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集体记忆”研究在欧美学术界呈现出热闹纷繁的景象；其中，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等人通过“记忆之场”来研究法兰西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的一系列成果，尤其令人瞩目。所谓“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字面意思是记忆所系之场所。诺拉发起组织了一项宽泛意义上的“记忆之场”系列研究，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主题案例(包括文本、口号、仪式、象征、纪念日、建筑，等等)，重新探究近现代法兰西国民国家成长过程中的公共记忆和认同问题。这项研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催生了其他国家类似“记忆之场”的研究。

“国民国家”（nation-state，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国族”）的兴起，是近代东西方历史上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那么，与此相连的公共记忆与认同建构问题，在近代中国的情境下是以什么样的逻辑呈现出来的？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何以可能？对此，先前的学者曾经从不同侧面做过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数沈松侨先生的三篇长文，分别从黄帝神话、民族英雄系谱和旅行书写等角度，讨论晚清民国时期的国族想象和国族建构问题。此外，孙江、黄东兰以岳飞庙、岳飞叙述为案例开展的相关讨论，也值得关注。

其实，公共纪念物也属于“记忆之场”的一种类型。伴随近代国民国家兴起而出现的一些关于民族伟人、开国元勋、政治领袖和文化英雄的公共纪念物，在记忆共同体的建构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表明，后来者为纪念逝者而建造的纪念物，乃是一种关于无形的社会秩序、领土国家或者民族的集体表征，代表着共同体的神圣内核；它们进入了公共生活的核心之处，但也容易跟日常生活混同在一起；相比于中古以前地方性的遗迹崇拜而言，它们能够跨越更大的地域范围，从而创造一个超越地方层面的共同体。

在近现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从“记忆之场”视角对公共纪念物开展专门研究仍然欠缺，不少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由于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重大关联，位于南京的中山陵已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共纪念物，而是一处标志性历史遗产。如果将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公共记忆比喻为荒原上众多物种竞相生长、重叠交错而形成的苍莽丛林，那么中山陵就是这一记忆丛林里的标志性树木，具体见证了近代中国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构造机制。因此，本文试从中山陵入手，对近代中国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问题作专门探讨；从象征符号、仪式场所、游览空间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揭示以“党治国家”为中心的革命记忆如何从历史“原野”崛起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内核，如何得到强化和扩散，又如何深嵌于日常生活并持续传承下去。

历史犹如一片荒原，记忆则好像荒原上的一片丛林。孙中山逝世之际，由于对其政治理念、行为的理解和评价存在分歧，进入人们记忆世界的“孙中山”形象也呈现出鲜明的歧异性，犹如历史“荒原”上的一片多元共生、重叠交错的记忆“丛林”。

孙中山临终前希望留给后人的，是一种以“革命”“救国”为关键词、充溢着鲜明政治色彩的公共记忆。这在他的“国事遗嘱”中表达得清清楚楚：“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国民党人也希望记住一个高大伟岸的“孙中山”形象。杨杏佛挽联云：“先二百年独创明言，视孔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后廿四史别开生面，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

孙中山的直接政治对手同样对其历史贡献颇表钦敬。时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哀悼令，称赞“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倡导共和，肇我中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临时执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等人祭文称：“惟公先觉，首唱三民。诞敷大义，前无古人……迹比华、拿，勋迈汤、武。”置身于政治冲突之外的旁观者，大多也愿意记住一个崇高伟岸的“孙中山”形象。北京《顺天时报》的社论说：“以先生之名，无异新中国创造之纪念碑也……”天津《大公报》的评论文章称：“先生手创民国，吾国之国魂也。魂兮溘丧，国将焉望。”

时人的祭、挽文字中，还流露出了对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忧虑。湖南省浏阳县各团体祭文云：“呜呼！国乱如麻，民贫如洗，戕杀相寻，祸伊胡底。北斗遽陨，白日光残。任重道远，谁与负担……”安徽省阜阳县南二镇第三小学挽联下联云：“方为四百兆人民托命，那料遽染沉疴，遽归大暮，长太息前途黯淡，同胞安所皈依。”来自各地区、各阶层的众多祭挽文字，不约而同地流露了一种深深的崇仰、哀念、忧思之情，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的表达，即思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期望某个(或某些)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时艰的新式民族英雄的出现。孙中山特殊的生命历程、思想抱负和人格魅力，使他成为这种心理期待的最佳寄托人选。这种期待和寄托心理，并不因为孙中山本人的去世而消失，反而因此弥漫开来。

当然，人无完人，在众多赞誉中，也夹杂着一些批评性声音。例如，梁启超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一方面表彰孙中山个人品质方面的优点：意志力坚强、长于应变、操守廉洁，另一方面也批评孙中山“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广东商会、自治会的看法尤为极端。1925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为孙中山颁布了国葬令，但广东全省商业联合会、广东自治会却分别发通电明确反对，并且诋毁孙中山为“国之罪人，粤之公敌”；之所以出此言论，缘于1924年广东革命政府对广州商团的镇压，对此，连《晨报》编辑都觉得“立言未免过火”。

也有人试图站在中立的立场对孙中山作出客观评价。例如，张謇认为，孙中山功过互见：“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并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唐绍仪在接受上海《字林西报》采访时则说：“民治主义自身，为极大之理想，其领袖亦必永为历史上最伟大之人物……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治主义之奋斗者。其他各种之对人问题及意见之争论，均不必记忆。”

唐绍仪所言“不必记忆”四个字，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对于“孙中山”的回忆和记忆，恰恰是存在选择性的。以孙中山事业继承者自居的国民党人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孙中山本人生前所希望留下的革命记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整理他的历史形象，塑造并推广一种关于近代伟人“孙中山”的主流记忆，从而使原本芜杂无序的记忆“丛林”变得井然有序。

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人明确提出，要将“孙中山”营造为一个巨型的政治象征符号，作为凝聚“新中华民国”国家记忆和民族认同的内核。公共纪念物，特别是伟人的墓葬，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绝佳途径。

1925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市为孙中山筹建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国民党主办的《广州民国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清楚地宣告：“中山先生为中国之元勋，他的自身，已为一个‘国’之象征，为他而建会堂与图书馆，定可把‘国’之意义表现无遗。家族时代的人建祠祀祖，今日非有国无以生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一纪念国父之祠也；神权时代的人，建庙以拜神，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庙以纪[念]此革命之神也……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征之出来！努力以昔日建祠庙之热诚，来建今日国父之会堂及图书馆！”

在众多孙中山纪念物中，南京中山陵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作为孙中山的安葬之所，中山陵自然成为“孙中山”这一政治象征符号的核心文本。此符号文本的形式和内涵的设定，既承袭了孙中山自己的意愿，也包含着后继者对孙中山与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诠释，集中体现了国民党人建构主流记忆的努力。临终前一天，孙中山明确对随伺身边的汪精卫提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的这一选择，与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有一定关联，表达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继承和超越传统族裔认同、建构新式国家形态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为后来者留下一个关于近代革命历史记忆的焦点，与他那句著名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道，时刻提醒后人谨记并继续完成其改造国家的未竟之志。

国民党人对此心领神会。1925年3月20日，国民党诸要人尚在北京料理孙中山丧事，老党员陈去病等人即致函北京临时治丧处，提出孙墓布置的四条指导思想：“一、偏于平民思想之形式者；二、有伟大之表现者；三、能永久保存者；四、能使游览人了然先生之伟绩者。”并且提出具体的墓地规划：“墓前筑石阶为广大之露台，台之中央立碑，以四方形，镌刻总理之遗嘱教训，及一生之事绩，顶端安置先生全身铜像。最前辟地为广场，中置喷水池，左立音乐亭，右为纪念室。广场之南，建屋五楹，环植松柏石楠之属，并凿池迭石，养鹤栽花，以为游人休憩之所。全园材料宜多采巨石，园门尤宜坚朴，亦建筑时所宜于此注意也。至如西湖钱王祠、岳庙等形式，殊不可观，且与时代不合，故不论。”这些设想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倾向，既要突出鲜明的纪念性，全面彰显孙中山的“国父”“革命之父”形象；又要兼具游览功能，便于游人参观、休憩，富有现代公园气息，以表达出时代新气象。孙中山逝世两个月后，国民党方面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简称葬事筹备处)正式决定，使用“陵墓”和“祭堂”这两个名称。1925年5月，葬事筹备处在《申报》等处刊登启事，面向国内外公开悬奖征求孙中山陵墓图案。葬事筹备处吸纳了陈去病、戴季陶前述建议，对于陵墓功能和建筑风格提出了如下要求：一是体现“特殊与纪念之性质”，即具有鲜明的纪念性；二是便于参观和举行纪念活动，墓地应建于交通便利之处，应设计登临石阶和墓道大路以利交通，祭堂前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以便举行祭礼，墓门必须能够灵活开关以便谒陵者入内瞻仰；三是糅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技术，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Chinese Classic）”，“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但“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钢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以便保存永久，墓室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前例，惟苟采用西式，不可与祭堂建筑太相悬殊”；四是简朴庄严，墓式不要过于奢侈华贵。国民党人关于中山陵建筑精神的上述设想，可以概括为“开放的纪念性”：墓地要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纪念空间，不是专属于哪个家族、宗派或社区，而是面向全体国民乃至世人；不是要建造气度恢弘的静态纪念物，而是要造成一个实践性的动态纪念空间。帝制时代的皇陵，一般锁闭于高墙密林之中，严禁民众接近，只对皇家开放，因而其纪念功能是内闭的、独占性的。中山陵的立意，既承续了中国古代纪念性建筑的传统，又与传统陵墓形成鲜明对照。这样，中山陵不仅将要负载关于孙中山本人的过往历史，也将凝聚整个国家当前和今后的记忆和认同，从而作为一个巨型的时代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中国”的象征。

根据赖德霖的研究，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体现了“中国风格的建筑形式”与学院派建筑原理和一些著名西式纪念物空间造型的结合。祭堂立面和墓道广场前四柱牌坊的立面比例，采用了2∶3和3∶5这两种西方古典式建筑所偏爱的理想比例；坡檐、翘顶、斗拱和其他传统装饰母题，则赋予了中山陵祭堂“中国古式”的外观。祭堂的矩形平面和双列柱廊，模仿了新落成不久的美国林肯纪念堂的空间构图；祭堂内四周墙上镌刻孙中山遗嘱文字的做法，也模仿了林肯纪念堂内镌刻葛底斯堡演讲及其他演讲词的做法。环形下沉墓塘这一构想，则受到了巴黎恩瓦立德教堂拿破仑墓和纽约格兰特墓的启发。这些设计构思，糅合了“中国式陵墓的宏壮与现代市民大厦的公共性”，具备一种“崇拜一位中国伟大领袖的仪式功能”。

建成之后的中山陵，以简洁的结构、宏壮的空间布局和古朴淡雅的艺术风格，突出了一个纳天地之正气、取中外之精华、承继往而开未来的“孙中山”形象。特别是牌坊、陵门、祭堂中门上方，以及祭堂内壁赫然展示的孙中山手书和著述文字，都是鲜明的记忆痕迹，无不指向关于一位近代中国革命之父的历史记忆。牌坊、陵门和祭堂中门上方，分刻孙中山手书“博爱”“天下为公”“天地正气”十个镏金大字。祭堂门楣分刻张静江篆书“民族”“民权”“民生”六字。祭堂内壁，分刻《建国大纲》全文、宋庆龄跋文、蒋介石和胡汉民书《总理校训》《总理遗嘱》，以及谭延闿书《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这些衬饰文字，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尊崇先人遗墨遗训的文化心理，从形式和内容上突出了陵墓的纪念功能，明确提示着墓主的身份地位和期望，昭示着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用国民党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遵从总理遗嘱，贯彻总理主张……对内唤起中华民族的意识，挽救中华民族的堕落与危亡……对外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国得到自由平等，卓然独立于世界”。抛开个别具体措辞不论，这段话其实反映了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追求。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墓地，国民党当局在现场组织了盛大的“总理奉安大典”，并且要求全国各地分别举行大规模的“奉安”纪念大会，进行各种宣传活动。这场借助丧葬仪式上演的政治大戏，既是以“柔性”的文化途径来展示正在建构中的“党治国家”权威，也是为了借此形塑一种独特的革命记忆。由此，各种负面的“孙中山”形象已经“不必记忆”，“革命之神”“近代中国之父”作为记忆内核得以确立。

国民党人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总理陵墓为世界观瞻所系、全国信仰中心”。建成之后不过数年，中山陵即已成为新生“党治国家”的一处关键的仪式场所，一种兼具政治性质和宗教色彩的“谒陵”仪式在这里反复上演。这种仪式既是一种政治规训，也是一种记忆的规训。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方面，“党国”最高层在中央全会、事关全域的重大事件以及节庆纪念日集体参谒中山陵，成为惯例，参与者政治层级高，陵墓的象征含义、谒陵活动的仪式色彩均很浓重。

首先，作为孙中山创立的“革命党”，国民党逐渐形成了中央全会召开之际与会者集体谒陵的惯例。早在1925年11月，孙中山灵柩“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之际，一批对国共合作不满的国民党要人在此召开所谓中央全会，意在标榜自己才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正宗继承者。到了1927年9月中旬，国民党内各派系走向组织整合，“西山会议派”各要人来到南京，又在仍处于建造过程中的孙中山陵墓前召开所谓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临时会议。到了1929年3月，统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与会代表遂于3月24日上午集体谒陵，“由司仪高呼，行三鞠躬礼，旋鱼贯参观陵寝”。当时，集体谒陵的相关程式尚未完备。及至中山陵正式建成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会期间中委集体谒陵成为惯例，并且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礼节。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1931年11月国民党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1931年12月四届一中全会，1932年12月四届三中全会，1934年1月四届四中全会，1934年12月四届五中全会，1935年11月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1936年7月五届二中全会，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之际都举行了集体谒陵仪式。其中，五届一中全会的开幕式就在中山陵祭堂举行，全体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还在现场宣誓就职。直至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仍然在中山陵举行开幕典礼和集体谒陵仪式。

其次，遇上具有重大政治象征意义或者事关政权全域的事件，“党国”高层都要开展集体谒陵仪式。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实际领袖的国民党当局隆重举行国民政府迁宁庆典，此举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正式开始。三天之后，蒋介石偕同国民党要人“谒中山陵墓”。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旨在制定国家根本法性质的《训政时期临时约法》。开幕之际，全体与会代表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共计五百余人，齐集中山陵集体谒陵，并宣誓：“某某敬以至诚，代表中华民国人民，接受创立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依照建国大纲，谋中华民国之统一与建设，并遵守国民会议之纪律。谨誓。”会议结束、《训政时期临时约法》公布之际，国民党中央又于6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扩大纪念周、总理奉安纪念暨约法告成三种典礼，中央各要人以及各机关简任、荐任人员二千余人出席，行礼如仪之后，由蒋介石在祭堂内孙中山坐像前逐条宣读约法内容。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行都”洛阳办公。及至局势安定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属于12月1日迁回南京，先是直奔中山陵举行集体谒陵仪式，然后才进城出席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和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的“回京”典礼。1937年12月7日晨，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前夕，蒋介石夫妇率侍从室部分人员以及送行者，特意去中山陵辞行。1945年9月9日下午，南京的日本投降仪式刚刚结束，中方受降代表何应钦即率七十余名军官前往中山陵谒陵致敬。1946年5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部会首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代表，以及文武官员和民众代表五千余人，在中山陵隆重举行“还都”暨“革命政府纪念”庆典，以告慰“国父在天之灵”。

1948年，国民党当局宣称民国“进入宪政时期”。3月29日，“行宪”后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之前，与会代表先赴中山陵举行集体谒陵仪式。5月20日，“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举行后，又于次日上午率文武官员约二百人集体谒陵。在此前后，“行宪”后第一届立法院、监察院分别举行成立仪式，全体与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也都出城集体谒陵，行礼如仪。

再次，南京国民党当局还逐渐形成了节庆纪念日定期谒陵的惯例。到了1930年代中期，每逢1月1日(民国成立纪念日)、3月12日(总理逝世纪念日)、5月5日(革命政府纪念日)、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11月12日(总理诞辰纪念日)这五个法定纪念日，以及6月1日(总理奉安纪念日)这个特殊日期，“党国”高层都要郑重举行集体谒陵仪式，除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特任官，在京各机关文官简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员均须出席外，各学校、各社会团体也要派代表参加，文职着文官礼服(蓝袍黑马褂)，武职着军常礼服。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遇到重要节庆纪念日，则以集体遥祭仪式代替现场谒陵。1947年以后，国民党加紧“行宪”步伐，3月12日、5月5日、6月1日和10月10日，最高当局不再举行集体谒陵活动。不过，孙中山诞辰日和元旦日的集体谒陵活动仍然循例举行。

另一方面，除了“党国”高层定期和临时性的集体谒陵行为外，各级、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和学校(简称“军公教”)以及社会团体自行组织的不定期的集体参谒活动更加频繁。

首先，与“党国”高层的做法类似，中央各部门组织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或者重大活动之际，都要安排与会人员集体谒陵。例如，1931年夏，国民政府举办了轰动一时的首届高等文官考试(简称高考)。考试结果出来后，8月12日上午举行授证典礼；仪式结束后，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率领出席者五百余人集体谒陵。1933年10月10—20日，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10月15日，全体参会领队、教练、运动员在会场整队，各执单位旗帜，由大会筹备主任褚民谊、总干事张信孚率领，徒步前往中山陵集体谒陵。

其次，作为科层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各级、各地军政党务机关上行下效，成为开展集体谒陵活动的主体。例如，1929年12月12日，顾祝同兼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全体谒陵；官兵们行礼后，一致高呼“拥护党国！服从中央命令！消灭一切反动派！”等口号。1931年2月5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前，全体代表先去谒陵，然后回城出席闭幕式。5月30日，中央军校第八期生举行开学典礼，同日举行军官补习班毕业典礼，下午全体谒陵。1936年8月31日，国民党空军特别党部第一区党部第四届执行、监察委员会成立，在中山陵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再次，远离“中央”甚或游离于“党国”体系边缘的政治力量，包括地方军政首脑、实力派人物、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甚至是前北洋政要，有事来南京时，都会参谒作为“新中华民国”重要象征符号的中山陵，从而表示对中枢当局的服从姿态。例如，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东北实力派首领张学良入京列席国民党中央全会，1930年11月12日随同中委参加集体谒陵活动；四天后，由蒋介石陪同，张又率随员正式谒陵；其夫人于凤至则由宋美龄陪同，另行前往谒陵。1931年1月22日，中原大战后归附于南京政府的韩复矩、孙连仲、马鸿逵部师旅团长等四十余人，亦由蒋亲自率领谒陵，蒋介石还在陵前对他们“历述总理生平事迹之伟大”。1931年5月4日，出席国民会议的九世班禅抵达南京，代表西藏民众表达拥护中央之意；5月7日下午，九世班禅率领随行二十多人集体谒陵。1933年1月，前北洋军阀领袖、时年六十九岁的段祺瑞，不愿与图谋侵华的日本人合作，应蒋介石敦请从天津南下；1月23日下午，由蒋介石、戴季陶、居正、张群、许世英等人陪同前往谒陵。不过，段祺瑞在中山陵祭堂内向孙中山坐像行礼时，却仅行一鞠躬礼。这个细节，反映了段祺瑞此时既承认国民党政权、又与之保持距离的微妙态度。

类似地，重要外宾来到南京，为了表示对“新中华民国”的尊重，也都配合中方安排，前往参谒中山陵。1929年3月28日上午，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一行五人抵达南京，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会谈，签订《济南惨案善后事宜议定书》，下午2时前往中山陵谒陵。1932年3月31日，来华调查日本侵占东北事件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安排谒陵，“管理陵墓人员领导各委员等，脱帽步入祭堂，相继题名后，乃排列于总理像前，供献花圈。遂鱼贯入墓道(室)，瞻仰总理大理石像及墓道(室)”。1934年5月14日，继任罗马教廷代表蔡宁总主教前来南京拜会国民政府各要人，当天下午即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安排去中山陵谒陵。

最后，各级学校、各类社会团体，也纷纷组织集体参谒活动。例如，1929年10月9日，中国经济学社第六届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开幕，次日下午集体参谒中山陵。1931年11月3日，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与会各省市代表六十余人，散会后全体谒陵。1934年4月2日，中华医学会(合并了原中国博医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出席会员二百多人，与会者早晨先去中山陵集体谒陵，然后回城举行开幕式。此类集体谒陵活动，可以说数不胜数。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持续开展集体谒陵活动，林森在1935年11月12日于中山陵举行的国民党“五大”开幕词中讲得很清楚：“大家在参谒总理陵墓以后，来参加开幕典礼，人人心中必然感觉得有总理伟大的精神，照临乎我们之上……我们大家应该如何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发挥总理未竟的绪业，安慰全国同胞的期望，鼓舞起一致救国的热诚，振衰起敝，以挽回艰危的国运。”他还重申了孙中山关于“牺牲自由”“贡献能力”的两点遗训，号召大家“以党内牺牲自由的精神，来感动全国国民都为国家来牺牲自由”，“团结全国同胞人人贡献能力，为国家效命”。林森的话，道出了国民党中央集体谒陵行为的宗旨：让高层政要经常性地与总理在天之灵直接沟通，从中获得精神和人格感召，凝聚政治共识，巩固党内团结。

根据谒陵规则的要求，谒陵者“入祭堂须脱帽致敬，入墓门须静默致敬”，“不得喧哗”；各机关、团体、学校的有组织谒陵，则“须预先通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以便谕知警卫处引导参谒”。在大规模的集体谒陵行为中，谒陵者齐集祭堂后，一般举行如下仪式(顺序可能略有不同)：(1)全体肃立，(2)奏乐，(3)全体唱党歌，(4)主持人向孙中山坐像敬献花圈，(5)全体向孙中山坐像行“最敬礼”(即三鞠躬)，(6)恭读“总理遗嘱”，(7)全体低头默念三分钟。这些仪式的内容与功能，与国民党在全国推行的“总理纪念周”仪式基本雷同。特别是仪式中的“默念三分钟”这一程式，细致体现了对于记忆的规训。

中山陵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扮演的这种政治角色，与其西侧的明孝陵在帝制时代皇权政治日常运行中扮演的角色有些相似之处。朱元璋正式入葬以后，明朝政府形成了定期祭祀孝陵的传统：“每岁圣旦、正旦、孟冬、两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是谓五小祭、三大祭”；“至期，特遣勋旧大臣一员行礼，南京各衙门文武官俱陪祭”；“国有大事，遣大臣祭告”。围绕中山陵举行的各类集体谒陵活动，特别是“党国”高层在重大事件、中央全会和主要节庆纪念日的集体谒陵行为，表明它已然成为“党国”政权之下至关重要的一个政治象征符号。但从集体谒陵活动的广泛参与性来看，中山陵在“党国”政治日常运行中所扮演的角色，又远超出了明孝陵。持续展开的近乎宗教仪式的政治和记忆规训，强化了国人对于新生“党治国家”权威的认同，以及近代革命历史的记忆。以“孙中山”“党国”“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记忆“丛林”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

作为一处公共纪念物，中山陵的独特之处在于“开放的纪念性”。在国民党人的设想中，中山陵不同于以往那种锁闭于高墙密林之中、严禁民众接近的皇家陵寝，应该是面向全体国民的开放的纪念空间。由此，中山陵同时具有作为景观空间的属性。仪式层面的“参谒”“谒陵”，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游览”“观光”相互缠绕，由此，“党治国家”主导的核心记忆随着日常生活的展开而逐步弥散开来。

如前所述，孙中山逝世不久，陈去病等国民党人关于孙中山墓地的构想，即突出了现代公园的气息，强调要从细节处为游人提供方便。中山陵着手修建以后，也有人敏锐地预感到它作为游览空间的发展前景。1925年12月27日，金陵大学农科教授裴义理在给南京义农会同仁的一封信里指出：“孙墓既成，以后各省人士来峰瞻拜者必不在少……森林整理、马路延长以后，不惟山南山北之交通异常便利，住居南京之人民更多一藏修息时之所，与人民之康健及社会之清德均为密切关系。”他的这一预期，在随后十余年里逐渐变成现实。国民党当局建政南京以后，中山陵所在的整个紫金山及山脚周边地区，都被纳入陵园建设的范围。随着道路、纪念性和功能性建筑物以及园林植被建设的开展，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处纪念性的国家森林公园已初具规模。为了便利游人出行，江南汽车公司还开通了市内与陵园往返的游览车，末班车最初为晚上8时，后来由于“乘客来函”反映“天气热时，陵园游人回城较迟，无车代步，深感不便”，江南汽车公司遂于1936年7月呈请陵园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夏秋季节将末班车延迟至晚上10时。

中山陵和陵园作为一道景观，很快成为观光产业链条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被收录于各种旅游书刊。1928年4月，陆衣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最新南京游览指南》更新至第四版，尚在建设中的“中山墓”名列南京城东景观第六位。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5月初版、1929年5月再版的《新都游览指南》，开篇即为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正面图案。1931年10月中国旅行社编辑发行的《旅行丛书》第一种《首都导游》，开篇为彩色的中山陵正面仰视和背面鸟瞰照片。1932年南京书店出版发行的《旅京必携》一书，以中山陵作为封面图片。1933年上海世界出版合作社发行的《京沪路旅行指南》，开篇亦为中山陵正面照片。陈日章编辑、1932年1月上海禹域社出版发行的《京镇苏锡游览指南》一书，除了以中山陵照片作为封面图片，还专设一节“中山陵园古今胜迹”，详细介绍中山陵各组成部分，以及位于陵园范围内的运动场、谭延闿墓、明孝陵、灵谷寺、紫霞洞、无量殿、志公塔等新旧名胜。1947年1月，社会部南京社会服务处编辑发行一套十种图文并茂的《南京游览手册》，第一种即为《陵园》。

还有人仿效前代“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之类的说法，将中山陵与陵园其他主要景观组合在一起，命名为“陵园十景”，分别加以阐释，刊发于1936年3月3日的《东南日报》。所谓陵园十景，即灵堂(即中山陵祭堂)礼圣、梅亭(即仰止亭)春晓、谭墓(即谭延闿墓)听莺、灵谷(寺)松涛、温室藏花、流徽(榭)秋色、乐府(即音乐台)天声、古堡(即紫金山天文台所在的天堡城)石人(紫金山顶的人形巨石)、志(公)塔观(三绝)碑、明陵夕照。这些景观散布于陵园内不同地点，产生的时间、背景及内涵差异极大，相互间的关联性原本并不明显，但经过这样一番整合、阐发，它们似乎构成了一幅情趣各异、错落有致的完整图卷，更可激发人们进一步去了解甚或实地体验的冲动。“陵园十景”的说法提出后，随即传播开来，被《市政评论》《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浙江青年》等刊物转载。

在这样的氛围中，各级各类集体谒陵活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亲往孙中山灵前致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观览中山陵以及附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1930年4月20日，适逢星期日，在宁出席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各代表集体谒陵结束后，“各会员赴灵谷寺游览。该寺为南朝古刹，古木荫浓，风景幽绝，寺内牡丹姚黄魏紫，尽态极妍。各会员携带照相器者极众，纷纷在该寺内外选胜摄影。午刻，由教育部预备素餐，在该寺欢䜩各会员”。

随着铁路旅行成为一种时尚，铁路部门配合旅行社，也打出了“谒陵旅行”的招牌。1934年11月初，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车务处制定了“总理诞辰谒陵旅行”优待办法，致函各学校、文化机构进行推广：“今年总理诞辰，适值星期一，各界人士，正可利用星期六及星期日休假机会，组织团体，前往南京，谒总理陵墓，并观光首都，既可唤起民众爱国思想，复得饱览京内外名胜，一举两得，机会至足珍贵。”其具体办法第一条同样宣称：“本路为唤起民众之爱国精神并纪念孙中山先生之伟大人格与不朽功业起见，特定自十一月十日起至十三日止，借总理诞辰休假之便办理谒陵旅行，提倡首都观光。”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推广和筹备，这次团体旅行活动如期举行。上海友声旅行团53人、上海女中24人，由车务处副处长刘鼎新引导，乘坐11月10日13:10从上海出发的特快列车，沿途加入建设委员会无锡戚墅堰电厂80人、镇江盐城职业学校30人，次日早晨在南京下关集合，分别乘坐汽车至中山陵园，“瞻谒陵寝毕，各团体复分别游览各地名胜，兴趣均极浓厚”。甚至连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仿效铁路局的做法，在全市党员中征集一百人，于1936年11月11—13日，“利用总理诞辰假期，晋京恭谒总理陵墓，及参观首都建设，游览名胜古迹”，每人仅需12元，包括来回火车票及膳宿车费等。最终成行的有团员86人，加上领队、事务人员等，总共98人。在这样的集体谒陵活动中，“谒陵”和“旅行”已经有机融合为一体。

根据陵园管理当局1929年9月颁布的《谒陵规则》，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3—10月每天开放9个小时，11—2月每天开放7个小时。每逢1月1日、3月12日、5月5日、6月1日、10月10日、11月12日，还开放墓门，让谒陵者进入墓室瞻仰。据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的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6月，参谒人数即有33.5万余人，最多的月份达6.7万人，最少的月份也有2000人。1932—1936年间，年度谒陵人数分别为64878、114751、197140、249187、164450人。由此可见，中山陵不仅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核心仪式场所，还成为一处与市民休闲生活及观光产业发展紧密相连的游览空间。

既然夹杂着观光的成分，那么，集体谒陵过程也就难免亦庄亦谐。1936年，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出国前的6月23日，教育部官员在中午时分率领他们先去中山陵集体谒陵。仪式过程没什么特别之处，攀爬中山陵石阶却给选手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时团队员已经列成双行上山了，烈日当空又加连风影儿也不见，一口气跑到陵堂前，任你是铜筋铁骨的运动员，怕也有点受不了。田径队里的先生们在摇着平顶草帽，嘴里却说着风凉话：‘练长跑，这里倒是好地方。’”

经历时光的流逝，到了1940年代后期，集体谒陵活动中的休闲、观光色彩变得更加明显。根据现有档案资料的不完全记录，1946年1月至1949年1月，陵园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警卫处接受的团体观光性质的参谒活动申请即有25例。活动的组织者既有各级学校，也有党、政、军机构，还有社会团体，甚至有直接以“旅行团”命名的企业。在他们提交的申请书里，中山陵被描述为一处“名胜”，谒陵的事由则明确表述为“游览”“参观”“旅行”“远足”。这些集体活动的休闲观光性质极为明显，对此陵园管理当局熟视无睹。

这些案例中，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组织的一次休闲活动值得玩味。1946年11月9日，教育部总务司致函陵园管理委员会：“秋深气爽，红叶纷飞，乘此佳期，正宜旅行，借破寂寞。爰集本部同人多人，拟于十一月十日游览总理陵茔及谭墓诸名胜。”教育部职员这次集体行为，从名义上说纯粹是“旅行”“游览”，而不是“谒陵”；从目的上说也跟宏大叙事层面的“革命”“政治”等严肃理由无关，而仅仅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层面的休闲——“借破寂寞”。对此，陵园管理委员会没有公开表达任何异议，仅批示“开放墓门，以便教育部同仁谒陵”。你说你的“游览”，我说我的“谒陵”，双方各自表述，两种说辞互不干涉。

由此可见，经过近二十年的时光推移，中山陵这座独特的纪念建筑已经深入人心，在向国人传递政治意蕴、改造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逐渐被日常生活改造。它作为一个巨型政治符号的训示含义逐渐隐退于幕后；作为一个休闲、观光场所的性质和功能，在普通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却愈益凸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神圣空间属性的消失。上述团体观光性质的活动，大多同时沿用了“谒陵”这一习惯语汇。由此传达的信息是，作为日常生活层面的中山陵旅游观光活动，与这座陵墓作为象征符号和仪式场所的神圣性、权威性之间有着直接(但非唯一)的因果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4月30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递交给陵园管理当局的一份谒陵申请：“陵园管理处诸位先生：本星期我们研究南京的名胜和古迹，讲到中山墓特别有兴趣，所以我们决定在五月四日上午前来瞻仰。届时请求  诸位先生能把墓门开放，让我们看一看这位民族伟人的遗体，给我们一个深切的印象，这是我们全班小朋友所感盼的。再会。顺颂春安。国立中大附小二下级甲组五十二个小朋友全体鞠躬。”“请求诸位先生”处，按照当时公文的习惯将“诸位先生”另行顶格写起。显然，这是老师教学生们写的，而且经过了教师的文字润色，但类比或者保留了小学生的语言风格，最后由学生用铅笔抄写成文。不管如何，这样的观光之旅，帮助小学生增加了对于“地方名胜”中山陵的了解，使他们开始对“民族伟人”“孙中山”产生印象。通过这种自然而然的习得过程，年轻一代的头脑中播下了国族记忆的种子。

通过观光游览行为的普及，随着自然而然的“习得”过程的展开，中山陵这一象征符号所承载的核心记忆，便可以跨越空间的距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弥散开来；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穿越时间的帷幕，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中传承下去。也就是说，象征符号所承载的记忆内核，已经逐渐转化为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甚至将会由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在经历时间的流逝之后，沉淀为一种具有持续生命力、能够不时被唤起的文化传统。

2005年4月，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开启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首个目的地就是南京中山陵，并且在此向两岸华人表达心愿：“今天，我们来到此地，我们尤其回想到中山先生那种壮阔的思想，那种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奉献的精神，所谓博爱，所谓天下为公，都在这个碑、牌、门楼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中山先生是我们今天两岸大家共同尊崇的国族的前辈……让我们大家一起追随革命先行者的脚步，共同来努力，奋发图强，让我们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真正地做一个扬眉吐气的中华民族。”连战此次谒陵和上述讲话，以一个具体事件，传达了中山陵作为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意义，及其与近代中国国族认同之间的深度联系。

中山陵作为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其生成机制可以从象征符号、仪式场所和景观空间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来观察。其一，中山陵是一个政治象征符号。在国民党人主导下，它承载着有关孙中山形象的选择性记忆，成为新生“党治国家”之下现代历史记忆的内核。其二，中山陵又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场所。国民党人通过组织途径，持续开展仪式化的谒陵行为。在这种政治规训和记忆规训之下，以“孙中山”“党国”“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记忆“丛林”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山陵还是一处景观空间，与市民休闲生活乃至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亦帮助南京确立其作为近代中国核心都市之地位。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和仪式规训的内涵逐渐隐退幕后，原先由国民党人主导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这种公共记忆拥有跨越时空的传播和传承力量，以至于时光流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山陵依然能够成为维系海内外华人共同历史记忆和国族认同的重要纽带。

本文原标题为《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原载《南国学术》2020年第3期，第300-312页。注释从略。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