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国开国元首，孙中山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特殊地位。孙中山逝世后，各方评论对此多有肯定和称誉，对他作出了很高评价，甚至不无神化倾向。

国民党人自然极力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尤其称颂他在开创现代中国历史新纪元方面的独特地位，并且将他与美国华盛顿、俄国列宁相提并论。1925年3月17日，胡汉民率领留守广东的国民党阵营致祭孙中山，称誉孙中山“手造玄黄”“大功弗居”，“功迈前史，民无能名，旷四千年，仅此典型”。戴季陶挽联：“继往开来道统直追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光明甫挽联：“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当之，惟建树不同，晚季矜管乐才，实于中国仁圣贤人中独具一格；近如列宁，远如盛顿，世无健者，则先觉谁属，匹夫行汤武事，置之大地革命历史上各有千秋。”

敌对一方的政治立场不同，但同样承认孙中山作为共和元勋的历史地位，颇为钦敬其谋求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孜孜努力。时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得知孙中山逝世消息后立即发布哀悼令：“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我中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皖系军阀重要人物徐树铮发来哀悼文：“先生功在民国，中外同钦，非弟一人私誉。甫逾六旬，遽闻凋谢，国家损一重镇，民党失所依归，亦非弟一人私见……”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给孙中山之子孙科发来唁电称，“先生手创民国，五族一人。”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等人祭文：“惟公先觉，首唱三民，诞敷大义，前无古人……迹比华拿，勋迈汤武。”

政争漩涡之外的旁观者，也对孙中山予以高度评价。天津《大公报》评论文章：“先生手创民国，吾国之国魂也。魂兮溘丧，国将焉望。”北京《顺天时报》也从超党派的层面，强调孙中山手创现代中国之功勋：“先生之于中国全体，其影响也至大……以先生之名，无异新中国创造之纪念碑也……与其视先生为国民党之总理，转不若视中山为新中国创造伟人之为适当。”北京清华学校全体同人挽联：“先生之功伟哉，首倡革命，创造共和，抱定三民五权到底，力行弗懈，虽未全偿夙志，大名宇宙已昭垂。”江苏省松江县教育局挽联：“只手挽神州，四十年苦志经营，凭不淫不移不屈精神，利害两忘，使斯民出水火以登衽席；大星沉燕野，亿兆人同声悲悼，溯立德立功立言事业，荣哀一致，其令名震中外而溯古今。”伦敦华侨协会挽联：“奔走卌年，首倡共和次护法，橥揭五权三义，抗衡强邻，论缔造之功，民国以来公居第一。”韩国青年同盟会致国民党的唁电亦称：“中山先生手创中华民国，力主民族平等，为中国革命领袖，为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美国某报的评论，将孙中山与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尔、俄国列宁、美国威尔逊并列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尊其为“近代民族自决运动史上独一无二之突出人物”。

各界评价甚至不无抬高乃至神化的倾向。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暨全体教职员祭文，称誉孙中山“上追古人，曰武与汤，功成不居，超虞迈唐……实民之父，天坛之英，社稷之主”。 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挽联：“革命若汤武，揖让若尧舜，悲悯若孔孟，舍身救世若耶佛。”刘培寿挽联：“黄帝以来无其匹，孔子而后第一人。”张我华挽联：“合尧舜揖让、汤武征诛，历史溯五千年，惟公独开新局面；兼华拿功名、孔孟仁义，人群数四百兆，问谁能继旧规模。”前革命党人杨铨挽联：“先二百年独创明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前众议院议员陈光谱挽联：“辩才擅庄孟之雄，愿力具佛孔之毅，倡三民主义，立五权宪法，综中国上下四千年，无此人杰；意志较拿翁尤强，让德配华氏尤美，打破旧专制，创建新共和，数世界纵横九万里，惟我先生。”

时人的祭、挽文字中，还流露出对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忧虑。老同盟会员朱和中挽联：“一身而系天下之望，竟弃天下而长逝，先觉亡，导师失，合举世群伦如怨如慕，遂令欧风美雨尽化啼鹃。”法政大学四川同乡会挽联：“十三年风雨中华顿失怙恃，四万万弱小民族何所凭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全体学生祭文：“卢梭不作，列宁已逝，哲人又萎，谁筹民治？……万方多难，何时一统？……民生重困，道馑接踵……女性尤弱，吁天罔功……失兹师导，前途愈穷。”吉林长春县各界祭文：“国民有先生，民国立；民国无先生，国民危……盖棺论定，伤心者何以哭之。”湖南省浏阳县各团体的祭文：“呜呼！国乱如麻，民贫如洗，戕杀相寻，祸伊胡底。北斗遽陨，白日光残，任重道远，谁与负担……”安徽省阜阳县南二镇第三小学挽联：“方为四百兆人民托命，那料遽染沉疴，遽归大暮，长太息前途黯淡，同胞安所皈依。”日本媒体也对这种情绪有所捕捉。日本《国民新闻》评论：“今（孙中山）不幸西逝，民国前途将起波澜，抑暂时安堵乎？此不得不令人忧虑及之也。”

祭、挽文体中多见华美乃至言过其实的谀辞，这是传统文化中的习见现象。不过，来自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众多祭、挽文字，不约而同地流露了一种深深的崇仰、哀念与忧思之情，这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为此类文体的固有特征。可以说，它们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的表达，不仅传递了各界对孙中山本人的崇敬，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普遍存在的某种社会心理，即思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期望某个（或某些）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时艰的新式民族英雄的出现。而孙中山特殊的生命历程、思想抱负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这种心理期待的最佳寄托人选。并且，这种期待和寄托心理并不因为孙中山本人的去世而消失，反而因此弥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片称誉声中，也存在着些许对孙中山的批判性评价，描绘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孙中山”形象。

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初，梁启超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着重表彰了孙中山个人品质方面的优点：意志力坚强、长于应变、操守廉洁。但与国民党人自下而上仰视孙中山、颂扬其“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超常人格不同，梁启超仅取“平视”的角度来看待孙中山，而且不无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目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反变成装饰品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在梁启超看来，孙中山总体而言只是一位有着过人品质、产生过重大历史影响，但却选择了错误道路的失败者。这种“失败者”的孙中山形象，与国民党人鼓吹的现代救世主形象相去甚远。

梁启超的看法并非个例。广东商团笔下的孙中山印象，甚至更加否定。1925年3月18日，由于段祺瑞执政府为孙中山颁布了国葬令（详后），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广东自治会分别致电段执政、善后会议、总商会、广东同乡会、《晨报》、《顺天时报》、《益世报》，明确反对这一国葬决定：“孙文招引党徒，焚戮广州，实为国之罪人，粤之公敌……乃闻明令国葬，附史宣扬，奖恶崇奸，何以为国。况国葬须决诸国会，而褒扬贵博采舆情。粤人何负于中央，何必助长凶焰。乞即撤销成命，褫夺孙勋，逐其党徒，另择贤能收拾粤局。”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激烈的意见，主要是用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此前对广州商团采取了强力镇压措施。对于这种意见，《晨报》的编辑觉得“立言未免过火”。《东方杂志》刊登的时评也认为，孙中山晚年在广东的施政虽然“有不满人意的地方”，“中山的伟大绝不因此而受损”。但在众口一词的称颂声中，这种颇为微弱的极端否定性意见的出现，也反映了时人心目中孙中山形象的歧异性。

不过总的来看，相比于社会各界对孙中山众口一词的称颂，这种负面的评价显得微不足道，并不妨碍一个崇高、伟大的“孙中山”形象在其逝世之后的凸显和定格。

孙中山的历史形象和现实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关系：他既是各方公认的中华民国开国元首，同时又是致力于推翻现行民国政权、再造一个崭新国家的中国国民党领袖。他去世的时间和地点又很特殊：不是死于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之时，而是死于国家分裂、政治动荡之际；不是死在自己的根据地，而是在斗争中死于政治对手的势力范围。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的葬礼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也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域之一。

进入民国以后，最高规格的葬礼就是国葬。1916年10月31日，开国元勋黄兴病逝，鉴于他的历史功勋，国会通过了为黄兴举行国葬的决议。同年11月8日，反袁护国功臣蔡锷随之病逝，滇系首领唐继尧通电各界，要求为蔡锷举行国葬。为此，国会于1916年12月制定了《国葬法》。1917年4月，北京政府分别为蔡锷和黄兴举行国葬典礼。此外，孙中山自己逝世前三个多月，也曾经以南方政府元首的身份，为民初重要外交家、政治家、南方护法政府重要成员伍廷芳颁发国葬令。1924年12月6日，伍廷芳国葬典礼在广州举行，当时已经离粤北上的孙中山，派胡汉民代表自己致祭、宣读祭文。

黄兴、蔡锷、伍廷芳都享受了国葬荣典，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当然更有资格享受国葬殊荣。出于追怀逝者、崇德报功的考虑，1925年3月14日，国会议员在参议院会议厅召开非常会议，出席者98人，由国民党籍议员彭养光动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孙中山国葬案：“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这一决议由非常国会通电全国，并通告孙中山家属。

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执政府在孙中山的葬仪问题上有些踌躇。非常国会国葬孙中山的决议并未通知段祺瑞政府，因为当时段政府尚为临时政府性质，国会与政府的关系尚未重新理顺，这次召开的非常会议“尚未与执政府发生直接关系”。而且，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之中，广东方面尚有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大元帅府，与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处于对立位置。经过一番犹豫，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3月17日议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并且公布了孙中山饰终典礼：（1）临时执政亲临致祭；（2）以临时执政令布告全国；（3）各官署海关军营，自3月12日起下半旗三日；（4）大殓之日，陆海军人应有相当敬礼，由陆海军部酌定；（5）在京各机关分期轮班前往致祭；（6）由外交部知照外交团，以私谊前往吊唁；（7）出殡日期，各机关派员，并海陆军队一律酌派送殡，下半旗一日；（8）临时执政礼官处暨外交内务陆海军部，各派员赴孙宅筹议具体办法。这些办法由执政府通电各省区军民长官、驻外各使馆，要求一体遵照。

对于段祺瑞政府授予的国葬荣誉，国民党人也有点为难。对此，当时舆论看得很清楚：“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是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故对于此层，尚待考虑。”国民党人内部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赞成国葬，比如上海国民党13日开会，并致电北京孙中山行辕主张国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也持相同态度。二是反对接受临时执政府的国葬，唐绍仪、章炳麟联名致电北京孙中山行辕，认为当时没有正式政府、正式国会，无法可循，主张暂缓国葬，“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追予国葬，始受命令，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三是主张“党葬”，或者“党葬”与“国民葬”同时举行。

各种意见当中，应该说“党葬”名义最为合适。因为孙中山的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待，而是关系到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与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孙中山是开创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伟人，其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交代，而是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型构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说到底，掌握孙中山身后丧事的操办权，其实就是掌握了一种文化权力。国民党人自然不愿看到此种权力落入自己的政敌之手。就此而言，“党葬”名义可谓更加合适。“党葬”而非“国葬”孙中山，意味着国民党是其开创的现代中国革命“道统”的当然继承者。但问题在于，当时国民党还处于广东一隅之地，且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涣散，包括日本东京各报的社论在内，许多人都预言国民党将分裂。显然，“党葬”孙中山的条件尚未具备。

因此，国民党人将国葬抑或党葬的争议暂时搁置起来，暂时回避了葬礼的性质。他们自行在北京组织治丧办事处，制定治丧方案，为孙中山举行了大规模治丧活动。大致安排如下：3月19日大殓，孙中山遗体由北京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在该处停灵公祭，4月2日出殡，“暂厝”于香山碧云寺。当然，治丧过程中，所有日程安排、程序安排均知会段祺瑞政府。段政府方面对移灵、公祭、送殡礼节有所规划。对于段政府的参与，国民党人亦未拒绝，而是与之会同商筹相关事宜。至于民众方面，国民党人主动召集各界、各团体代表会商有关送殡程序。结果，前后持续二十多天的治丧活动，既始终凸显了国民党人的主角地位，又吸收了段祺瑞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大力参与。

3月19日的移灵和4月2日的出殡，段祺瑞政府方面派出大批警察、军乐队、护卫队，各机关代表，还有飞机参与阵列，出殡日内务部鸣礼炮33响，各机关下半旗，帮助营造了隆重、盛大的场面和气势。从仪节和阵势来看，段祺瑞政府确实是将这场丧礼当作国葬典礼来实施的。不过在整个丧礼过程中，无论是国民党人的宣传，还是各报刊的报导，都很少提及“国葬”的名义。而且，段祺瑞政府方面的行动一直显得消极被动，总是落后于国民党人一步，未能使自己的角色超出于国民党人之上。这正是国民党人期望的效果。

“党葬”典礼的付诸实施，则要等到四年以后。孙中山身后的国民党经过数年的内部整合和外部斗争，逐渐形成新的“党治国家”体制架构，并在1928年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随后开始全面实施“训政”。至此，“党葬”的条件基本成熟，“党葬”的名义也有利于新生政权进一步推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1929年5～6月间，南京国民党政权为孙中山举行了独一无二的“党葬”大典，将孙中山遗体从北平运往南京紫金山墓地正式安葬。这场正式的最终葬礼极力避免使用“国葬”一词。景泰蓝公司请求于安葬日在紫金山前发售纪念章，葬事筹备机构讨论决定，不准使用“国葬纪念”字样。与此相应，中山陵碑文仅书“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极为鲜明地凸显了“党葬”性质。“党葬”名义可谓空前绝后，孙中山的独特历史地位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党化的历史记忆也凌驾于国家的历史记忆之上，并成为后者的核心内容。

正如国民党方面的报纸所言，“倘不从事于扫除为实行救国主义前途之障碍，只从事于追悼会之举行，实不过触景思人之一种消极的哀痛而已……真正的追悼，在积极的抱主义而奋斗。”因此，国民党对孙中山的悼念活动，一开始就着眼于积极的目标，那就是融宣传于悼念，将“孙文”这一个体的安葬问题纳入国民革命的政治宣传，努力塑造、推广一个作为现代革命之神、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符号。

1925年3、4月间，国民党人在国内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悼念宣传活动。北京的悼念和宣传活动声势最大。3月19日，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移灵时送葬者逾12万人，沿途有国民党员高呼“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社稷坛灵堂，悬挂各界所赠挽联数千幅，其词多称颂孙中山的历史伟绩、推崇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各门用素花扎成牌坊，上面悬挂的匾联，全都采用孙中山著作中的革命警句，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救国、”“恢复国际平等、”“提倡国家自由”、“有志竟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国民党人并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讲录音，吴稚晖还在现场演说孙中山的生平历史。这种布置，加上庄严肃穆的公祭礼仪，造成一种弥漫全场的革命气氛，极富感染力。停灵中央公园期间，据治丧处统计，自3月24日正式开吊至4月1日，各界吊唁孙中山的来宾，签名者即达746823人，前往公祭的机关、团体1254个。未登记签名者不可胜数，因为治丧处规定，“凡数千、数百之团体或市农工商、男女老幼”，免门票入园三天。这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不啻于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对人们心智的震撼，比暴风骤雨还要有力。孙中山赴京本为宣传革命、唤醒民众，这一事业生前未能如意，死后反而大有进展，总算圆了他的初衷。

1925年4月12日，广州全市休假一天，举行追悼大会，到会的有农、工、商、学、兵、政、警、报、妇女各界700多个团体，人数达20多万。会场布置充满革命气氛，正午12点，全市停电、停工、停止交通5分钟，全体静默志哀，然后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先生不死”、“中国国民党不死”、“中国民族解放万岁”、“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会后即结队游行，参加者有数百团体、十万多人。

从3月13日到3月25日，各界上万人前往莫利爱路孙中山私宅吊唁，其中包括许多学、工、商界及同乡会团体的代表。4月13日，上海国民党全体党员举行追悼大会，到会者六千余人。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叶楚伧先后在会上演讲，阐述孙中山的奋斗事迹。全体党员还在叶楚伧带领下齐声宣誓，表示“誓遵守总理遗嘱，继续奋斗”。

其余各地举行的悼念活动，类皆相似，难以一一列举。这些悼念活动，采取了集会公祭、游行、演剧等形式，其中所包含的宣传成分，其效果是寻常宣传工作难以企及的。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国民党人既表达了对孙中山的追悼，更借机宣传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由此，孙中山的丧葬事务，便与塑造新的民族偶像、整合民众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试图通过纪念物的途径，来使孙中山的形象永垂不朽。1927年3月下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致各地国民党人的公开函件，提出最近之重要工作七项，其中包括如下提议：“主张以中山之名，名一最大都城”，“主张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及各大都市创立中山公园及图书馆”，“人民自动集资，在各大都市建立铜像”。留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准备筹款50万元，在广州修建一个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

1925年3月31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国人“以建祠堂庙宇之热诚来建国父会堂”。文章首先指出了这类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从来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间往往以一种建筑物，把那种共同生活表征出来。旧时共同生活的象征见之于祠堂、庙宇。但是，以祠堂而象征共同生活的那时，是家族主义时代，以庙宇而象征共同生活的那时，是神教时代。今日，积家而成国，已由家族主义蜕变为国家主义了，所以，只是象征一族的祠堂，是没大用的了。今日，已非神教时代了，所以庙宇是没有用的了。但是对于家族，对于神教，昔人还有一种公共的建筑物，去表现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来，而现在到了国家主义的今日，没有一种东西所以象征‘国’的，岂不是使人民陷于不知所以团结之危险乎？”作者强调说，“今日非有国无以生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一纪念国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庙以纪[念]此革命之神也。中山先生为中国之元勋，他的自身，已为一个‘国’之象征，为他而建会堂与图书馆，定可把‘国’之意义表现无遗。”显然在作者认看来，今日爱戴国父、纪念革命之神，与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今日的热诚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罢了。于是作者大声呼吁：“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征之出来，努力以昔日建祠庙之热诚来建今日国父之会堂及图书馆！”

由此可见，国民党人充分认识到了公共符号的文化“表征”或“象征”作用，以及它在建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上的重要意义。正因为此，在肉身的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人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刻意营造中山陵这一纪念性建筑、操办空前绝后的“奉安大典”，来构筑“孙中山”这一巨型政治符号，将之推广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这样，作为真实个人的孙文虽然已经永远离去，而作为政治符号的“孙中山”却迅速崛起，开始对现代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