽，这无疑同绝对主义王权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地图是人们通过旅行来了解空间的重要指南。15世纪以后，由于成本低廉、效率更高的蚀刻版画工艺得到了推广，航海、探险与旅行的公共潮流不仅得益于地理文献与游记文学的畅销，图片（image）、版画（estampe）、地图（carte）与地图集（atlas）等视觉出版物等同样构成了知识传播与行动指引的媒介。因此，依据朝圣、航海、行军打仗与环球漫游等不同的旅行类型，欧洲出现了大量相关的新地图产品。比如1495年意大利战争期间雅克·西诺（Jacques Signot）为法军前进绘制了意大利地图（La carte d’Italie）；1552年塞巴斯蒂安·缪斯特（Sebastian Münster）出版了《环球志》；1665和1677年，皮埃尔·杜瓦尔（Pierre DuVal）两个版本的旅行路线地图集则收录了古代旅行、宗教朝圣、航海探险的众多地图，甚至参考了荷兰人约翰·尼霍夫（Joan Nieuhof）1655-1657年出访中国的记录，绘制了新的中国地图。

对于王室旅行而言，17世纪宫廷出现的“国王地理学家”（géographe du roi）除了负责教学，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为国王准备巡游中的道路指南。一方面，许多原本用于旅行的地图往往会作为道路、邮政、经济信息指南而出版。比如1632年，路易十三的制图师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绘制的《法兰西邮政地图》（Carte géographique des postes）就包含了全法国的道路、驿站及哨口的信息，还标明了沿途的主要城市（图四）。另一方面，宫廷制图师也会专为王室的某一次旅行而创作新图。1723年，路易-皮埃尔·都德（Louis-Pierre Daudet）为路易十五1724年旅行绘制了《凡尔赛到枫丹白露道路地图》（Partie et plan figuratif du chemin de Versailles à Fontainebleau），1728年则出版了他为国王1722年北方之行而绘制的《巴黎到贡比涅与苏瓦松不同道路地图》（Carte des différentes routes de Paris à Compiègne, de Compiègne à Soissons，图五）。随着18世纪大众旅行潮流的兴起，这些“路线地图”（cartes routières）逐渐从官方传播到民间，成为普通读者手中的必备的旅行参考。

倘若仔细分析这些17-18世纪地图指南的内容细节，除了在道路的尺寸、方向与距离的标识上更加详细和准确外，我们也能发现它们在绘制理念与方法上与16世纪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反映出一种观察和理解国土空间的新视角。首先，在制作工艺上，用于方向导航的道路、交通地图逐渐从传统资料基础上的手绘向科学观测数据中的几何测绘转变。其次，在空间信息的呈现上，作为背景的地图逐渐增加了城市、路线之外更加丰富而精细的内容，比如山脉、河流、森林、湖泊、矿产、牧场以及可耕种土地等等，这实际上呼应了路易十四时期启动的国土调查与统计计划。最后，众多邮政、道路与旅行地图往往会附上王国内部重要城市的平面地图，这突出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治理事项，这些治理过程往往会采用了最新的科学知识与工程技术，进而在技术与理性层面实现对领土的整治。

这其中与王室旅行密切相关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路政”权争夺。在传统时代，对王国内交通要道以及领地的道路、广场、市镇与城市的管理属于“高级司法”（haute justice）的内容。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地方贵族与领主时常因为修路问题同中央路政系统发生矛盾，领主们认为路权属于领地司法权的一部分，属于教会的部分也应由各个主教区来管理。这遭到了宫廷的强烈反对，1705年，担任巴黎地区警长的尼古拉斯·德拉玛尔（Nicolas de La Mare）发表了《论治理》（Traité de la police）一书，在第四卷中就谈及了这一问题：

对公共领地发布敕令、规则并加以执行，这是主权性权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仰赖于对整个王国的统一治理（la Police générale）。尽管道路与街道都不是属人的财产，所以可能不同于王室的产业权利，但绝大多数学者仍将路政权视为王室权利的一部分。因为即便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使用和通行，国王仅仅是负责看护和管理，但它也属于主权中的特权（Jure Corona），赋予其管理使用的权利。因而我们可以定论说国王是法兰西唯一的路政主人，只有他才有权制定和执行关于道路的通行规则。

1730年以后，作为路易十五的财政与建造总监（directeur général des Bâtiments），菲利贝尔·奥利（Philibert Orry）同时也担任了路桥总监（Directeur général des Ponts et Chaussées），他在1738年发表了《道路修缮总体指导》（Mémoire instructif sur la réparation des Chemins）作为整个王国道路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文中说：“公共道路的修缮已经成为一项国家事务（affaire d’État），其实现方式同产生效益一样重要，更关键的是要在确保成功的原则上形成一种良善治理，防止武断行动所带来的问题。”

奥利道路修缮工程的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工程的实施配以详细绘制的地图，一旦一段道路决定修缮，工程师必须在此之前绘制好地图。他一方面规定了具体路段地图绘制的规格、用料与技术标准，另一方面要求绘制各个行政区的整体道路地图，包括大道、主路、河流、山丘，要用图例标明城镇、市镇、村庄、小村子以及森林。1744年后，丹尼尔-查尔斯·特律代纳（Daniel-Charles Trudaine）接任路桥总监，继续推进奥利的道路修缮与地图绘制计划，1747年，第一部《阿朗松政区主要道路地图》（Plans des principaux chemins de la généralité d’Alençon）率先完成，到1770年代，尽管整个工程未能全部完成，但已经完成了王国8个行政区的道路地图绘制，留下了65卷本共3100张地图。在旧制度时期，特律代纳地图堪称工程师制图的巅峰，其副产品——1746年皇家路桥学院的成立更是为制图工程提供了更为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制图与测绘开始成为一项系统的教育行业。

作为近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在权力的统治范围内建立一种空间性的“王权垄断”（monopole monarchique），不仅需要获得贵族和各地势力的宣誓与效忠，还要在内部保持和推广一种统一的秩序架构。王室巡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确保各地这种新型制度设计的接受与服从，1564年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为国王安排此次旅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让他所经过的所有地区都能清楚的领会王室的意图，并且表明，国王不再是可以随意用借口糊弄或是肆意违背的人了。”宗教战争（1562-1598）以后，一种超越了地域与教派、作为共同体的“祖国”意识开始逐渐萌发，而国王作为“祖国之父”（père de la patrie）已经成为王室试图广泛传播的政治信条。在现实层面，此时的法兰西王国开始逐渐摆脱犬牙交错、交叠重合的空间状态，转向统一领土基础上的国土治理与央地关系整合了，这也正是1659年路易十四南方之行的重要主题。在柯莱特的小册子中，作者记录了法国与西班牙的领土谈判过程，而为了准备这场谈判，双方提前耗资在两边各自修建桥梁和房屋，为的就是将地点放在毕达索阿河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小册子说：“好奇者可以通过印制的地图来观察这个毕达索阿河中的岛，这条河也叫丹岱河（Danday），这一点我不需作过多描述，因为这条河构成了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的界标（borne），一直延续到洪达日比亚与昂代城之间的入海口。”

然而，无论是在1564还是1659年，王室旅行始终要面对王国内部行政区划的复杂性。一方面，旧制度下原本就存在诸多封建制所制造的领地、自由城市与飞地；另一方面，法兰西王国的扩张与发展在王国领域内留下了许多制度性遗产，同一领土空间之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政治区划和等级结构，这构成了领土治理与统一地图绘制的障碍。因此，尽管18世纪的统治者不再需要依赖传统巡游来实现对国家的掌控，但也并非如丹尼尔·罗什所说，“仅限于某些特定的具体目的”，相反，认识这个王国在18世纪成为了法国的统治者和社会公众普遍共有的一种愿望，这才有了官方与民间的旅行风尚，而在此过程中，地图显然构成了国家进行空间测算与行政控制的主要手段，也是人们理解现实世界与王国领土的主要参考。例如在1722年路易十五的北方之行中，国王每至一处高地便命令随从拿来地图，一边比对着实际的地形空间，一边向臣属们展示这种权力统治工具的实践价值。显然，随着绝对主义国家建设的推进，王室巡游发展出了新的时代特征，并且围绕着王权的转型衍生出不同于以往的旅行文化，它在现实中呼应了治理层面的新需求。

首先是探索空间的科学之旅。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试图将新兴科学及其知识生产纳入到王权的统治之下。1668年5月23日，皇家科学院的记录显示，国王希望科学院绘制一幅比现有地图更为准确的法兰西地图，由科学院来自行决定如何完成这一计划。30日，科学院的例行会议上邀请了宫廷的国王地理学家纪尧姆·桑松列出席，会上首先决定“先绘制一幅巴黎及周边地区地图，以尝试和确定具体的绘制方法”，同时决定了前期工具的准备工作。于是乎，王室旅行的主要议题逐渐向全国性的调查统计与系统制图转移，而由王室资助的学术机构与科学团体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更多专业性的测绘旅行。在法国国内，1682年开始的卡西尼计划先后组织了大量的科学家与工程测绘人员，他们前往全国各地选定的地点，采用最新的三角测量法观测经纬度数据，绘制新的法兰西地图。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 王室通过资助航海船队、探险家、耶稣会等，将这种调查统计项目加以扩展，用1685年前往中国的塔夏尔（Guy Tachard）话说：“国王自成立巴黎皇家科学院后，致力于发展王国的科学与艺术，派遣博学之士前往外国观测，从而修正地图、发展航海和天文事业。”

其次是国土整治的调研之旅。17世纪后期，绝对主义行政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就是重振混乱不堪的王室产业，或者称“整治领土”（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而国土的测量与制图在此过程之中又十分关键。1655年3月，王室就对巴黎地区发布赦令，设立新的总督职位，负责对属于皇家权利（Droits de la Couronne）的地籍文件的制作。1656、1657和1658年，王室接连发布命令，试图将这种巴黎地区的模式推广到全国。此举意在将王国范围内的所有相关产业统一整合，“整个王国的所有土地都直接而统一地归国王所有，王国领域内的贵族或农民的无领主之地，依据1629年敕令都应归于王权之下。” 1663年科尔贝上台后的第一步举措就是要求各地向中央政府汇报土地、森林等产业情况，并附上相关地籍地图，同时派遣大量的王室专员奔赴各地进行调研。这一背景之下，大量的行政人员前往各地，调查和确定土地、建筑、森林、湖泊、遗产、权利的所有产业的具体边界，通过一种治理与司法技术的手段来完善国王对领土空间的垄断机制。

最后是城市治理的总结与推广之旅。1705年德拉玛尔《论治理》的第一卷中就附有8幅巴黎的城市地图，说明了它在不同时期的扩张状况与行政区划。在第二卷中，作者收录了巴黎高等法院于1671年8月12日登记的一项1665年的王室敕令，指出“政府所新修建筑、房屋、商店和摊铺都需要自行同土地所有者商谈而非强迫，但遇到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时需要由法院来裁定，这其中情况下就需要准备由建筑师绘制并签名的建筑物地图和平面图。”诚然，作者附上地图与说明意在试图强调巴黎的城市区划与治理模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在王室的旅行过程中可以向全国推广，实现城市的“领土化”，抑或说，领土的“城市化”。正如1758年，法国中部帕利斯市镇的典吏德拉普瓦·德·弗雷曼维勒（Edme de La Poix de Fréminville）在《城市、市镇、教区和乡村领地的治理概述词典》的序言中所说的：

德拉玛尔的《论治理》触及了很少人关注的时代主题，他再现了整个巴黎的市政管理，这种运作模式理应成为整个王国治理的模型…巴黎作为世界第一城市的伟大和卓越归功于它建立后的治理，这也是为何国王要求王国内的所有官员按照巴黎的规则来加强和改进对其辖区居民的治理。这是一种如此明智的模式，以至于所有省份的领主和官员都应认真地效仿以更好服务于公共和公民利益。

我们不能否认，在上述的治理转向与旅行文化中，绝对王权在构建自身作为主权者的象征空间的同时，也在王国实际的领土空间内部创造一种统一的理性与规范。然而，用福柯的话说，“规范的力量很容易在一种内部营造一种均匀体系，而在以同质性（homogénéité）为准则的内部，个体差异就会变得极易凸显”。所以，王权在统合空间的同时也必然发现，传统宗教、帝国、封建领主与城市自治的遗产依然制造了许多空间上的障碍，这使得近代早期的法国在领土事务上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杂糅形态，而非统一秩序，这种情况一致延续到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然而，无论是主权的象征空间还是领土的理性空间，新型旅行文化的建构都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的空间理念，滞后的实践尽管需要处理不同的竞争者与对手，但一种主权统合空间的“领土意识”是始终存在的。

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人们关于王国空间的知识大都局限于理论与想象，所以在阅读文本与地图之外，旅行似乎是丰富空间认知的有效方式。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展示过程，在王权尚未安稳的16世纪，查理九世的旅行依然保留着传统巡游的特征，以流动性来弥补行政系统的无能，缓和因空间上的距离、障碍和沟通所带来的王国与臣属、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传统特征到17世纪时就已经大大弱化或减少了。对于1659年的路易十四而言，认识是为了行动，对王国空间与领土状况的了解实际上成为统治向治理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旅行一方面是在仪式象征的维度上强化国王作为王国化身、“祖国之父”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在科学、测量与新式地图所营造的空间认知中，探索新的知识，整合国土区划，推广先进地区的治理模式。

以王权为中心的全国旅行意味着领土空间不仅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流通”起来，而且各个地区与城市也共享着一种“同质性”由封闭转为开放，传统的封建领地也开始卸下其壁垒，成为绝对王国普遍匀质空间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治理”开始从一座城市扩展到整个国家，它从整个领土空间的范围内思考问题：“人”的问题就是“人口”的问题；“粮食和物品”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卫生与疾病”的问题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罪犯”的问题就是“治安”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