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周教授晓虹兄的邀请。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制里，《中国研究》是最早进入CSSCI来源集刊的刊物之一，二十年来在推动中国研究上厥功甚伟。我认识晓虹兄很早，人如其名，自上世纪80年代起，如虹般一路红贯本世纪，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的发言题目略显随意。当时我正在整理暑假英伦访史两个月搜罗的13,000余张手稿照片，感叹200年间欧美中国研究的今昔变化。看到会议手册后，我稍感不安，在社会学者面前搬弄历史是不是有点陈腐了？但是，刚才听了李培林、张静、赵鼎新三教授的发言，我心生安慰。历史学家埃尔顿（Geoffrey Elton）说过：“未来是晦暗的，现实是沉重的，唯有过去，逝去不再的过去，才值得沉思。”我想谈的东西很多，在有限的时间里，讲两点。

第一个问题：海外中国研究的冷与热。海外中国研究可以分为两个主导类型：东方学与区域研究。一般而言，汉学研究属于东方学，以语文学为依托，偏人文，重描述；区域研究以多学科方法为依托，偏社科，重分析。关起门来看，今日的中国研究非常繁荣，虽然有点像尼采揶揄的那样，蛋下得很多，个头却很小。打开国门向外看，我们会大吃一惊：海外中国研究如此落寞。不要说正在博物馆化的老欧洲，即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大不如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除了人文社会科学普遍面临的困境 ——AI 时代来临的冲击外，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误以为现时海外中国研究的冷是非常态，实际上长时段地看，冷是常态，热才是非常态。我们将散落于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不同体制下的汉学研究与区域研究整合梳理，才建构出看似蔚为大观的海外中国研究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国际汉学研究、海外中国研究，都有中国人的想象和再发明（Reinvention）。

伴随大航海时代兴起的汉学，无论是个人的书写，还是有组织的行为，都是限定的。即使在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汉学也没有真正进入帝国的教育体系。1837年伦敦大学设立了第一个中文教席，从这里走出来的理雅各（James Legge）于1876年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个中文教习。中国五经的译者理雅各看似很风光，年薪却仅300英镑，生活拮据。1888 年，曾任驻华公使的威妥玛（Thomas Wade）将其藏书捐赠予母校剑桥大学，并出任该校首位中文教习，不差钱的他乃是无薪教授。日本的情形要特殊一些，1895年东洋史课程设置后，曾经有过一段伴随着帝国膨胀而高歌猛进的研究时代，即使如此，在帝国的知识体系里面仍处边缘。

二战后，伴随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左翼思潮的展开，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大兴。区域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于当下，直白地说，有魅力的不是孔夫子，是毛泽东。改开后，面对中国的转向，中国研究热在相反的方向上延续，人们关注的不再是毛泽东，是邓小平。

在确认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冷与热后，自然会面对第二个问题：海外中国研究的轻与重。为什么会出现星星点点的短暂之热呢？是他者自身需要所致。在殖民扩张时期，如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公司国家有自己的他者知识生产机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意图则催生了东洋学的发达。二战后，美国因检讨“为何失去中国”这一议题时，才推动了中国研究的繁荣。因此，所谓海外中国研究根本上说仍是外国研究。

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海外中国研究，其方法和部分结论仍需高度重视。早在1930年代，涂尔干（David Émile Durkheim）的环节社会理论就进入清水盛光的中国社会研究了，满铁调查的研究者均受过严格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训练，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内卷化”概念，在1940年代日本的研究中就见其雏形。我们推崇的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在中国发现历史），早在1960年代，增渊龙夫就在他的长文里展开了深刻探讨，并提出需从中国问题的内在脉络进行理解的核心主张。黄东兰即将出版的《什么是东洋史》中有很多干货，不妨一读。

在英伦访史期间，我注意到，包括我在内很多学者对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有误用之嫌，萨伊德所指的 “东方主义” ，是印度以西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我们却简单地将其移情到自身。提出比较宗教学理论的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说：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他赞美印度、延揽理雅各到牛津大学，哪有半点东方主义。

与四十年间的经济大发展相比，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发明甚少。刚才和两位年轻朋友聊天，我说掰手细数，非西方世界里创造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能有几个？日本的“近代超克论”，中国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印度的“庶民研究”，拉美的“依附理论”，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个。因此，追问海外中国研究的冷与热、轻与重，反过来就是追问本国本土研究的冷与热、轻与重。我们有太多同质化的中国研究，很多打着本土旗号的研究，借用斯坦因梅茨（Willibald Steinmetz）话说，恰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异国情调。如何学习和超越海外中国研究，也即进行接受与抵抗的二义性作业，是今日中国研究所怀抱的难题。我期待今后的《中国研究》，特别是“晓虹书”，能解答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