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时代之过去的未来》是1965年科塞雷克获得教授资格后，首次以教授身份在海德堡所作的演讲。该文以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弗（Albrecht Altdorfer）1529年所作名画《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Alexanderschlacht）为线索开篇。画作描绘了公元前333年秋，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队与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军队在奇里乞亚古城附近伊苏斯进行的关键一战。正是这场战役，开启了希腊化时代。绘画中，阿尔特多弗使用了“时代错置”（Anachronismus）手法：画中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人对抗波斯人的形象，被替换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率领军队对抗土耳其人的样貌。画作绘就的同年（1529年），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失败。阿尔特多弗所描绘的历史事件，于他而言恰是当代的（zeitgenössisch）。科塞雷克认为，这种“时代错置”手法恰恰表明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被一个共同的“历史性视域（Horizont）”所包围。这种融合多维度时间结构的历史视域，是“新时代”特有的时间意识。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距离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变得愈发紧凑：

概括地说，在这几个世纪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历史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在时间化的末期，出现了我们现代所特有的那种加速度。因此，我们要探究的是所谓早期新时代的特殊性质。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仅限于从那个时代的几代人各自的未来，简而言之，从过去的未来，来探究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一面。

就《早期新时代之过去的未来》题义而言，科塞雷克所要关注是“早期新时代”（约1500年至1789年）中各式对未来的期望及其变化，并探究这种时间意识如何影响“新时代”的时间性结构，以至于导致了政治和社会的加速变革。

在科塞雷克看来，从中世纪至十六世纪，包括《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所属的基督教历史时期，对未来的看法总体上被《圣经》中的末世论（Eschatologie）解释所主导。但随着宗教改革，围绕末日解释权的斗争逐渐加剧，教会所推算的世界末日时间点被不断推迟，最终导致末世论本身被淡化。17世纪后，未来的解释权从教会手中转移到绝对主义国家及其行政体系之中。国家通过压制对末日和占星术的解读，强行垄断了对未来的控制权。为说明国家在这场争夺未来解释权的斗争中对教会的胜利，科塞雷克引用了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625年在《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中的名言，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的标志性注脚：

神学家，你们要提防一切胆大包天的事情；

政治家，你们要提防一切胆大包天的神学家。

与此同时，除了政治家，社会上的人文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也参与了这场对未来解释权的争夺战争，其中包括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培根（Francis Bacon）以及在德国的代表人物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他们通过批判神谕和宗教迷信，参与了重新描绘未来蓝图的斗争。政治家的算计与人文主义者的质疑相结合，将未来的解释权从宗教手中夺走，最终促成了末世预言向未来计划的转变。

科塞雷克将规划未来的方式分为“理性预测”（rationale Prognostik）和“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两种。其中，“理性预测”是人类基于理性逻辑对未来进行的反复规划与推演。它不再依赖于神启或末世论，而是通过分析当下数据和趋势来“理性地”预估未来。然而，科塞雷克揭示了这种模式的内在悖论：即便理性预测屡屡失败，人们也很少怀疑理性本身，反而将失败归咎于实现未来的条件不足或预测模型不够完善。每一次对未来期望的失望，反而增加了未来实现的确定性。从时间观的角度看，“理性预测”使得未来时间以“不可预见的可预见”（unvorhersehbar vorhersehbare）方式反复从预测中释放出来。这意味着，未来的开放可能性被“理性预测”所限制。未来尽管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但这种“不可预见”却被视为可以被纳入和修正的“可预见”范畴。一成不变的末世预言被预测中不断更新的时间所取代，使得未来被理性无限限制在开放的可能性之外。因此，从时间性结构来看，预测成为国家整合社会的强大工具，它通过规划和引导未来，将世界引向一个被严格限定和规划的未来图景中。

相比理性预测，对未来控制更甚且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是“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这种哲学以“进步”为核心，以“乌托邦”为最终目的，将历史视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和最终指向的单向度过程。科塞雷克指出，这种新的时间与未来意识，在17世纪绝对主义国家统治的阴影下秘密形成，并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公开发展。它是“政治与预言大胆结合”的产物，18世纪的进步哲学正是理性预测与过去宗教式末世期望的典型混合体。

科塞雷克对理性预测和历史哲学的批判，与他对历史主义哲学的反思紧密相连。这与他的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Kritik und Krise）中的核心观点一脉相承，旨在揭示市民阶层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危机”之间复杂的促进和生成关系。科塞雷克在《批判与危机》中指出了，在宗教内战被绝对主义国家强行压制后，市民阶层通过启蒙运动试图摧毁了旧有的绝对主义制度，并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这场运动也无意中催生了乌托邦式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哲学，并推动了政治与道德的内在分裂，并使“批判”从共济会会所、文人沙龙等私人领域，转向了具有公共裁决力的“理性法庭”。这种看似进步主义的批判，却在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实践中走向了反面，无意中导致了恐怖统治的出现，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在历史主义哲学的撮合下，最终播下了极权主义的萌芽。

科塞雷克在《批判与危机》中将“危机”定义为现代政治危机，其源于启蒙历史主义哲学的负面效应。而在《早期新时代之过去的未来》中，他则从时间性分析的角度，将这种危机描述为一种更为根本的“没有未来的未来”（zukunftslose Zukunft），即一种由“断裂的时间感”所导致的、将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未来的危机。这种“没有未来的未来”具有两大主要特征：其一，它逼近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历史变动和突发事件的间隔不断缩短，未来以惊人和难以应对的速度迫近当下。其二，它导致了一种“恶的无限”（schlechte Unendlichkeit）和一种“理所应当”的未来意识：

正如黑格尔所说，在寻找“恶的无限”的过程中，行动者的意识被束缚于一个有限的“尚未”（Noch-nicht）状态，而这个“尚未”具有永久性应该（perennierenden Sollens）的形式结构。从此，千年帝国、无阶级社会等虚构故事就有可能变成历史性的现实。

法国大革命前，诸多历史主义式预言家试图掌握未来的话语权，其中不乏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伏尔泰（Voltaire）等人物，他们对未来充满自信。例如，卢梭用“革命”取代了“内战”的概念，将其从一个周期性循环的术语，转变为指向线性进步的道德化概念，并提出“永久革命”方案。然而，“永久革命”地方案最终成为雅各宾派实施恐怖统治的工具，反而导致了更广泛且持续的危机。科塞雷克指出，尽管很少有人察觉到这种时间加速且“理所当然”的未来意识所带来的危机，但仍有一人注意到了，那就是狄德罗（Denis Diderot）。科塞雷克对狄德罗1772年所作的“革命”预测给予了“最伟大”的评价，预测的主要内容是：在暴政统治下，被奴役的人民会站起来反抗，但由于没有目标和计划，最终只能导致无政府状态。人民不知道如何捍卫获得的自由，于是分裂成不同的党派，并最终成为两股对抗的势力，在野心和贪婪的驱使下，国家走向内战。最终，人民上缴了他们的尊严和自由，内战的局面将由一位救世主式的新时代君主来结束。然而，“这场革命如何继续？无人知晓”（Quelle sera la suite de cette révolution? On l’ignore）。

狄德罗1772年所作预测之伟大，不仅在于他几乎完全预言了十八年后法国大革命的浪潮、走向，甚至预告了拿破仑的出场，更重要的是，科塞雷克认为这一预测与阿尔特多费尔的《亚历山大战役》一样，都融合了“经验空间”与“期望视域”。一方面，狄德罗的预测并非是凭空的未来想象，而是一种未曾与“过去经验”断裂的“对未来的认识”，因而具有一种“前现代”的时间洞察力。另一方面，这也深刻揭示了经验主体，即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如何通过其时间性存在方式来感知和影响历史，狄德罗、阿尔特多弗尔以及被预测的拿破仑，都以这样时间性存在的方式承担着历史使命。在演讲最后，科塞雷克向读者讲述了《亚历山大战役》这副画作的历史命运：

1800年，那位被狄德罗预测的拿破仑将这幅画带到了巴黎，并将其挂在他位于圣克劳德的浴室里。……他是否意识到西方的历史在这幅画中如何存在？我们可以推测。拿破仑认为自己是与伟大亚历山大并驾齐驱之人。甚至犹胜。起源（Herkunft）的推动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在所谓1789年革命的新开端中，神圣罗马帝国在救赎史中早已褪色的使命，仍在熠熠生辉。

综上所述，《早期新时代之过去的未来》这篇讲稿，尽管与他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一样关注“现代性危机”，但已将危机的根源从历史主义哲学更进一步地追溯到时间意识本身。启蒙运动以来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源自对未来话语权的争夺，并导致了“新时代”的时间化不断加速。根据1966年8月8日科塞雷克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通信中的线索，这篇文章聚焦的正是“新时代”的“时间性结构”问题：

一旦我开始着手接下来关于历史时间化的工作，它们将会带来至关重要的帮助。我已越发从预测和未来视域的问题被推向了时间性结构（zeitliche Struktur）方面……只有将这些预测及其相关内容，纳入其他时间性的经验层面并与之联系起来，才能够被充分地理解。

信中，科塞雷克告知施米特他计划将该讲稿交付《历史学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印刷出版，但他担忧这篇以画作《伊苏斯之战》作为引子的讲稿，可能不符合当时学术期刊的规范要求。最终文章未在《历史学刊》发表，而是被收录在1968年为施米特80岁生日献礼的纪念文集中。后来，该文成为科塞雷克1979年首部论文集《过去的未来》的开篇作，并且于1981年以《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多面》（Modernity and the Planes of Historicity）为题，刊登于英语学刊《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成为科塞雷克首篇英译文章。

从文章内容看，诸如“时间化”“时间性结构”“经验空间”“期望视域”“历史性”“时间性”等概念的使用，充分体现出科塞雷克在历史性时间理论方面深受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启发。《早期新时代之过去的未来》中，科塞雷克试图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Dasein）的历史性时间结构，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他通过分析阿尔特多弗、狄德罗和拿破仑等人的历史性经验和视域，将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时间化过程相连结，并提醒听众注意，这种时间性与每一代人、每一个历史主体都息息相关，尤其对于生活在不断加速的“新时代”的我们尤为重要。“新时代”这一复合词，正是对这种“未来加速逼近的时间化”现象的概念性强调。

在1965年的就职演讲最后，科塞雷克借狄德罗之口提醒听众关注“早期新时代”终末的关键问题：“这场革命如何继续？无人知晓。”在科塞雷克看来，狄德罗的这一提问打破了理性预测和历史哲学对未来的限定，使未来重新变得不可预测。未来将如何发展，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对身处其中的“新时代”还缺乏足够的理解。正如科泽勒克所指出的，“新时代”的概念史研究至今仍然缺席。

《‘新时代’：论现代运动概念的语义学》于1977年首次发表于科塞雷克主编的文集《关于现代世界开端的诸研究》（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中。该文集是孔茨组织的“现代社会史工作组”（Arbeitskreis für Moderne Sozialgeschichte）围绕“现代世界开端”问题举行的研讨和文稿汇总。除了科塞雷克的文章外，文集中还收录了《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第四卷“Moderne”词条作者汉斯·乌尔里奇·贡布莱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相关文章。

不同于贡布莱希特关注源自拉丁语的德语外来词“Moderne”，科塞雷克强调德语复合词“Neuzeit”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开端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科塞雷克遵循概念史辞典“分析词语在现代与旧有含义之间的重叠与演变”的原则，对“新时代”概念进行了历史语义学考察，展示了“新时代”及其相关概念的“时间化”和“政治化”过程。

根据科塞雷克的词语史考察，与可追溯至公元五世纪的“Moderne”相比，“Neuzeit”确实是一个属于新时代的新词。从18世纪开始，“新的时代”（neue Zeit）这一说法已被包括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内的德国历史学者所接受。科塞雷克依据《格林德语词典》考证，复合词“Neuzeit”直至1870年才首次由德国诗人弗赖利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使用。事实上，笔者研究发现，“Neuzeit”概念的出现要比科塞雷克推测的时间提前约60年。根据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的德语文本档案（Deutsches Textarchiv）显示，至少在1810年，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Friedrich Ludwig Jahn）已在其著作《德意志民族品质》（Deutsches Volksthum）中三次使用了“Neuzeit”这一复合词。

在德国历史学的时代分期表述中，“古代-中世纪-新时代”（Altertum-Mittelalter-Neuzeit）已成惯例，但唯有“新时代”这个概念，通过其字面含义，直接表达了时间上的新旧对比意识，明确地将中世纪和古代视为与“新时代”相对的“旧时代”。科塞雷克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需要用“Neu-zeit”（新-时代）这一假定存在相对“旧时代”的概念来表征，进而引入一种时间性结构？从字面上看，这一表达仅指时间（Zeit），并将其描述为“新”（neu）的。相比之下，贡布莱希特的研究证明，“Moderne”一词早在十二世纪就已获得了明确的指代“现在”（Gegenwart）的含义，即“一百年内通过口耳相传仍能为人所知的事物”。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塞雷克强调，概念史研究不仅需要关注词语的词源学历史记录（Historie），更为重要的是探究词语意义如何发生流转变化的历史过程（Geschichte）。就“新时代”概念而言，核心问题在于：该概念中的时间意识——即“新”（Neue）的含义，是如何在与旧的历史对比中获得的？

科塞雷克认为，答案可以在“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Reformation）这两个中世纪重要概念的变化中找到。在他看来，对“新时代”的时间意识，正是通过这些中世纪概念逐渐获得时间性结构的过程得以出现。根据科塞雷克的分析，十七世纪的历史学在回顾中世纪时，逐渐意识到“文艺复兴”概念隐含着一种“重生的隐喻”（Wiedergeburtsmetapher），而“宗教改革”中则包含着一种必须被完成的未来使命，象征着与旧时代对立的“新时代”。

通过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概念史分析，科塞雷克证明了这些原本用于指代文艺和宗教领域个别“事件”（Ereignis）的活动，因其持续性而被历史学理解为一个较长且完整的历史时期。概念中隐含着新旧对比的时间性结构，使得这些中世纪的事件，逐渐被十七、十八世纪的历史学家视为开启“新时代”的关键时代门槛（Epochenschwelle）。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时间意识出现于一种动态且反思性的时间经验之上，不仅要求对过去的回顾，更需对未来持有开放的期望。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早期新时代的的人们相信未来会带来更多确定性的期待，在这种动态且反思性的时间经验驱动下，人们逐渐认为自己所处的“新的时代”还不够新，甚至创造了“更新的时代”乃至“最新的时代”（neueste Zeit）的概念。“最新的时代”这一概念的出现，与人们对未来的不断更新的期望相吻合，而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积累的时间经验，则为这一概念的出现，提供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动力。大革命之后，概念中的时间在加速，最终，人们把自身所处的时代理解（begreifen）为复合概念——“新时代”。

通过对“新时代”的概念史分析，科塞雷克进一步贯彻并阐述了《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中“四化”标准之一的“时间化”观点。“概念的时间化”表明了科塞雷克对历史、时间与概念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在“新时代”概念中，科塞雷克找到了历史时间加速变化最直接的证据：

历史是时间化的，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今天的历史会发生变化，而随着距离拉近，过去的历史也会发生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各自的真实性（Wahrheit）中被揭示出来。“新时代”赋予整个过去一种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liche）的品质。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被反思为新的历史，其新颖性（Neuheit）在整个历史中的地位逐渐增强。

通过对“新时代”概念史的考察，科塞雷克提出了“概念史时间化”的历史学判断标准（Kriterien），并通过不同阶段的时间化表现总结了这一进程：

第一，17世纪历史学开始研究历史事件的内部时间，聚焦于独特的时间点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的时间化可归结为“个别时间的确定”。第二，1800年前后，全球各地的社会和政治差异成为历史学的经验基础，导致“非同时性的同时性”成为历史认识的核心理论，由此构建出“整体历史的时间结构”，时间化表现为“整体历史的建构”。第三，随着历史判断的相对性逐渐被历史学的认识论所接受，主观的历史学视角和历史陈述的在地化（Standortbindung）成为焦点，时间化体现为“过去经验的相对化”。第四，自十八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将当代视为一个加速驶向未来的过渡时期，由此时间化达到了“新时代”的标准，表现为“未来期望的加速”。第五，新时代中，“过去经验”和“未来期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传统历史学陷入既无法准确言说过去，也难以构想未来的困境。为此，历史学开始依赖一些能够承载“时间性结构”的概念，如“发展”（Entwicklung）和“进步”（Fortschritt）。在这一阶段，时间化最终表现在“概念的时间性”之中。

通过这些判断标准，科塞雷克展示了历史如何被经验为“时间性”的过程。这种历史的时间性经验在“新时代”概念中被转化为包含时间性结构的“基本概念”，即所谓“概念的时间化”。科塞雷克指出，最终，“过去经验”与“未来期望”之间的矛盾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演变为一场“时间争夺战”。政治和社会领域中，保守派试图拖延历史进程，而进步派则希望加速运动。“概念的时间化”由此进一步表现为“概念的政治化”：

理论上准备好的基本概念进入了所有政党的舆论形成和政党合法化口号的宝库。这最终体现在自1800年左右以来，人们为了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获得洞察力或权力，或同时获得两者而过度利用“时间”本身。

如“共和主义”（Republikanismus）“民主主义”（Demokratismus）等以“主义”（ismus）为后缀的概念群，就是利用“时间”推动政治运动的鲜明案例。科塞雷克认为，这类概念通过前缀部分附上后缀“ismus”，就能够将自己政治目标的正当性推断到未来。这些主义概念的共同点是：仅有部分意义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并且词语中对未来的期望，随着过去经验的缺乏反而在增加。除了新造词外，新时代中还有一批古典概念由于“时间化”而获得了新意义，其中最典型的概念是“革命”（Revolution），这个概念最初用来描述星体的周期性运行，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它获得了朝向未来的“时间性”意义，进而为社会和政治运动赢得了历史正当性。类似的古典概念还包括“Diktatur”，这一概念既能够作为“独裁”对过去的政体进行批判，又能够在“无产阶级专政”（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的新提法中，获得对未来的解释权和政治行动的正当性，概念的时间化和政治化在“Diktatur”词义的使用变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978年3月，科塞雷克将《关于现代世界开端的诸研究》文集寄赠施米特时，随信谈及“‘新时代’：论现代运动概念的语义学”的文章主旨。科塞雷克表示，该文所思考的是语言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语言是政治的一个因素和指标。如何将其结合起来？”科塞雷克认为，自己比以往更接近这个难题。在这篇文章中，科塞雷克直面“新时代”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在对“新时代”的概念史考察中，科塞雷克证明了关键概念如何通过承载“时间”而最终影响到了政治：

“新时代”作为对过渡时期的确定，自其被发现以来就从未失去任何时代性证据。“新时代”一个明确无误的判断标准是它的运动概念——作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指标，以及作为意识形态形成、意识形态批判和行为控制的语言因素。

古代或中世纪等“旧时代”中的概念建构，主要是将先前积累的经验捆绑到其表达中。对比之下，“新时代”中诞生或转化的概念，则通过否定过去的经验而获得新义和解释权，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怀有或唤醒对未来新的期望。最终，这批“新时代”中诞生的历史性基本概念，经由时间化，继而政治化，成为了社会运动的因素和指标。“新时代”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性基本概念。

在赠予施米特的文集中，科塞雷克写下了一个反问式的留言：“历史中什么时间不是过渡期呢？”这一反问，显示了科塞雷克对“新时代”及其运动概念的深切忧虑。对于科塞雷克来说，所有历史时期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时期”。将某一时期特别标记为“新时代”不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化操作，更会导致原本开放的未来被意识形态所限制：“一旦将未来的可取性标准纳入判断中，意识形态驱动的批判性任务就无法再从经验上反驳了。它们所指向的未来只是“新时代”所展开的未来，自此后就再也没有被超越过。”

新时代所展开的未来与真实的未来有何不同，未来究竟将会如何？这个科塞雷克1965年借狄德罗之口提出的问题，仍未得到满意答案。似乎对科塞雷克而言，不论是“历史性时间理论”的角度还是“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仍未能缓解对“新时代”概念本身的焦虑，特别是对于置身新时代之中的德国处境而言。科塞雷克对“新时代”的追问来到了1990年这个历史性时刻。

1989年11月23日，柏林墙倒塌的两周后，第三届“历史学院奖”颁奖典礼上科塞雷克做题为《新时代有多新？》的主旨演讲，该演讲可以视作他对“新时代”概念以及德国政治和历史处境的反思性总结。演讲开始前，历史学院奖创始人兼评审委员会委员阿尔弗雷德·赫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博士在祝词中表示：

时间和历史不会停滞不前，正如过去几周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我们不断面临新的任务，我们的社会不断面临新的挑战。这意味着，面对不断变化的经验和观点，我们必须不断地重新认识我们的过去。作为时代见证者，我们目睹了东欧和东德发生的令人惊叹的变化，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赫尔豪森认为科塞雷克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学家如何在“旧的事实”中找到“新的经验”，以避免历史重蹈覆辙。对于目前德国和世界所处的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

回到演讲的主题“新时代”。科塞雷克首先提醒与会者，尽管“新时代之为新”这件事早已不言自明，但我们需要始终保留对“新时代”的谨慎反思。在科塞雷克看来，“新时代有多新？”这样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正是根源于人们塑造了“新时代”这样一个将“新”（neu）义直截表达于字面的概念，这是“历史学家在概念塑造（Begriffsbildung）时强加给自己的难题”。因此，在回答“新时代有多新”问题前，首先需要从概念塑造的角度，回顾“新时代”概念产生的历史：

起初，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性结构首先出现在政治和文化概念中。1500年前后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等事件，连同印刷术、新大陆的发现、日心说等创新，成为启蒙时代反思古代、中世纪以及自身时代的“过去经验”。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推动了政治、战争和经济学的经验化与科学化，助力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并唤起对未来的期望与预测。在经验与期望的张力中，“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的概念逐渐确立。随后，法国大革命加速了对未来的期待。未来不再仅仅是期望的对象，更成为可主宰的目标，概念时间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启蒙时代的“新的时代”与“新的历史”概念被“最新的时代”取代。人口增长、交通加速、全球通信网络的兴起，以及迅速变化的艺术形式，都展示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加速的历史时间化下，“新时代”这一复合概念正式诞生。继而，“新时代”的时间化推动了政治化。“新时代”中许多新词或古典概念如“主义”“独裁”“启蒙”等，通过否定过去的经验获得了新义，并在社会与政治运动中成为了政党的旗帜和舆论的口号，用以争夺对未来的解释权，最终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和指标。

在简述“新时代”概念史后，科塞雷克提出了“新时代有多新？”这一问题。由于这一概念本身蕴含着时间性结构，探究“新时代”的历史本质上就是探讨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理解时间，如何看待过去与未来。因此，科塞雷克提出“新时代有多新？”，目的是通过反思这一概念的历史，唤起对过去经验的重视，消除对未来的盲目期待，从而更清晰、公正地理解概念中所包含的“过去与未来”。由此，他提出了对“新时代有多新？”的三点反思。

首先是语义性（semantisches）的论点。科塞雷克指出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新时代”中的“新”直接体现在字面意义上。“Neu-zeit”这一词语结构持续暗示着一个心理预设，即新时代比古代或中世纪更加新颖与先进。这种字面的新颖性造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促使当代自认为优于过去，进而垄断了对历史经验的价值判断：“哥特式飞扶壁、风车或机械报时钟等在所谓的中世纪被发明时，都是新颖而又创新的，能够改变经济、社会和知识生活。因此，‘新’和‘新颖性’作为历史学范畴在心理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理论上却被所谓的“新时代”错误地垄断了。”

其次是预测性（prognostisches）的论点。科塞雷克强调，合理的未来预测必须基于对历史的反思与尊重，尤其是要认识到历史的可重复性结构。这一结构表明，在“新时代”这一概念中，过去经验与未来期待密不可分。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尽管其被认为是全新的事件，但它的发生实际上是历史发展的可预测结果，这种预测能力来源于对历史的可重复性结构的深入理解：“如果法国大革命真像许多同时代人所说的那样新颖独特，那么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测的。绝对新的东西是无法预测的。如果它是可以预见的，那么其中出现的历史就一定是可以从之前的历史中推导出来的，并且是可以高度预测的。”

基于对历史的可重复性结构的深入理解，狄德罗精准地预见了大革命的走向：人民对专制的反抗陷入到了无政府状态，党派争权夺利之后是帝国和帝制的复辟。科塞雷克认为，狄德罗从塔西佗（Claudius Tacitus）那里了解到权力使人腐化的历史。正是这种对过去经验的深入了解，使得狄德罗能够推断出结构上可重复的未来。

最后，科塞雷克给出了历史性（historisches）的论点。大革命后两百年来发生的事实表明，不仅历史事件充满多样性，其可重复性结构也是多层次的、难以同步的。科塞雷克认为，时代的变革不仅总是经历反复，而且政治、经济、科学等不同领域的变革往往也无法同步，总是有的领域新、有的领域旧。由于历史可重复结构多层次、不同步的性质，时代在变革中总是经历阵痛和失望。

科塞雷克从语义性、预测性、历史性三个角度回答了“新时代有多新？”的问题，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从词义到未来预期，再到实际历史经验的对“新时代”概念的全面审查。其结论是：所谓“新时代”的新颖性并不在于对未来的简单期待或构想，而是在持续的历史反思和对过去经验的谨慎对待中体现出来。新时代的“新”是一种带有“时间性结构”的相对的、历史性的概念，既受制于词语的心理暗示，也依赖于对历史可重复结构的理解。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时代有多新，而是我们如何通过反思过去和展望未来，理解历史的连续与断裂性。

无论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还是两百年后的今天，历史总是通过的它可重复性和非同步性结构，不断刷新经验与认知。时代在变革中所遭遇得阵痛和失望，要求对“过去经验”和“未来期待”之间的断裂更加明晰。面对电视上报道的东欧发生的迅速而突然的变革，科塞雷克谨慎地提醒与会者：“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足，导致并促成了这一迅速的政治变革，但社会和经济结构却远未因此改变。至少，没有达到政治上所需要的速度。”演讲终末，科塞雷克再次引用了狄德罗的话：“年轻人喜欢事件和事实，而老年人喜欢反思”。在其看来，我们应当“既年轻又老”，既要保持对未来的审慎期待，又需尊重并深刻反思过去的经验，将“未来会如何”的问题转化为对“新时代有多新？”问题的持续思考。关键不在于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而在于对问题本身所持的反思态度。

关于“新时代”或“现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就一直是德国政治和社会思想界的主要议题。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以及海德格尔、施米特等思想家的著作中，不乏围绕“Neuzeit”或“Moderne”的密集论述。战后，审视现代性的任务落到了科塞雷克、哈贝马斯等“1945年人”肩上。与此同时，冷战的背景使这场争论愈加政治化，在人文学科领域，“语言学转向”则带出一种新的提问方式，即如何描述现代性？

科塞雷克对这一问题的批判性解答可从上述三篇“新时代”主题文章中窥见。他分别以“时间性分析”“概念史分析”和“历史性分析”为视角，切入该问题。

在1965年《早期新时代之过去的未来》一文中，科塞雷克发展了《批判与危机》中的观点，关注“新时代”中的时间意识及其结构。他指出，由启蒙运动所引发的“现代政治危机”，根源自“新时代”开端以来“对未来的盲目期待”，是一种“时间意识危机”。受《存在与时间》中“此在”的历史性时间理论的启发，科塞雷克将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分析”拓展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通过分析“新时代”概念的时间性结构，科塞雷克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未来加速逼近”的时间意识，及其如何对政治和社会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相较1965年的文章，科塞雷克于1977年写就的《“新时代”：论现代运动概念的语义学》，在坚持“时间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语言”作为时间意识之载体的重要性。该文中，科塞雷克运用概念史方法，尤其关注“概念史四化标准”中“时间化”与“政治化”维度，揭示了“新时代”及其相关概念如何通过时间化取得对未来的解释权，进而通过政治化成为政党的旗帜和舆论宣传的口号，最终成为影响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和指标。

科塞雷克在1989年的演讲《新时代有多新？》中，综合了“时间性”和“概念史”视角，从词语含义、未来预测和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反思了“新时代有多新？”的问题。科塞雷克指出了尤为关键的一点，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新时代有多新？”，而是要通过意识到历史的可重复性结构，破除对时代“新颖性”的盲信，理解时代变革与历史转换中的断裂和连续。

综上所述，相较“现代”，科塞雷克更专注于“新时代”概念。“新时代”概念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十八世纪末以来历史时间发生的断裂性加速，其中暗藏着由这种加速的历史时间意识所招致的危机。具体表现为：时间的加速感愈加明显，历史事件的间隔愈加缩短，未来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愈加剧烈。这种危机意识始终萦绕于战后的德国，尤其是对亲历纳粹统治并以战败士兵身份被遣返回德的学者科塞雷克而言，“现代性之危机”从未解除，因而更需审慎对待。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科塞雷克对“新时代”的诊断，显示出一种德国语境下“保守倾向”的现代性批判特征。科塞雷克认为，现代性自诞生之初就内在包含病态的危机和不确定性。1959年论文出版时，科塞雷克甚至将《批判与危机》副标题修订为“关于市民阶层病理机制的研究”。从其学术背景来看，科塞雷克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不难理解。学生时代，他就师从或聆听曾经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库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教诲，并与许多德国保守主义者交往甚密。《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的另外两位主编布鲁内尔和孔茨，二战时期亦为纳粹党员。更重要的是，科塞雷克与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保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通信和交往关系。《批判与危机》的写作，正是在与施米特这位“非正式导师”的多次意见交换中完成的。

1960年，科塞雷克的《批判与危机》出版仅一年后，与他同期在海德堡求学的哈贝马斯即撰写批评文章《污名化的进步-被误解的世纪：论历史哲学的批判》（Verrufener Fortschritt- Verkanntes Jahrhundert: Zur Kritik a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哈贝马斯认为《批判与危机》之中暗藏着强烈的施米特式的反启蒙逻辑，他公开指责科塞雷克等人，不过是“施米特的传声筒”：“至少，我们有幸从这些聪明的作者那里，了解到卡尔·施米特这位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专家是如何评估当今形势的。”

同属“1945年人”的哈贝马斯，对于当时德国政治社会中的保守主义观点及其代表人物，特别是曾经参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海德格尔和施米特，始终展现出严格的批评姿态。尽管与科塞雷克在人生经历上多次交汇，但对于“现代性”，哈贝马斯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哈贝马斯1962年出版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与科塞雷克较早出版的《批判与危机》聚焦于同一历史时期——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时代。尽管他在这项研究中引用了科塞雷克《批判与危机》的材料，但他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哈贝马斯将18世纪以来咖啡馆、沙龙和集会中进行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讨论，理解为民主和自由主义诞生的“市民阶层公共领域”（Bürgerliche Öffentlichkeit）。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理性批判和公众意见形成的理想空间，是讨论公共事务、形成共识并制约国家权力的理性场所。与科塞雷克将这些“秘密空间”视为滋生危机（如历史主义哲学和现代性危机）的温床不同，哈贝马斯从中看到了现代性的解放潜力。他强调的是理性讨论、批判性思维以及公众参与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现代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结论上的分歧，显示两位思想家的“现代性”之思存在根本区别：科塞雷克将“启蒙以来的时代”视为隐含对未来的盲目性，并充满内战危机的“新时代”；而哈贝马斯则将其视为一个诞生公共领域，并促进社会民主的“现代”。相应于战后德国政治的民主化氛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要比《批判与危机》具有更广泛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号召建设现代性“公共领域”并扩大民主参与程度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无疑与当时德国的政治导向更为契合。

1980年9月11日，法兰克福市授予哈贝马斯西奥多·W·阿多诺奖（Theodor.W.Adorno-Preis），哈贝马斯发表题为《现代——一项未尽的事业》（Die Moderne -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的主旨演讲。或许是受语言学转向影响，哈贝马斯同样先从“Moderne”的概念史讲起，并积极为“现代”辩护。针对科塞雷克等人所担忧的现代性“危机”，他则认为，“与其放弃现代性及其计划，将其视为一项失败的事业，不如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奢侈计划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在哈贝马斯看来，危机恰恰诞生于妄图退回到前现代的“保守主义”阵营。对于“现代”，哈贝马斯给出了不同于“新时代”的理解：“‘现代性’反复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意识，它将自己与古代的过去联系起来，以便将自己理解为，从旧到新的过渡之结果。”

相较科塞雷克将“新时代”视为连结过去与未来的永恒的“过渡时期”，哈贝马斯将“现代”视为新旧过渡“未完成的结果”，在他看来，现代是“一项未尽的事业”。对比哈贝马斯对“Moderne”的强调，科塞雷克对“Neuzeit”的关注，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一种对“现代性”更为德国语境的、相对审慎的政治性判断。包括海德格尔的历史时间哲学、施米特等人的政治哲学在内，德国保守主义阵营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科塞雷克的政治与历史意识。科塞雷克对“Neuzeit”概念的关注本身或许也是出于某种不得已。究其原因，在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的政治氛围中，被讥为“施米特主义者”的科塞雷克，或许是为了回避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对“Moderne”概念的解释霸权，而选择更趋德语性的“Neuzeit”概念。《批判与危机》出版后，他对施米特的公开承认遭遇了德国学术界的普遍怀疑，甚至导致他曾被从大学职位申请人名单中删除。

由此可知，“新时代”（Neuzeit）与“现代”（Moderne）之争，实则是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两位学者为回答“如何描述现代性”这一问题而产生的“概念错位”。面向“现代”，哈贝马斯专注于实现现代性的“公共领域”计划，对民主且理性的社会未来抱有积极的愿景。科塞雷克则转而关注“新时代”，他通过时间性和概念史分析，审慎地对待其“新颖性”所引发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无论是《批判与危机》，还是《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科塞雷克的“历史性分析”始终体现出一种对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谨慎“危机意识”。因此，与其说科塞雷克的观点代表着“政治性”保守倾向，不如说这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历史性”审慎态度。

1989年末，科塞雷克在《新时代有多新？》演讲中耐心地提醒听众，当前政治社会运动中最重要的因素和指标是三个关键概念——“民主化”、“解放”和“防止灾难”。在即将迈入又一个新千年的加速化“新时代”背景下，科塞雷克的提醒显得尤为恳切。1989年11月9日，就在第三届历史学院奖颁奖典礼的两周前，柏林墙倒塌。11月30日，典礼举办一周后，为科塞雷克致贺词的赫尔豪森博士遭遇德国极端组织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炸弹袭击，不幸身亡。不久前，赫尔豪森博士还以普通公民身份，公开呼吁东德尽快举行自由选举，推动两德统一。1990年，德国统一，为科塞雷克颁奖的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则成为了德国统一后的首任总统。

1965年，科塞雷克发表题为“早期新时代之过去的未来”的演讲时，《历史性基本概念》项目尚处于筹划阶段。到1977年“‘新时代’：论现代运动概念的语义学”见刊之际，概念史辞典的编纂工作已如火如荼开展。1989年，历时二十余年的辞典项目获德国“历史学院奖”殊荣，但三位主编中布鲁内尔、孔茨相继去世，相对年轻的科塞雷克也已年逾花甲。“新时代”概念，虽未列入《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但却作为辞典研究的目的指向，始终贯穿科塞雷克的学术生涯。

从反思启蒙运动的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到以三月革命为主题的教授资格论文《改革和革命中的普鲁士》（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科塞雷克长期聚焦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新时代”。于科塞雷克，“新时代”不仅是政治和历史上的特定时代分期，更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经验”与“未来期待”的基本概念，并最终成为影响政治和社会运动的语言因素。

面对“如何描述现代性？”这一时代问题，哈贝马斯和科塞雷克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哈贝马斯等人关注“Moderne”概念，作为一项未尽事业的“现代”似乎意味着“新时代还不够新”。科塞雷克则试图通过“概念的错位”，回避自由和民主主义者们对“Moderne”概念的解释锋芒，将目光锁定在德语复合词“Neuzeit”之上，也因此显示出充满危机意识的“历史性”保守主义特征。1978年，科塞雷克在日本东京发表题为《19世纪——一个过渡时期》（Das 19. Jahrhundert-eine Übergangszeit）的演讲，从时间体验的角度回答了“新时代有多新？”：“这是一种不断超越新的时间的体验，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新时代’。这种‘新时代’体验的特殊性在于，一切变化的速度似乎都快于我们的预期或之前的经历。”

不论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历史中什么时间不是过渡期呢？”

本文原刊于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部分内容有修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