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瀚浩
明治初期乃至之前的江户末期，“德谟克拉西”观念便随着欧美书籍的译介进入日本，其时，“德谟克拉西”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为人们所了解的。“德谟克拉西”与明治现代国家的建设产生了良性互动关系，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等均反映了“德谟克拉西”的诉求。然而，因为独特的天皇制、国体观念等，以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明治立宪君主国家与被视为典范的英国的君主立宪之间不同加大，相较英国国王，日本天皇拥有更大的权力，天皇成为日本政治内部紧张关系的聚焦点。在制度设计上，原本用以彰显民意、制衡政府的国会仅有建言权，且多次因与政府政策相悖而被强行解散，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国务大臣更被视为天皇的辅佐，难以建立负责任的内阁。
除此之外，明治维新后，随着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资本主义稳步发展，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的不平等条约的优惠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与此同步，工人阶级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大。面对恶劣的劳动条件与低廉的劳动报酬，工人阶级谋求增加薪资、减少劳动时间，劳资关系对立。对此，日本的立宪体制大多采用武力镇压手段，不仅没有缓和劳资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将广大劳动阶级推向了反政府的一面。
明治中叶以降，日本积极寻求对外扩张。1890年12月，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施行不久，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方针，直言：“盖国家独立自营之道有二途，第一乃守护主权线，第二乃守护利益线。其主权线谓国之疆域，利益线为与其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凡国无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方今介立列国之间，为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御主权线绝不足够，必亦保护利益线。”此次山县的言说旨在对政府在1891年年度预算案中扩充陆海军经费予以解释。经历了明治维新后20余年，向外扩张业已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政治目标。在此背景下，日本先后向中国及俄国发动了战争，侵占了中国台湾地区及朝鲜半岛，最终确立了在东亚的霸主地位。然而，在日本帝国体制之下，不断蚕食而来并被纳入帝国统治体系中的殖民地不断爆发反抗，既有武装斗争，如20世纪初朝鲜兴起的义兵运动，也有亚洲（中国、印度、暹罗等）知识人所发起的将日本排除在外的“亚洲和亲会”。
在此天皇制内外问题丛生的局面中，明治天皇于1912年7月去世，时年33岁的太子嘉仁继位，由此开启了延续15年的大正时代。大正天皇继位不久，西园寺公望内阁便因反对军部扩军而倒台，继而军阀头目桂太郎成为首相并引发了东京地区的护宪运动，抗议者提出了“打倒藩阀”的口号。自此，包括护宪在内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不断发生，政治团体纷纷出现，日本进入一个不安定时代。一方面，一战后，德皇退位、奥匈帝国解体，沙皇一家被施以极刑，世界范围内的帝国解体令日本的天皇制受到挑战。而因战争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同样波及日本，物价飞涨、贫富差距加大等令本已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民族自决的声音在东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开始高涨，殖民地人民要求改变被殖民的现状。
另一方面，基于不同的政治诉求，日本知识人也在探寻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案。与明治时代的知识人或变革者不同，大正知识人是在“西化”思想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像吉野作造、福田德三是在谋得大学教职后被公派到欧洲留学，他们的远行带有“调查”和“研究”的意味，注重将欧洲方法运用到解决日本问题上来。一战的爆发和西欧现代文明所身处的隘路，给大正知识人将欧洲“相对化”提供了契机；苏俄革命的胜利，更在日本思想界掀起了“过激思想”的狂飙。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界是明治以来最为活跃和有深度的。
战后，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在回顾大正时代时提出了“大正德谟克拉西”概念，以此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信夫的这一发明深刻地影响了战后关于大正时代的书写，有关“大正德谟克拉西”论著不胜枚举。时过一个甲子，如何接续前人的研究重审“大正德谟克拉西”，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大正时代是“德谟克拉西”百家争鸣的世代，有各种经世方案，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类：体制内、反体制和体制外。本文讨论的吉野作造、山川均和福田德三分别代表了这三个类型。
吉野作造有关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论述奠定了其体制内改革者的地位。作为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吉野试图在现行体制内最大程度地发挥立宪政体的功效，以“普选制”来消解“财阀”“军阀”把持的政局的问题。
1916年1月，留欧归国后的吉野将Democracy译为“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两个不同词语，呼吁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规定的天皇主权下落实和完善源自欧洲的民主体制。这体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通过脱亚入欧、全盘学习西欧经验以促进日本文明化的思想取向，不能认为是机械性地搬运西欧的思想和制度。吉野在游欧期间，目睹了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运动及要求普选的示威活动，其时欧洲各地不时出现质疑代议制的声音，认为这种制度在表达民意上存在不足。然而，吉野依然将英国视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政治典范，并根据同一时期有关代议制的讨论在日本完善代议制的方案，修补选举制度、革新政党组织等。究其原因，吉野将并不存在于宪法中的“藩阀”专权视为日本与欧洲现代政治的最大不同，认为这是政界弊端由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而通过扩大选举范围，将尽可能多的意见反映在选举中，则必能消解藩阀权力的横行。
一战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对代议制民主造成了冲击。吉野作造的学生今中次麿在1920年指出，代议制是建立在地域团体之上的，随着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有关非难议员无法代表民意的声音迭起，苏维埃制恰是对各种破坏性方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对冲”。今中希望借此令民众更深入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对抗有关于议会制的两种意见，即一种认为议会制的缺陷源于人的道德缺陷，另一种则主张彻底废除议会制。对今中的提案，吉野作造抱有极大的怀疑，警告无产阶级政党化后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声音有为政党首领所垄断的可能，而代议制民主在消极层面保护了多元价值，对于议会制的缺陷，是可以以其曾否定的比例代表制来完善的。
与吉野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方案截然相反，社会主义者山川均提出的方案究其根本，乃是要彻底改造现存体制。与吉野毕业于“二高”和东京帝国大学，有着法学部教授的“精英”身份不同，山川肄业于同志社中学，未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因为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山川是监狱的常客，在监狱里学习，接触形形色色的劳动者，无产者的立场是其介入政治的底色。
在被吉野视为典范的英国，代议制民主依然存在很多未解问题。如果代议制的建立是为了实现大众权利上的平等，那么为何现实中依然存在选举与被选举权上的不平等呢？即使将来能够实现选举权利的平等，又如何通过代议制来保障随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呢？有两种不同的回答。1848年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方式夺回自身权利。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最初的社会主义团体，因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主张通过普选来实现本阶级的权益。包括山川均在内的不少社会主义者甚至一度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以工人组织的力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权益。
除社会主义之外，欧洲有通过国家干预来保障无产者权益的思想和实践。例如：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在养老、失业、儿童、国民保险等方面建立相关法律；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围绕如何解决劳资冲突等有十分充分的讨论。战后被视为日本福利国家理念鼻祖的福田德三，留学期间师从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布伦坦诺，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社会政策事业，提出了以保障工人权益的方式提升生产力发展的主张。如果将福田德三的思想置于大正的时代脉络里，可以说是在吉野与山川之外超越体制与反体制对立而展示出了第三条解决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是“生存权”。福田提出这一概念，试图打破上与下、政治与社会的区隔，通过国家手段实现所有人的权益保障。
在一战即将结束之际，福田德三提出了“新意义的民主”主张，试图以日本与法国在国际层面的合作来对抗英美所代表的“输出资本主义”。应予批判的是，福田将“新意义的民主”建立在日本特殊的国本上，错误地认为日本从未侵略过他国。撇开这一点，必须承认福田的思考是有深度的，他从德国的历史学派、英国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中汲取养分，试图“超克”建立在古典经济学之上的资本主义矛盾。福田的构想没有停留在言论上，他通过参与政府设立的社会局工作及震后救灾活动不断积累实际经验，试图修正来自欧洲的理论，惜乎天不假其年。
百年后重新审视上述关于“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三种不同主张，论者可以获致怎样的思想养分呢？正如绪论所言，在美军占领下的战后，日本开始建立民主体制，战后知识人于反省侵略战争的同时，试图从战火的余烬中捕捉曾经闪烁的民主微光，这就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神话”出现的背景。而何谓德谟克拉西或民主呢？回到大正时代，不难发现这并非不言自明的概念。通过本文的讨论可见该问题十分复杂，三位不同理念的持有者基于自身的诉求试图对德谟克拉西进行再定义。在本文看来，如果以今日世界范围内有关民主的争论为镜像，“大正德谟克拉西”可视为东西文化碰撞的一次早期实验。这不仅涉及词语本身，还有其背后不同的政治文化在发生作用。
大正初期，日本民主体制的发展遭遇了结构性问题，政治维度平等权益的追求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经济维度上不平等而变得更加困难，仅靠政治民主显然不能解决后者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同时后者又造成了政治不平等的深化。德谟克拉西的旗手吉野作造试图通过普选扩大民众的监督，实现政治清明，将民众运动作为制度外的舆论为改革施压。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基于唯物史观将日本的困境视为私有制经济的必然结果，指出无产阶级的民主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方式获得。社会政策论者福田德三则试图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国家行政手段保障所有国民的生存权，实现全民的民主。上述民主理念的区别同样也是欧洲国家在面对类似问题时祭出的应对方案：以政治制度行使权利，以阶级斗争夺取权利，以社会政策保障权利。但三人的思考并非照搬欧洲方案，而是有着对日本情景的观照。
从结论上说，吉野作造对彻底民主制的瞻望在二战后成为现实，其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普选制诉求在东西方许多国家业已实现。应该关注到的是吉野理念中独特之处，即为了实现日本的德谟克拉西，吉野所提出的连带的思想，他认为日本可以通过与中国、朝鲜的互动实现德谟克拉西的目标。
1916年初，在《论立宪本义及实现其有终之美的途径》一文中提出“民本主义”理念不久，吉野作造对中国东北、朝鲜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朝鲜之行是想听听当地人对日本的态度，得到的结果是，朝鲜人大体上都非常不满日本的统治，从无智的下层阶级到下级官吏均很痛恨日本人的专横，而受教育者则在心理上感到不快。在他看来，朝鲜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日本无论怎样统治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应尊重其独立性，并给予其政治上的自治，否则朝鲜局势会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只能靠宪兵来维系。一如吉野所预料，1919年3月1日朝鲜独立运动爆发了。对同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吉野与绝大部分日本知识人不同，抱有同情的理解。与时任《晨报》驻东京记者渊泉的谈话中，吉野透露了对中国学生运动感兴趣的原因，即希望通过中日两国学生间的相互“提携”，唤起日本学生起来打倒日本军阀。
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代表人物，山川均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介绍苏维埃制、工农政体，对苏联充满向往。在为人民民主专政辩护的同时，山川参与建立了日本最早的先锋式政党——日本共产党。“十月革命”为山川均提供了一条以先锋队领导无产阶级夺权的榜样，但在日本政府不断加深弹压的现实下，他不得不退缩并弱化激进的政治方案。此外，山川所面临的问题还有力量强大的工会，无产阶级大多聚集其中，这造就了工团主义的盛行，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从工会手中夺取领导权，是一个大难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民主诉求其前提是阶级要有自身的阶级意识。恰如山川在分析资产阶级时所指出的：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内部有可能分化出为无产阶级争取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另一方面，随着普选制度的落实等原因，无产阶级内部也可能存在观点及利益上的分化。从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运动看，若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组织，这在《治安维持法》下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基于这一本土现状，山川转向了组建合法政党，与工会结合的“革命的议会主义”。这一调和理想与现实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理念，是通过议会斗争来实现无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方式。可作一比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也总结出了类似的认识，如毛泽东提出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支持的必要性。
三人中，福田德三对欧美了解最为深入，在对各家思想进行比较后，他尝试提出解决资本主义困境的方案，具体而言，是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调适来通盘处理社会问题，这源于其对现代国家由以建立的理念的检讨。福田认为，“国家先于国家化，而社会后于社会化”，他并不期冀改变现有体制——这不现实，也不像乐观的自由主义者那样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现有的问题会自然解决，而是认为需要凭借国家的介入，最终建立一个资本由劳动创造，所有的劳动都能成为资本的社会。在福田看来，英国工党内阁的成立，1924年日本劳动总同盟(排除了日本共产党)，再如实现普选比例代表制等，都显示出了政治运动社会化的端倪，可以用作参考。福田的观点预见了其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大势，其思想意义不容忽视。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吉野作造、山川均以及福田德三三人有关德谟克拉西的思考即便置于当下仍有其值得咀嚼的意义。以往关于“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研究有一个暗设的前提：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崩溃与昭和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战争有因果关系。然而，就历史的经验而言，民主制的建立与防止对外战争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大正时期围绕代议制民主的各种思想和争论，在战后日本“拥抱战败”、走上民主化后仍有连锁关系。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大正时代的教训，但是，战后日本引以为傲的温和的劳资关系、极小的贫富差正在成为过去，这恰是近年日本舆论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乡愁兴起的原因之所在。
有关大正德谟克拉西的研究必须回答其去路问题：当德谟克拉西的黄昏来临时，其鼓吹者与转瞬而至的昭和极端国家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吉野作造既要捍卫代议制民主，又对民众运动持有戒心，其诉求结果仅止于思想层面的呐喊，最后连呐喊的自由也被淹没在国家主义怒涛中。山川均高呼“到大众中去”，但口号本身恰恰说明其不在大众之中，换言之，理念与实际存在严重脱节。山川本人在强压下的调和姿态虽为迫不得已，实则意味着对原初理念的放弃。而福田谋求打破国家与社会区隔、建立福利国家的理想不可谓不高远，不过很容易与国家社会主义形成媾和关系。
德谟克拉西三调，各有其困境。
自1905年日比谷烧打事件以来，东京地区时常发生大众抗议中的暴力事件，进入20世纪20年代，因为普选运动的展开，大众运动的暴力色彩才逐渐褪去。吉野根据其留欧经验，将这些民众运动分为两类，标准在于能否推动政治革新。在他看来，在代议制尚未有效运行的前提下，民众的示威游行本无可厚非，重要的是要能推进代议制的落实，而不能仅仅起到破坏作用。基于实际，吉野对通过干扰社会秩序来鼓吹自身诉求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如此一来，他所认同的促进改革的力量就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而只能是中产阶级。吉野的论述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比喻，将政治家乃至宗教家与大众的关系视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社会问题是大众身体所出现的症状，要看到这些症状背后的病因并对症施药就需要拥有专业知识的职业政治家。此外不可或缺的还有病人要向医生表达自身诉求的步骤，唯有如此，一套有效的医患交流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吉野认为，议会的设立及普选制的实施能够起到这样的功效，广泛吸纳国民参与政治，以代议制的形式实现上下沟通，可以替代以运动形式表达政治诉求。
如何推动这一构想转化为实践？吉野将之寄托在大学生身上。与黎明会大致同一时期，东京帝国大学学生（包括毕业生）的组织新人会成立了。翻看新人会的机关杂志《德谟克拉西》《先驱》等，其主张逐渐趋于“激进”，甚至出现了苏维埃式的口号。吉野希望利用学生组织打破国粹主义者的“顽迷”，防止共产主义的“过激思想”的侵蚀，前者达到了，后者则与其预想相反，不少学生被“过激思想”所吸引。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新人会在遭到警察的弹压后，特别是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之后，一些激进的学生为国家主义思想所吸引，转身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种思想层面对立性的共存，有学者认为源自帝国大学学生的精英意识及权力目标，即无论是站在反体制一面还是体制的一面，都认为自己担负着国家的责任，并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对国家的期许，在战后很多人也顺利进入政、学、商界，成为日本战后社会的重要主导者。确实，不能否认左翼与右翼的思想及实践之间存在着隐秘的相似性。
研究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松本三之介认为，吉野的思想虽然有过前后不同阶段的变化，但源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是贯彻始终的不变内核。这是吉野同情朝鲜、中国的反抗运动，临终前批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的动力。然而，人道主义在国权、帝国权力膨胀的近代日本，很难得到时人的回应。这可谓其德谟克拉西思想付诸实践时显得苍白无力的内在原因。
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思想最为危险的山川均最终活到了战后，这被有些论者视为是“不作为的转向”，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山川选择了沉默——“明哲保身”。撇开外部的偶然因素（如因入狱而躲过了弹压）外，不能否认的是山川在残酷的现实中不断有意识地调适其思想，既可以热情地拥抱苏俄革命、接受共产主义，也可以回到资产阶级的议会，使无产阶级运动发生“方向转换”。与同时代被弹压的共产主义者最后要么“转向”要么系狱不同，山川的这种“变换自在”似乎来自日本化社会主义运动调和的、个人化的传统。
大正日本存在多种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其源头皆可溯及明治末年。正如学术刊物《初期社会主义研究》在发刊辞中说到的，对于活跃于从明治到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主义者来说，即便在社会层面受到极大制约，依然存在着多样的个性化的思考。山川就是一个。从未踏出国门的山川，是通过源源不断被引入日本的书刊接触到欧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运动的，这使他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各取所需，从直接行动、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到最后的革命的议会主义，其主张几乎涉及各类社会主义。从山川对德谟克拉西的动态定义来看，其所处的社会主义者阵营起到的更多是启蒙者的作用，他们以一种近似传教的方式唤醒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但是，面对无产者的思想惰性和来自政府的弹压，山川的社会主义方策体现出灵动变化的一面，这也是不得不抬出德谟克拉西并把议会作为政治博弈的场域的原因所在。山川提出必须认识到大众诉求的正当性，但不能为了激进而激进，为了革命而革命。温和的德谟克拉西方案牵制着无产阶级的先锋党，而先锋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又限制了山川的德谟克拉西思想的展开，哪怕是作为手段的德谟克拉西。
在三人之中，福田的困境与其说源自外部，不如说来自其思想本身。随着“总体战”体制的逐步建立，不断强化的国家权力将手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福田在思想上的最大对手社会主义者在遭受多次弹压后，已然销声匿迹。福田寄寓厚望的国家在“社会化”后，与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界限何在？其实，福田很早便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诘难。山川均直言福田的社会政策建立在现行社会组织之上，是对国家的无条件接受，否定了通过任何革命方式的改革。这必然导向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稍加改良实现其永久的维持，更多是出于防范社会主义的保守方案。即便福田认识到了民主制的阶级属性，希望予以超越，但最终仍反对阶级斗争。纵使福田声称希望通过“学术手段”而非国家暴力与社会主义相抗，实际上，国家暴力（警察、法官与监狱制度）已然将其敌手排挤出言论空间。同样的批评也出现在室伏高信的言论中。对于有人将福田与罗素相提并论，室伏直言与罗素相比，福田是个沙文主义者。原因在于福田的德谟克拉西论述忽略了日本为军国主义者统治的事实，一味地强调日本与英国完全不同，美化日本未曾侵略过他国。
福田德谟克拉西的限度与其所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不无关系。明治时代，日本先后在医学、军事等方面学习德国，并逐渐扩大至宫廷礼仪、警察业务等方面，进而则为政治领域。今野元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19世纪下半叶德国学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优势地位，学习德国是一种世界潮流。同时，从日本的角度出发，这也是对英法美等侵略国的反动，并警惕自由民权运动中利用的相关英法思想进一步危害日本的既存体制。福田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前往德国留学的，不仅以德语撰写并出版了博士论文，还与自己的德国导师——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伦坦诺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福田试图以在德国所学解释日本经济在历史演进中的规律，指出个人的解放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两者相辅而成，在一定程度上将明治以来个人解放的思想诉求纳入国家权力扩张的需求之中了。
此外，德国社会政策学会的讨论也为福田解决日本社会问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案，在此基础上，福田试图发展出关于社会政策的哲学。这种想法并非福田独有。曾在《资本论》译介中与福田有过交集的高畠素之，在1919年创办《国家社会主义》杂志，提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经济领域，在政治层面以改良的方式将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统合在一起。在高畠看来，支配是国家的本质规定，奠定了国家的永续长久。人们所要做的并非废除国家，而是国家存在的各种压迫，这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然而，让国家参与到社会管控，固然可以使对个人福利的保障以一种让渡个人权利的方式得到实现，但最终必然销蚀德谟克拉西的残影。福田、高畠等的观点与日本国家权力不断扩大的过程相契合，福田本人的论述中不难见到国家社会主义的面相。
1930年5月8日，福田德三去世。如果看到次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福田会发表怎样的感想呢？1933年3月18日去世的吉野作造，生前曾谴责日本的侵略，可谓其思想一以贯之的结论。山川均战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38年1月，此后便守节不再发声。战后，山川建党要求追究战争责任，可以说只有到这时，他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才出现了实现的可能。
本文原刊于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注释从略。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文科高研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