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梦如

1941年2月11日，日本扶植起来的伪蒙疆政权的头子德王一行人从张家口乘机前往北京，踏上了访日之旅。这是继1938年之后，德王再次访日。

2月14日清晨，德王乘坐关釜联络船兴安丸号抵达山口县下关市的下关港，入住山阳酒店稍作小憩后，乘晚上8点的列车前往东京。翌日下午，德王抵达东京车站，再驱车前往帝国酒店。德王在此次访日之行中，先后见了天皇、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首相近卫文麿等日本政界高层，以及祭拜位于宫城县仙台市善应寺内为超度元日战争中战殁的蒙古军而建立的“蒙古碑”。3月11日，德王一行人从下关港启程，乘船离日。

德王的第一次访日是在驻蒙军安排之下进行的，日方希望笼络德王等人，巩固新建立的伪蒙疆政权。德王则希望通过第一次访日越过驻蒙军，寻求日本高层的支持，实现“蒙古建国”的妄念，但结果不遂德王之愿。时隔三年，德王为何再次访日？关于德王第二次访日，伊琳娜（2004）在《关于德王访日与日本的内蒙古政策》这篇文章中考察了德王第二次访日的目的和过程，描述了日本对德王的态度，以及德王对日本从期待到失望的心情转变过程。Ganbagana（2016）在《日本对内蒙古政策的研究——内蒙古自治运动与日本外交（1933—1945年）》中考察了德王第二次访日的原因及过程，日本政府应对德王访日采取的措施。Ganbagana认为此次访日德王对日本寄予了强烈的期望，然而日本政府对德王态度冷淡。他认为对日本政府来说，虽然独立问题是关东军等地方机关的谋略，但日本也背负着道义上的责任，因此日本政府避免直接拒绝德王的要求，采取委婉的方式加以应对。尽管伊琳娜和甘巴加纳对于德王第二次访日的考察较为详细，但是对于德王第二次访日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性。首先，伊琳娜未利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的德王访日相关的重要史料《各国名士之本邦访问关系杂件：蒙古人之部—德王》（分类番号：L.3.3.0.8-38-1）；其次，伊琳娜和甘巴加纳都未注意到德王在访日期间祭拜位于仙台的“蒙古碑”一事；最后，二者均未涉及德王访日作为政治仪式所具有的展演性和象征性，以及德王在利用这一“访日”仪式以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采取的策略。  

孟根在《近代蒙古政要与日本的关系》中简要提及了德王的两次访日。孛儿只斤·布仁赛音在《日本战前对元寇遗迹的政治利用》中考察了二战时期日本为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对“元寇”历史遗迹的政治利用，让殖民地傀儡参拜“蒙古”纪念碑的过程，包括概述了德王两次访日期间分别参拜福冈县志贺岛和仙台县善应寺“蒙古碑”的史事。 

本文将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根据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各国名士ノ本邦訪問関係雑件：蒙古人ノ部—徳王》（分类番号：L.3.3.0.8-38-1），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新闻报刊等资料的重新梳理，考察德王第二次访日的目的，德王如何利用“访日”这一政治仪式谋求自己的利益的，以及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需要赘言的是，本文为保持原文翻译的完整，对原文未作改动。

德王在自述中提到了第二次访日的原因：“关于我的第二次访日。这次访日是为了参加祝贺日本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典礼，报告蒙古、察南、晋北三个政权合并后的‘蒙疆政情’及恳请今后的援助。”然而，这并非德王此次访日的真实原因，伪蒙疆政权面临的“困境”才是促使其访日的原因所在。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北方面军侵占华北地区后，1937年12月14日，日本在北平扶植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起了第二次上海事变，相继占领上海、南京等地区。1938年3月28日，日军在南京扶植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2月29日，出走河内的汪精卫发表“艳电”，全盘接受了“近卫三原则”。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梅机关”在上海签署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及附件，即通称的“汪日密约”。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不满日方拟定的条约及汪精卫的叛国行为，秘密逃离上海前往香港。1940年1月22日，高、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引起轩然大波。

为了树立汪精卫的权威，日军开展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新中央政府的组建工作。1940年1月24日以及25日在青岛召开了汪精卫集团、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王克敏主导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共同参加的“三巨头会议”。这场会议目的是讨论汪精卫主导的伪新中央政府与既存的伪维新、伪临时和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等问题。日本在扶植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之际，否定国民政府的法统。日本鉴于国民政府仍具民心，试图借汪精卫以国民革命法统之名分化抗战阵营。同时，日本原来扶植的傀儡势力自然也要被纳入伪新政府。  

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降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以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被撤销。青岛会议也邀请了德王，但是德王不愿参加。1940年1月21日，程潜电报蒋介石：“敌方定于本哿在青岛召集各伪政府首脑会议，将产生汪为中心之新政权，蒙政府派李守信前往参加。敌怒德王出言不驯，不令参与。德王已回西苏尼特。”札奇斯钦也说道：“日本军方为了不使汪兆铭失望，虽然德王并未同意，仍派李守信以蒙古政权代表身份前去青岛，并派总务部部长关口保，总务厅理事官陈有声、参议府秘书中岛万藏随行。”

金井章二曾将汪伪政权与伪蒙疆政权的协定原稿交给德王看过，德王不但不同意协定的内容，甚至不愿和汪伪政权进行任何接触。德王不满的原因有三。其一，协定中指出汪伪政权与伪蒙疆政权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伪蒙疆地区是汪伪政府统治下的高度自治区域，与德王“一向谋求蒙古建国、脱离中国而独立的主张相反”。尤其使他不悦的是“汪精卫已经承认了‘满洲国’，却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其二，德王认为自己是基于所谓“民族立场”而与日本合作的；其三，德王不服气自己投靠日本在先，汪精卫投靠在后，但汪精卫后来居上，将伪蒙疆地区划分在他的统辖范围之内。但彼时德王“正与蒋介石秘密勾结，一心打算出走，因而对协定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1940年1月23日，李守信在抵达青岛的翌日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单独会面，双方缔结“备忘录”，其内容是：“一、中央政府根据现状，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自治权；二、关于中央政府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根据双方的谅解将在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另行协商。”制定此“备忘录”之时，因未规定文书使用的言语和年号，李守信和周佛海二人意见有分歧。经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斡旋，李、周二人达成谅解。“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使用文书中的汉文年号将采用成吉思汗纪年，而“新中央政府”汪伪政权的公文书将采用中华民国纪年。李守信在和周佛海达成的协议上签字之后，翌日便返回张家口，并未出席接下来的青岛会议。

实际上，关于汪伪政权和伪蒙疆政权之间的关系，影佐祯昭和汪精卫还商订了所谓的密约——“关于调整新中央政府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之间关系的要领之二”。密约的具体内容是：“鉴于蒙疆的特殊性，从国防和经济上都是日满华三国紧密结合的地带，基于现状将其视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赋予广泛的自治权。这些权限将依据中央政府规定的内蒙自治法，而关于内蒙自治法的制定需要提前与日本方面进行协商。”由此可见，汪伪政权和伪蒙疆政权之间的关系是由日本政府决定的。

不同于1938年德王的首度访日主要是在日方的安排之下进行的，德王的第二次赴日是在德王的多次要求下推进的。德王第二次访日的原因之一是，他发现在日本重新整合殖民地的局势之中，伪蒙疆政权很有可能被纳入汪伪政权。因此，德王希望再度赴日，拜见日本的中央政府高层，解除伪蒙疆政权的“危机”，以期实现独立的幻想。   

德王身边的当事人也回忆了德王第二次访日的目的。中嶋万藏认为，与德王关系密切的东条英机升任为陆军大臣，德王借此机会希望再次访问日本以达成“独立”的宿愿。李守信也在自述中提及了德王第二次赴日的目的：“除了我代表伪蒙出席了1940年1月23日的青岛会议，4月9日汪亲自到张家口访问德王，在我们二次访日的前半个多月，汪又派他的伪驻日大使褚民谊来张家口活动，想把伪蒙完全隶属于汪的新中央政权底下。我们预感到伪蒙非但不能独立建国，恐怕连高度自治的局面都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因此需要进一步向裕仁天皇表示忠诚，以打消张家口‘驻蒙军’军部在日本朝野给我们散布的流言蜚语。我们就是怀着这些目的，二次离开张家口访问日本的。”札奇斯钦回忆道：“这次德王的访问，是由于去年11月30日日本与南京汪政权签立日华基本条约的刺激，不是出于金井的安排，而是出于德王的主动。这时关系最为密切的东条英机已经在近卫内阁中担任陆相，田中隆吉在陆军省任兵务局长，武藤章任军务局长。这时访日，正好和他们就蒙古问题再作一次检讨，希望能把自青岛会议以来所造成的不利局势拨正一番。”

除了面临伪蒙疆政权被纳入汪伪政权的危机，德王还需面对伪蒙疆政权内部来自“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压力。1938年，德王在第一次访日期间，他与金井章二关于“蒙古”与“蒙疆”的用法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德王回蒙之后，驻蒙军主张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撤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即“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而德王希望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呼和浩特（厚和豪特）建立“蒙古自治国”。德王与驻蒙军在关于成立新伪政权问题上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执。最终德王妥协了。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金井章二继续任“最高顾问”，德王内定为主席。德王的“建国”计划失败之后，他“感到不能再和日本‘合作’下去，一心打算出走”，于是联系上了蒋介石。

蒋介石任命德王为第八路军总司令，电复德王：“德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汗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勿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1940年春，德王秘密联系蒋介石之事东窗事发，日军枪决了相关的人员，并警告了德王和李守信。面临伪蒙疆政权外部和内部的困境，既然南下出走之路不通，于是德王希望再次访日，利用访问日本的政治仪式，寻求日本政府高层的支持，实现“蒙古独立建国”的妄想。

除此之外，此事还与日本的对外政策从“北进论”转向“南进论”密切相关。关东军在诺门罕战役中败给苏联，由此对苏政策从进攻转向防御。驻扎在西苏尼特旗和阿巴嘎旗的特务机关人员透露：“当时驻蒙军以及关东军的情报活动，以对苏联、外蒙古，以及伊斯兰教徒的动向，调查苏联何时入侵满洲为主要任务。日本对蒙古民族的宣抚工作，主要以政府首脑为中心，还来不及对一般民众进行教育和宣传。”  

对德王的第二次访日，日本的接待远没有第一次隆重。据李守信描述，“到达东京时，不像上次那样热烈欢迎，街上只有四、五千人摇旗呐喊，在‘蒙古万岁’声中，把我们迎接到帝国饭店”。而德王第一次访日踏入东京之时，“四、五十万市民夹道欢迎”德王一行人，同时高呼“蒙古万岁”。日方对德王一行人接待的变化也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实际上是不期望德王的此次访日。同时，相比德王首次访日，日本国内的新闻报刊对于德王此次访日的报道减少了很多。

1941年1月29日，日本政务部长发给“蒙疆”长官关于“德王上京一事”：“考虑到国内外的局势，应暂缓德王上京一事，但如果难以阻止德王的上京之念的话，恳请根据左记的注意事项安排上京之行，为了不让德王反而陷入困难的处境，予以关怀和考虑。一、德王上京的目的主要出于礼仪；二、假如涉及到政治事宜，也只停留于让他说明当地的实际情况或者提出期望，不让其有谋求任何政治上协议的企图。”对于德王访日的请求日方是不愿意应允的，但是无法阻止德王的意愿，于是做好了万全的应对政策。“德王上京的目的主要出于礼仪”指的是统一新闻报道等外界的宣传，德王为了感谢日本的帮助而“上京”。如同1941年2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所报道的那样，德王进入东京之后说道：“在日本的善导之下，蒙古民族的未来会逐渐走上发展之路，治安状况也很安定。我此次访日的目的是，对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优秀指导者的日本，表达无限的感谢之意。”而除了《东京朝日新闻》之外，包括《读卖新闻》《新世界朝日新闻》《日米新闻》等日文报刊对德王的访日目的都进行了报道，并且内容都大同小异。“不让其有谋求任何政治上协议的企图”意味着日方已经知晓德王访日的真正原因，即寻求日本高层支持“蒙古独立建国”，同时日方不愿对德王的要求做出承诺。

因此，为应对德王的访日，日方提前策划了接待方针。1941年1月29日，兴亚院政务部第二课发布了“德王接待要领（案）”：“预定的德王上京为2月中旬，彼时也正是议会开会时期，以简朴为宗旨执行以下的事项。一、尽量缩短德王滞京时间；二、天皇赐见德王；三、仅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兴亚院总务长官接见德王，接待要领参见附文；四、外务大臣设宴款待；五、不进行视察。附注：一、接待事宜主要由外务省负责；二、若德王坚持扬起蒙古的旗帜之时，只允许扬起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帜。”由此可见，日方有意“以简朴为宗旨”规划德王的此番访日。“尽量缩短德王滞京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德王与日本高层的接触，同时“接待事宜主要由外务省负责”以及由“外务大臣设宴款待”是为了统一口径回答德王提出的要求。“德王接待要领”还提到了“若德王坚持扬起蒙古的旗帜之时，允许其扬起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旗帜”，实际上德王与驻蒙军关于“蒙旗”的样式和意涵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德王的妥协告终。据札奇斯钦忆述，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新政权旗的采用曾引起德王和伪政权的不满。这一个旗帜由金井章二起案，经驻蒙军司令官莲沼蕃核定，事后这一个图案和说明才给德王过目。就旗帜的大义来说，是以日本为中心，东亚各民族向着这个中心协合一致组成政权的象征。德王曾坚决表示不肯接受，主张继续使用从伪蒙古军司令部时代开始的旧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由兴亚院联络部长官酒井隆直接向德王施以压力，这才迫使德王放弃了他的主张。  

1941年2月3日，兴亚院撰写了外务大臣接待德王的方针，并明确指出接待要领：“以听取德王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说明，以及基于此提出的期望为重心，对于德王关于蒙古自治国成立以及时期的提议应慎重考虑措辞，避免给予承诺束缚我方的立场。”除此之外，早在1941年1月18日，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就起草了提案“此次访日德王向日本提出的要求”，详述了“德王访日的缘由”“蒙古民族的基本观念”“德王向日本提出的诉求”，并在附文中列上了德王起草的“蒙古建国促进案”及“日华蒙协定草案”。日方对此次德王访日的真实目的了若指掌，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针。

首先，提案中关于“德王访日的缘由”，最主要的原因是“向日本朝野披沥蒙古传统的民族观念，诉说目前蒙古民族的苦衷，以及他们希望实现推进蒙古建国的宿愿”。其次，“蒙古民族的基本观念”记述了“以德王为首的内蒙古王公以及权贵阶级的观念”，并指出“让德王焦虑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态度，尤其是对日华条约的不满”。最后，提案中的“德王向日本提出的诉求”推测了德王的企图，即“在此次访日之行中将会向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的日本朝野解释附文德王起草的‘蒙古建国促进案’的要旨，以及希望基于附文文末‘日华蒙协定草案’缔结条约”。再者，提案中记载了德王可能向日本政府提出的三个问题和诉求。第一，“日本政府如何看待蒙古，并计划将来如何引导蒙古的发展？”第二，“日本政府将来何时承认蒙古的独立？”第三，“蒙古政府的政治应由蒙古人来实施，而日本人则应作为顾问参与，以维持和早年军政府时期类似的体制”。同时，兴亚院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提示，指出当地驻蒙军一贯对此问题的答复是：“首先提升蒙古，当蒙古的实力具备之时，或者将来东亚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将承认蒙古的独立。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官方和民间从未明确承诺过独立的时期......”。

兴亚院撰写的报告可谓相当详尽，对德王的诉求极度熟知。在德王赴日之前，此份报告已经送至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处。1941年2月1日，总领事代理梅川厚（在张家口）发给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密件“此次德王访日向日本提出的要求”：“本文书是关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上京一事，竹下兴亚院蒙疆连络部长官为德王上京做准备，让同连络部制作的相关方面的说明资料，还附上德王起草的‘蒙古建国促进案’作为参考。本文书将寄来此处一份。再者，竹下长官本来预定1月下旬从当地前往东京，但是因为情况变动而取消，代理官员将携带本文书上京。此外，1月31日蒙古政府金井最高顾问将从当地出发上京，他也将携带本文书。”由此可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也提前知晓了此报告。不仅如此，兴亚院还提前递交报告给金井过目，征求他的意见。和德王素有恩怨的金井提出：报告中“蒙古政府的政治应由蒙古人来实施，而日本人则应作为顾问参与”这一项会给人带来应该排斥当地日系官吏的印象，希望勿向德王传达类似印象。札奇斯钦认为此份密呈“除把德王将来携带之文件秘密转录外，并作了一个分析，认为非使德王使命成功，蒙古民心难以把握。这也有助于德王在东京的谈判”。日方为了应付德王的再度访日，做好了全方面的准备。德王能否实现自己的诉求呢？ 

德王为了实现自己此次访日的目的，实施了周密的计划。首先，德王在赴日过程中重走“满蒙生命线”，主动具象化日本帝国的“边疆”。德王一行人1941年2月11日从张家口出发，经北京、奉天（沈阳）、釜山再抵达下关，后乘坐列车前往东京。再者，德王在赴日途中多次接受了记者采访，只字不提汪伪政权，但却处处宣扬“日满蒙亲善”。2月11日，德王面对记者团的采访，讲述了“此次访日满使命”：“再度得访问盟邦日本并满洲国机会，诚不胜欣快之至。吾等一行之使命概如前此之政府声明，对本政府肇建以来由两国所予之绝大援助以作答礼为主要目的，同时并在紧迫化之国际情势下应行协力建设东亚共荣圈大业，关于吾等蒙古人今后之问题作充分意见之交换。日满蒙之利益今日业为一体，此勿庸赘言。日满之利益即为我蒙古之利益，又思我地域之建设之成否，即以日满两国国策之成否为同轨者。”德王在谈话中将伪蒙疆政权与日本、伪满洲国并列，宛然将伪蒙疆政权视作了国家，他也借此提醒日本“日满蒙之利益今日业为一体”，暗示伪蒙疆政权的重要性。德王想表示伪蒙疆政权是“独立”的，并且和“日满”是一体的，而不是附属于汪伪政权。

1941年2月15日下午，德王一行人抵达东京车站，翌日参拜靖国神社、明治神宫。2月18日上午，德王在皇宫凤凰间觐见天皇，下午依次谒见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兴亚院总务长官铃木贞一，结束之后再度拜谒松冈，并与他举行会谈，晚上出席外相官邸举办的宴会。2月19日—25日，德王前往贵族院旁听会议，参拜多摩御陵，前往第一、第二陆军医院慰问伤兵，在善邻高等商业讲堂，对着五百名的日蒙青年做了一场关于“日蒙两国亲善”和“再建大蒙古”的讲演，在帝国酒店招待近百名东京的蒙古留学生，出席东条英机在军人会馆举办的晚宴等。2月26日，德王一行人抵达仙台，先后前往善王寺的“蒙古碑”、松岛海岸、盐釜港岸等地。3月7日，再次参拜皇宫，做归蒙之前最后的拜谒，随后访问首相近卫文麿。3月8日，离开东京前往下关，途径奈良、京都、大阪。3月11日，下关乘船，踏上返蒙之途。  

德王自述他在第二次访日中受到日本各界郑重的招待。德王忆述道：“我在日本东京的活动，无非是访问军政首脑，游览名胜，参观学校、工厂，到处受到日本各界的招待，可以说，对我是极尽怀柔拢络之能事。”德王在日本的活动众多，但他始终未忘记此次赴日的目的。同时，德王意识到政治仪式的重要性，尤其希望觐见天皇，其中有着双重意涵：其一是象征着“两国首领的正式会晤”，展示“日蒙亲善”“日蒙一心”；其二是意味着德王直接臣服于日本的天皇，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汪精卫。1941年2月12日，式部长官子爵松平庆民呈给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一份公文，内容写道“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了表达此次来访的敬意，特申请觐见天皇陛下。兹定于本月18日上午10点30分举行觐见仪式”。由此可见，此次德王觐见天皇，并非日方的特意安排，而是在德王的请求之下进行的。  

1941年2月18日午前十点半，德王在日本皇宫“凤凰之间”如愿见到天皇裕仁。德王“佩戴勋一等旭日章”，“身着蒙古长袍，坎肩便装”，向裕仁道了数句应酬之语，裕仁庄重地与德王握手，致词希望德王致力于东亚和平事业。德王在答辞中表示感谢日本的支援。不同于德王的第一次访日，此次访日中金井章二未就“蒙疆”和“蒙古”的用法与德王相争论。因此，在德王谒见裕仁之时没有出现翻译相关的问题。札奇斯钦认为：“日皇希望德王致力于东亚和平，也是暗示承认德王是东亚一个国家或政权的领袖，而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以内的一个政权首脑。这显然与德王第一次访日之时大有改变。”然而，相比溥仪，德王并未给予天皇最高的敬意。溥仪之弟溥杰回忆：有不少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对于德王在访问日本天皇裕仁时穿着蓝袍青坎肩，而在访溥仪时却穿着蓝袍青马褂一事，就极表不满，说他看不起裕仁而看得起溥仪。从仪式来看，天皇与德王是君臣关系，但是德王内心未必如此认同。

除此之外，德王在访日过程中还参与了一场政治仪式。1938年，德王在首次访日之行中曾赴福冈市博多湾志贺岛沿岸，在日莲宗僧正高锅日统的指引下祭拜“蒙古军供养塔”。德王在此次访日过程中也参拜过“蒙古碑”，即为纪念“弘安之役”中战死日本的蒙古军而建立的碑文。但此行地点不是福冈县博多湾志贺岛，而是宫城县仙台善应寺。同时，德王的这次访仙台之行并非临时的安排，而是长达半年左右的计划。据仙台接待德王的小仓博所述：“自去年夏天起，蒙古政府的要人某氏便要求我进行秘密斡旋，以促成德主席对燕泽碑的视察。因此，我必须明确阐述碑文的重要意义。”“蒙古碑”，也称“燕泽碑”，位于仙台市善应寺内，相传由宋代的归化僧无学祖元（1226—1286）所建，为祭奠“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中战殁的元军将士亡魂，建立于弘安年间（1285年前后），也被称为“大乘妙典一字一石之碑”。

1941年2月26日午前11点，德王一行人从旅馆伯庸阁乘坐汽车出发前往善应寺，沿途排列着前来欢迎的学校儿童和当地民众。德王抵达善应寺之后，在小仓博的指导下在“蒙古碑”前为阵亡的元军将士烧香祈愿。小仓博带领德王从“蒙古碑”的背面绕至正面，并向其说道：“享保八年（1723年）村民在建立大乘妙典一字一石塔之际，此碑作为材料被发掘出来。碑的背面被重新雕刻，其正面未被削去，保存原貌维持至今。虽然碑文的读法、含义、建立者都不明晰，但从吊亡魂、弘安五天等文字可知，此碑是为吊慰战殁士兵的亡魂而建立的。时至今日的两百余年间，地方民众怀着和建立者同样的情感保存此碑，通过它对蒙古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亲近感。因而为了欢迎阁下今日的光临，远近的地方民众都云集于此。”随后，德王亲自在善应寺种下了一棵纪念树，小仓博将此称为“日蒙亲善的感人场景”。 

据1941年3月的《斎藤報恩会時報》报道：2月26日下午6点，以德王访仙为机，斋藤报恩会举办了一场介绍蒙古情况和名为“日蒙亲善讲演会”的讲座，日莲宗僧人兼伪政权巴盟嘱托高锅日统、“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斋藤报恩会学术研究总务部长小仓博三人进行了演讲，来访听众有二百余名，但德王未出席此次讲座。高锅日统以“蒙古碑的现代警训”为题进行了讲演。金井章二先介绍了蒙古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然后向与会者转达了德王在访仙之际的感铭，接下来讲述了自己在蒙古的经历。小仓博叙述了制造德王访仙动机的过程，并感谢了在背后奉献的众人。  

德王在首次访日之际，祭拜博多湾沿岸的“日莲铜像”和“蒙古军供养塔”之时表现出“尴尬”和“感慨万千”。但是此次德王祭拜“蒙古碑”，“在碑前为战殁的蒙古士兵烧香祈愿”时，面容中浮现“感激之情”，并且在此后记者的采访中，也对仙台的“蒙古碑”表示感谢。1941年3月16日，德王在抵达张家口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回答道：“日本东北地区与我们蒙古在地球上的纬度完全一致，因此我对东北人的淳朴印象深刻。尤其在仙台，我去祭拜蒙古碑之时，得知他们如此庄重地对待当时是日本敌国的蒙古战殁士兵的魂魄，让我感激得无以言表。感慨这正是八纮一宇的日本精神，相信有如此大理想，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一定会成功。”政治演出的背后都有其政治诉求。德王积极参与这场祭拜“蒙古碑”的政治仪式，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日蒙”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让日方更加重视自己的诉求，即协助“建国”。

德王在觐见天皇时并未言明自己的诉求。德王此番赴日的重点在于拜见掌握日本政治实权的高层——近卫文麿、东条英机、松冈洋右等人。此次德王访日过程中，有一位不可或缺之人，即日本外务省次官大桥忠一。德王的这次访日之行，主要由大桥忠一负责接待，德王认为大桥“与我接触机会较多，他在口头上表述尊重我的‘权力’，因而我对他有好印象”。札奇斯钦甚至说道：“大桥是德王的好友，也是以支持蒙古独立和大胆而著称的职业外交家”。    

其实，早在德王第二次访日之前，大桥忠一就已经给板垣征四郎寄信，希望日本政府承认“蒙古自治邦”。1940年8月9日，板垣回信大桥：“中国和满洲对于首相的处理应该感到非常满意，但蒙古问题在小生任内的进展情况，并未对外公布‘自治邦’。最近才明确得知，实际上蒙古方面强烈希望公开称为‘自治邦’，小生对此感到责任重大，恳切希望首相能予以考虑。”想必德王访日期间，全程接待的大桥为德王出谋划策，如何实现此次访日的目的。同时，大桥忠一也对自己的上司松冈洋右提供了许多接待德王的建议。1944年9月15日，松冈洋右甚至在致大桥的信的文末中写道：“诚如老兄所言，对待德王必须用真心，不能用策略。”  

面见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以及将《蒙古建国促进案》和《日华蒙协定草案》当面交给他们是德王此番赴日的主要目的。德王在《蒙古建国促进案》中开篇首先强调“日中条约的签订竟使蒙古与华北并列，已经是独立政权的蒙古却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点明自己对《日中条约》的不满。接着从中日两方面讲述“蒙古独立”的可能性：“中国也曾经准许前年百灵庙的高度自治运动”，“若我蒙古恢复独立，中国对此也并非无法理解”，更何况“中国奉行的最高原则《建国大纲》明文规定，对于中国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紧接着，着重说“日本帝国是信奉东亚道义的国家”，“坚信现在的日本不会中途改变方针”。然后，从三个方面论述“《日中条约》中将蒙古视为中国一部分的那节条款所导致的结果”：一、“使蒙古民心颓丧，还滋生当地汉人的故国之思”，“实际上会给蒙古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二、“东亚各弱小民族都将视蒙古为前车之鉴，而长期依附于他国”；三、“蒙古独立的成败不仅关乎蒙古自身的兴衰，更是关乎兴亚大业的成败与否”。最后提出自己的要求，即《日华蒙协定草案》六条，并且还考虑了若日方和汪伪政权不同意后的备选方案，即“进一步降格为自治邦”。《日华蒙协定草案》共有六条，其内容是：“一、日本帝国、中华民国均承认蒙古自治国，南长城线以北的地方为其统治区域，具有高度广泛的自治权，一切国政悉由其自主。二、日本帝国承认中华民国在蒙古自治国具有的宗主权。中华民国遇有蒙古自治国关涉事项时，相互协商处理之。三、蒙古自治国对日本、满洲及其他相关国家均有交涉权，须交换公使，均能加入各种兴亚国际团体，为其中成员。四、蒙古自治国沿用成吉思汗年号。五、蒙古自治国自定国旗、国徽。六、蒙古自治国自定宪法并施行之。”

2月18日下午，德王以及李守信访问日本外务大臣官邸，德王如愿与松冈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德王不知松冈洋右已经提前知晓他撰写的《蒙古建国促进案》和《日华蒙协定草案》，并且熟知应对德王的策略。德王将自己起草的提案从内蒙带至日本，当面递交给松冈，并向他提出“作为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努力参与新东亚建设的同时，我也希望促进蒙古民族的复兴”“希望蒙古尽快实现独立”等要求，德王的这些行为都在日方的意料之中。松冈对德王的回答则遵循了兴亚院报告中的提示：“对于德王关于蒙古自治国成立以及时期的提议应慎重考虑措辞，避免给予承诺束缚我方的立场。”首先，松冈安抚德王的情绪道“从我个人来说，我对这份意见书十分同情与理解”，接着，言道“作为外务大臣，在详细探讨此意见书的各项内容与日华基本条约的关系之前”尚不能做出任何回答，之后再用“八纮一宇的精神”日本皇道的观念敷衍德王，最后再“展望未来”给予德王不切实际的承诺，如“坚决反对如日本将蒙古作为属国等行径”，“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蒙古的独立”。德王对松冈洋右的回答非常满意，“喜形于色”并“郑重感谢了松冈大臣的心意”。德王与松冈会谈结束之后，当晚德王一行人还出席了松冈在外相官邸举办的正式宴会。札奇斯钦写道：“松冈在他为德王所设的欢宴中也曾举杯向德王祝贺：‘蒙古万岁’使德王感到非常欣慰。这当然与外务次官大桥忠一的建议有关。” 

除了要求日本支持“蒙古独立建国”之外，德王还时刻记得此番赴日的另外一个目的，即更换伪蒙疆政权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德王此行表面上是与金井没有什么摩擦，可是凡在单独与日本政要会面之时，却郑重的表示希望日本政府更换最高顾问。这种反金井的活动金井不可能耳无所闻，不过在表面上还是尽量表示融洽。”德王忆道：“我总认为金井章二这个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特别是在制造‘蒙疆’问题上，使我最伤脑筋，对他成见已深。因而在访日期间，就向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说他的坏话，表示对大桥忠一有好感，有意请他来当最高顾问。”德王对大桥忠一寄予了“厚望”，“以为有这样一个同情蒙古独立建国的朋友担任斯职，一面可以借他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一面也可以用他的斡旋减少与日本军方的摩擦”。

德王前往陆军省面见东条英机时，排除了金井章二，带着吴鹤龄、吉尔噶朗和东条做了一次长谈，当时在场的还有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都是德王的“旧相识”。 德王与吴鹤龄向东条等人提出改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下成立两个委员会，其一是“蒙古联盟政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巴彦塔拉盟、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等五盟事务，为了恢复类似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机构，方便德王更好地掌控，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其二是伪蒙疆自治委员会，专管察南、晋北两个地区的事务，主要由日方进行管理。德王认为“察南、晋北两个地区日本人抓得更紧，我什么事也不能过问，干脆放弃不管”。札奇斯钦认为德王提出此方案的原因是“蒙古人自从1933年的自治运动以来，就是要达到民族的独立，既不愿受制于人，也不愿把察南、晋北一带的汉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当时东条等人没有明确回复这个方案。在会谈中，双方还提到了人事方面的问题，德王表示希望日本政府更换伪蒙疆政权的最高顾问。此前极力反对吴鹤龄的田中隆吉则当着德王和吴鹤龄的面说：“吴先生很能干，叫他当政务院长吧。”德王非常欢迎，当即表示希望田中把他的意见通知驻蒙军。这次长谈结束之后，吴鹤龄又去陆军省探问，对于德王提出的改组伪蒙疆政权方案所做的处理结果。武藤章回复道：“德王提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愿意专办蒙古事。既然他愿意这样做，给他在德化设立一个专办蒙事的机构，叫他干不好吗？”德王回蒙后，1941年4月18日，伪蒙疆政权成立了“兴蒙委员会”，松津旺楚克任委员长，村谷彦治郎任次长。

见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德王此次访日的重点之一。然而，近卫文麿并不愿意见德王。1941年2月18日，按原计划德王一行人会谒见近卫文麿，但近卫托病取消了会谈，并且未能出席当晚松冈洋右在外相官邸举办的欢迎德王访日的宴会。当时的外务省接待员长山义男忆道：因为首相近卫提前知悉德王访日的目的，所以称病尽量避免与德王的接触。而德王坚持与近卫相见，甚至说道“我会一直等到总理有时间的时候”，于是去岩手县花卷温泉呆了四五日。在这期间，作为外务省接伴员的长山义男给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细川护贞打去了数次电话，最终获得了见近卫文麿的机会，条件是德王当天只能说应酬之语，不能提出尖锐的问题。终于在3月7日午前10点，德王拜访了首相近卫，会见当天仅有德王、近卫、长山义男以及翻译共四人。刚开始德王确实如承诺的那样，只对近卫说了一些客套话，但中途突然从怀中拿出一份文件，上面赫然写着“蒙古建国促进案”。彼时近卫瞬间严肃紧张起来，目光如炬地盯着长山，眼神仿佛在说“外务省在搞什么事？难道不只是寒暄问候一下吗？我可没听说过还有这个事情”。久经沙场的近卫还是缓慢地翻着这份报告并说：“现在才第一次看到这份报告，回头仔细拜读后再和相关大臣认真商议，再向您答复。”德王谒见近卫后，已经完成了此番访日的全部目的。于是翌日3月8日，德王一行人离开东京，踏上归蒙之途。

本文原刊于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注释从略。

作者现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