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日本乙未会在华创办的中文报纸《亚东时报》，就中国风气转移，大胆不拘倡言变法而颇具时代影响。《亚东时报》的发行时间虽然不长（1898年6月-1900年5月），但上承中日甲午战争的余绪，下启清末新政的先声，承载中西知识往还的许多新名词、新概念见诸报端。1899年该报第10号上的两篇本土来稿，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脑质”与“气质”一词，且伴有“改易脑质”和“变化气质”的论述。

《论支那士气民心之不同》：

引文中“脑质”与“气质”的表述颇为相似，但背后的知识脉络迥然不同。“气质”带有理学色彩，改变气质说由来已久，“脑质”则为格致新词，在晚清特殊的政治社会语境下，“脑质”“气质”的新兴论述与形塑国民思想发生了有机联系。

清末“脑”的相关论述承袭了心脑之争的历史背景。汉代以后，随着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的正典化，心被视作五脏六腑之主，掌管人的思维和情感，“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而脑则游弋于方术所倡养生和补给的语境中。出于尊经的传统，心逐渐凌驾于脑之上。艾尔曼指出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强调“脑”对于人体记忆和感知事物的重要性。祝平一认为清初传教士虽认同“记忆在脑”，但其所信奉的“灵魂在心”与中国传统思想并无二致，心脑冲突不在医学，而在西学、西教背后的文化和政治脉络。迟至19世纪下半叶，“脑”取代“心”真正成为主宰人思维的器官，它作为现代科学知识而非宗教附属品彻底动摇了中国医书既有的知识体系，合信（Benjamin Hobson）《全体新论》（1851）中传递出的生理学知识即以“脑”作为一身之主。心脑之争的复杂历程既体现在中医和西医的知识冲突与思想对抗之上；也表现为近代国门打开之后，和“脑”相关的新名词层出不穷，挟西学而来、跨越不同知识背景的“脑”构成了形塑现代中国思想主体的新语言。相较于心脑之争的历时发展，本文更关心甲午之后“脑质”一词的语义突变，“脑”主身体的科学观念与社会进化思想联系密切，脑的发育从生理层面的自然选择过渡到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其大小不仅决定了人与动物的强弱，甚至关乎不同人种、性别、文化的等级差异，以及中西、古今的高下对比。在开民智的晚清社会思潮中，改造脑筋常常成为言说的重点。20世纪之后“补脑”成为一种新的消费心理和商业文化。

与“脑质”相比，“气质”的学术史脉络较为简明。杜正胜在描述中国传统极具特色的“人”的概念时，指出儒道两家的分殊，道家所追求的个体之“人”和自然之“天”的互动关系在于“气”，通过“气”建立人身和心性的体系认知。陈来认为从儒家人性论中发展出“气质”之说有其必然性，理学主张将“天命”与“气质”视作人性善恶的两个方面，气质的不善是人的恶品质的根源，因此理学强调士君子应当变化气质（气禀）。尽管理学在有清一代的发展并无突出特点，但黄进兴敏锐地观察到清末道德意识的转向，尤以旧名词“理学”向新名词“伦理学”的递嬗最为显著，前者为宋明时期鼎盛的成圣之学，后者是西学标榜之下探究道德的新方式。 在理学范畴之外，“气质”更转变为清末西方和日本观察甚至想象中国的一条域外径路，吴义雄曾考证早期的教会报纸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讨论。受文明进化论的驱动，晚清中国的本土士人对国民气质和国民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上述学术史梳理印证了传统语境中“气质”和“脑质”语义的不对等。变化气质源来有自，是宋明理学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的经典命题，学以变化气质关乎“心”的体认以及士君子的修身之道，历来为理学大儒所推崇。变易脑质则较难溯源，位于“心”之下的“脑”在传统语境中居从属地位，“脑质”作为新名词在晚清的兴起和现代解剖学知识与社会进化思想的传布有关。尽管“气质”和“脑质”有各自不同的学术史背景，但两者在清末具体的政治社会语境中产生了频繁的互动。从《亚东时报》的引文中不难察觉，“气质”和“脑质”均为形塑晚清国民思想的潜在标准，但两者间复杂的语义纠葛似有待进一步考辨。本文试图在梳理“脑质”“气质”各自语义发展的基础上，揆诸晚清集中出现的变易脑质与变化气质说，思考“脑质”“气质”与“国民”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脑质：可视的格致名词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医学知识的输入极大提升了“脑”的重要性。英国传教士合信与南海陈修堂共同撰写的《全体新论》被视作现代医学和身体观念的奠基之作。 这本小书收录了大量的人体解剖图，形象地阐明“脑”是主宰人体知觉和动作的器官，“心”的地位则逐渐下降，与其他五脏六腑并列。《全体新论》出现了许多与脑相关的新名词，如“脑气筋”“大脑”“小脑”等，其中一例是对“脑质”内在构成的描摹：“盖承脑之驱使，分派众脑气筋之本也。西国医士，剖开脊骨考验，见胞膜三层，膜内有清水，环护脊髓，髓质与脑质同类，比手足骨内之髓，大相径庭，亦谓之髓者，盖中土无名，不得不沿其旧耳。”尽管（脊）髓质、脑质与骨髓各有所指，但因缺失新的汉语译词只得沿用旧名。清末医学大家张山雷曾疏证：“合信氏谓脊中髓质，与脑质同者，是也。若以其质而言，本不可同谓之骨髓。然吾国人向来心理，意谓脑固藏在骨中，则亦因而同名为髓。原不问其体用之有何区别，此诚是中古生理学之粗率，无可为讳。”由此可见，早期医学著作的翻译普遍面临“中土无名”的困难，在对应汉语译词缺位的情况下，类似“脑质”的构词法逐渐为传教士采用。

较西方传教士的汉译更早，日本江户时代的兰学家在翻译西学著述时喜造汉字新词。“脑质”一词可追溯到大槻玄泽所编《重订解体新书》（1826），该书是对其师杉田玄白所译《解体新书》（1774）的修订。《解体新书》中虽未出现“脑质”一词，但明确表达了脑主意识的观点——“头之所藏者，脑及意识也”。大槻玄泽在此基础上增补了多卷“翻译新定名义解”，与正文互参，其中“脊髓”的释义与后来合信所撰《全体新论》有相通之处：“上连脑髓、下抵尾骶，其质同脑，俱造灵液。”大槻玄泽对“脑”及构成“脑”的新名词的细致梳理也多流露出江户末期造新词、创私语的一些特点。

“皵㨾”（灰质）与“髓㨾”（白质）虽佶屈聱牙，但实为两个单音节词的复合，被大槻玄泽归入“义译”的范畴，即在没有现成词源的情况下创造新词，虽无名可充，却有义可取，沈国威曾指出早期兰学家的这类“义译”是将外语词分解为可以理解的意义单位。 江户末期以语素为单位的兰学译著，较传教士的汉译西书时代更早，直接影响了此后“脑质”一词的跨文化传播。

19世纪70年代后，无论是转译西书的中文文献，抑或在华发行的西文报纸，都热衷于讨论脑的大小及其构成，比较男女脑质的异同。作为人的核心器官，“脑”的可视形象不仅见于近代医学和解剖学的专书，更延展到形形色色的大众报刊中。《上海差报》曾刊文将男女颅骨的差异与人种的开化程度作比较，凸显“争竞生存”（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的进化思想。当时的科学实验也试图证明动物的大脑质量和其容量并无绝对关系，但是“为了争竞生存，一方的微弱优势通常可以弥补另一方的极大差异”。 上述格致文章在以科学方法证明脑质发育的同时，尤为强调以竞争促进化的思想。

那么，同时期的西文报刊如何描述中国人的大脑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一篇名为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Brain的文章出现在伦敦神经科学学会的权威杂志Brain（《脑》）上，《字林西报》第一时间报道了相关内容，取名为《中国佬的大脑》（A Chinaman’s Brain）。文章指出，中国人脑的重量约为1182克，较一般成年男性的平均值少了176克，大脑与小脑之比（5:1）也远低于正常人的比例（8.5:1），这证明了中国人天性中感性的特质，如重视家庭、孝亲忠君、传宗接代等。但是，中国人在智力上并不落后，其脑质的复杂程度与正常人相当，此处“脑质”是“brain substance”的汉译，即以语素为单位的复合构词。“在所有思维域的发展中，是什么赋予了欧洲如此突出的优势？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不少篇幅，但毋庸置疑的是，欧洲人大脑的思维域是那些喜欢家庭与社会生活之人的八倍。” 文末的设问揭示了作者对中国佬的鄙夷。在中西脑质的对比中，被贴上理性标签的欧洲人种的优越性呼之欲出，人种的等级之分也经由“科学的”脑质实验加以证实。在以进化为公例的时代，中西文明的悬殊远大于脑质的差别，时论借脑质的高下引出人种的优劣。

笔者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文文献里频繁出现的“剖脑”“测脑”“验脑”等格致新词大多源自对西文报刊的译述。其中转译自纽约《格致报》的《考论脑质》（1897）一文最有代表性，同年《知新报》《利济学堂报》也有转载，文末附图一张，按脑容量的大小依次展示了解剖学视野下的象脑、人脑、羊脑与山鼠脑。该文抛出了一个无法完全用生理学知识解释的问题：人脑并非最大，但人之聪慧却胜于万物，其中缘由何在？作者认为“专以脑分愚智，亦不然矣”，“聪明半出于教化，非尽由乎脑也。奥大利洲未归英属之前，人皆蛮野，既归英化之后，人渐智矣，可知半由教化，半由生成也。” 该文剖析了生理学层面“脑”的局限性，指出先天之脑质与后天之教化共同决定了人种的开化程度，和“野蛮”相对的“教化”逐渐与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相通，溢出现代医学知识范畴的“脑”，成为区分不同人种文明野蛮与否的科学标准。

图1《考论脑质图》，《知新报》第21期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1893年日本东京某书院完成了解剖日本人大脑的实验，并得出结论“日人与西人脑质或同或异，虽尚未穷究，若就其所验者观之，则丝毫无异也”，日本试图通过解剖学实验和生理学公例，科学地论证其在性别与人种上并不逊色于西人。中日甲午战后，跻身文明行列的日本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国内进种改良、智脑开张的呼声日趋高涨，成为当时中国试图融入世界秩序的一种努力，笼罩在进化思想之下的脑质发育关系着一国一民的进步，“脑”逐渐从主宰人身体的生理器官演变为特定政治社会语境下智民强种的利器，承载了对国家兴亡的思考。

严复观察到进化风潮之下脑质的渐趋发达，“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严复认为在脑学昌明的时代，体气强健是“鼓民力”之本，也是强种之必备，他旋即援引欧洲男女进种改良之成功以激励中国变法富强，“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馀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梁启超的《论中国之将强》（1896）则感慨“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为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而谓彼之所长必我之所短，无是道也。”他试图从“脑”的科学视角论证黄、白二种在生理学层面相去不远，同文同种之日本在效仿西法后政教发达、日趋文明。此时，维新人士昌明脑学的诉求背后，是对西方人种的异质想象和国人将强的理想期待。

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关于“保种保教”“进种改良”“通教合种”的大胆倡言引来了反对者不遗余力的批评，保守大儒叶德辉便曾诘问“合种通教”说：

叶德辉直指康梁用心险恶，已然沦为西国之仆役，其弟子易鼎更蔑视名教，狂言妄语。“进种改良”的译法更是背离本意，曲解了西方生理学意义的全体（身体）观念。双方在保种保教的问题上，均坚持己见、誓不退让。尽管如叶德辉这样的保守大儒反对被过度演绎的进种改良说与合种通教论，但是经由脑的生理差异去推演人种的优劣与高下在本土语境中已较为普遍，上述引文亦从侧面反映出“脑”主身体观念的流行。

随着脑学的昌明，“脑”取代“心”成为一身之主，知觉在脑不在心。“脑质”这一解剖学的汉译新词逐渐转为区分人种高下的进化术语，可视的格致名词被进一步抽象为接纳西学新知、汲取西国文明的容器。

气质：理学旧词的焕新

文中先后出现了两次“变化气质”，含义不尽相同，前者是格致学意义的西学新词，指自然现象中的气体；后者特指人的气禀变化，可归于“学以变化气质”的理学范畴。作者有意把“气质”的两重面向穿插在同一篇文章里，试图调和传统理学与现代科学间的关系。

理学关于“气质”的论述是理解清末变化气质说的基础，张载认为“为学大益，在自(能)[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这是后世所引“学以变化气质”的源出。士君子通过后天之学变化气质，以寻求内圣外王之道。理学有关“学”的论述通常被视作一种“内化”的过程，通过“学”意识到身为人的内在道德的指引力量。

理学在有清一代的发展总体起伏不大。晚清和“气质”相关的部分言论仍然遵循理学的义理，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卫护和个人修身之道的坚守。读书明理、变化气质之说未绝，如理学的坚定守护者曾国藩致书其子：“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申报》早期的文章亦强调“识时务者，莫若两利而并重之，盖中国文章诗赋策略，所以使人究心经籍，必读书明理，变化气质，始能就范，此根本之学”。

晚清维新人士中喜谈变化气质的是康有为，他在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吸取理学关于气质、义理的讨论，提出了变化气质说，转化儒学传统。《长兴学记》（1891）记载“有性无学，则人与禽兽相等...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康有为受到荀子人兽之分的启发，强调以“学”为贵，并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四学纲，“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延续理学既有之含义。他在《爱恶篇》里对气质之性的论述较早期儒家有所辩明，试图以“学”和“圣人贵学”来区分气质的善恶。但是，清末之“学”有较为明显的经世色彩，理学修身和理学经世的分野体现了理学的内在分化，无论是强调经世致用的洋务派，抑或昌明政教的理学大儒，甚至以理学为名而旨在变法的维新士人，“学”的主体、方式和内容都较过往有所改易，“气质”也在西学的影响下生发出全新的现代气息。

早期英华字典对气质的翻译，侧重中西语境中个人的生理构造与性情禀赋。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4）以“气质、品质”对译Temperament，强调内在的人格特质。马礼逊《五车韵府》（1865）的解释最为全面，准确把握到了“气质”的几层内涵：第一、与“气海”“气高”“气力”等传统中医用语有关，“气积为质”（an aggregation of Kh’e）和“气质”（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a human being）可用来描摹人的生理构成，并衍生出“气质之禀”，形容人所受之天赋。第二、作为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气—理”“气—心”“气—形”等抽象名词相关。第三、“气”和“质”均为构成物体的基本元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现代国民概念兴起的影响，“气质”的语义内涵呈现出由私到公的新特点。曾致力于推动西学新知翻译出版的广学会在华影响极大，其成员华立熙（G. W. Walsche）在《中西教会报》上的译文《续变化气质以兴国运说》对“气质”的描摹较有代表性：“民者，积无数之气质而成者也”，即从个人气质推及群体气质，“于此可知一国之兴衰，在乎人民之志向，人民之志向在乎气质之善恶，苟能个人变化其气质，则兴民即在于是，惟不易形容其理。”此处关于“国家-人民-气质”的叙述遵循了由大到小、自上而下的逻辑，但显然“人民之志向”和“个人之气质”改变了理学所强调的立志与变化气质的初始语境，原有的主体“士君子”被“民”所替代，变化气质的目的不再是内圣外王，而是兴民以兴国运。作者在下文以“治国之法”和“通商之道”为例，指出新政的现实诉求与现代社会的商业往来在于变化民的气质。华立熙的译文俨然改变了“气质”的传统语义，重塑了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初国家和个人的紧密关系。

甲午战后，汉语语境中的“气质”一词受日本影响较大。1896年12月，日人涩江保翻译出版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National Character（《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日文名为《支那人気質》。作为东京博文馆所出“战史及战争物”丛书（1894-97）的单行本，该书虽不是严格意义的战史或战时读物，却是甲午战后的特殊产物。涩江保以“気質”对译character：

涩江保认为：该书在观察并记录中国国民气质方面翔实缜密、颇为可信，西方人喋喋称道的“支那人气质”在日本人看来其实稀松平常；尽管明恩溥对中国国民气质的描摹不乏来自西方的想象，但他对支那国民与彼国社会家庭的观察又能洞见真相，删繁就简。涩江保既没有选择翻译中国本土的汉文书籍，也没有择取日本历来有关支那世态的作品，而是以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为最。这种选择透露出了一种矛盾，即19世纪末对中国国民气质的描摹，是经由西方和日本透镜所传递出的他者想象，“气质”的主体悄然置换为以“国民”为单位的集合单数，其内涵也更接近于现代国民的性格与品质。1903年，经日语转译而来的《支那人之气质》中译本由作新社发行，弁言中译者以不容置疑的紧迫口吻，强调此书不可不译、不可不知、不可不图，“不可不考此气质之所以致此；不可不谋此气质之所以改良、所以成全；不可不以此气质之当戒、当法，润浸于己，配布于人，鼓动乎风俗，推挽乎国政”。译者借明恩溥等他者之口，反省国人气质改良与风俗、国政之革新。

“气质”一词源来有自，理学传统中的气质之性尤为注重士君子主动向学、变易气禀的外在努力。19世纪末西学知识的传播使得“气质”逐渐具备格致的新内涵，甲午战后，“气质”的语义由私转向公，逐渐由内化于理学的传统名词演变为外发于现代社会的新术语，成为西方和日本观察描摹近代中国国民思想的新名词。

《亚东时报》所见变易脑质与变化气质

上文对19世纪以来“脑质”“气质”二词的语义变化做了基本梳理，但“变易脑质”和“变化气质”之间的语义纠葛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尽管两者在“变”的外在构词和形塑现代国民的目标上有相通之处，但是“脑质”“气质”的使用语境和词义内涵仍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变易脑质”带有昌明脑学和进种改良的文明诉求，而“变化气质”则是对“学以变化气质”这一理学传统的反思和转化，进而流露出对现代国民气质的想象。将“脑质”“气质”相提并论则集中出现在19世纪末日本报人山根立庵所办《亚东时报》上。

清末对变易脑质与变化气质的讨论毫不留情地以批判国民现状为目的，并通过一系列中西、古今之对比建构出理想国民和旧有愚民间的对立，形成一种负面的、反向的叙述。

《变易国民脑质》一文不仅揭示了近代以来主导人思维认知的是“脑”，也主张通过变法革新国民气质，戊戌之后本土士人呼吁改变脑质、灌输新学的诉求日渐增多。该文讽刺那些号称改革者“徒尔张皇外貌，不先从国民脑质中，涤其千百年之秽浊，影以新世界之规模”，国民脑质里的旧俗亟待根除。但是，缘何中国国民脑质便积累了千百年的秽浊呢？“脑质”一词的内涵与使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背后是进化观念笼罩下对中国现状和既往历史的否定。中国的落后与国民脑质的朽败不无关系，如“犯上作乱之脑质”，“无他，民智不开，脑质朽败”，在彻底否定国民现状的基础上，“脑质”这一舶来自西方的新名词摇身一变成为解释中国积弱的源头，也为当时西方奴役并瓜分中国提供了言论上的支持：“今西人之持瓜分支那之议者，动曰：彼民也。其质愚，其力弱，其势涣，可以惟吾所欲为而无所忌。”

同时代对“气质”的描摹同样含有对现状的否定和对士民的批判。在清末教育改革中，新式学堂章程和理学倡导的“学以变化气质”有相通之处，通过外在的“学”，如启蒙幼学、灌输新知，来纠正负面的、嚣张的气质。如《江南储材学堂章程》认为“各生皆属少年，气质未化约，有三种，曰纨绔气（世家子弟），曰寒酸气（寒士子弟），曰市井气（商贾子弟），尤当痛自洗伐，潜移默化，此后学与年进，尤宜戒除名士气、学究气、江湖气，人苦不自知慎，勿河汉斯言也”。《奏设武备学堂折》指出“中国学堂所教，多系俊秀幼童及各营兵勇，文理既昧，气质亦粗”，地方少年气质浮嚣，应当化约气质之痼疾，于潜移默化中精进所学。另一种对“气质”的否定是与现代理想国民互参：“说者谓众喙日哤，江河日下，国民气质，日即颓废。”此处“国民”既泛指庶民，亦影射下文所言报馆诸人，戊戌政变时托清流之私攻击维新志士的湘中旧党，被作者贬为守旧愚民；“气质”的颓废同样带有对国民现状的讽刺和旧有愚民的批判，以理学喜言之“气质”攻击那些尊奉义理和修身之道的保守士人，无疑是在西方现代国民“气质”的衬托下对中国现状的负面评价。

《亚东时报》主编山根立庵在《养士论》中指出“支那局事，支那人宜自为之，支那人欲自为之，宜以养士为先”，以襄助变法为目的之“养士”带有革除旧弊的需求。晚清脑质变易的前提是士民优先，它借鉴并转化了既往理学对士君子的道德要求。注重士民的道德言行，区分士民和庶民脑质的异同，如李世基认为革新支那政俗之弊“要非从士民之脑质，首先变易不可”，他随即胪列士民脑质受病的个中根源，分析廓清脑质的多种方法，试图将西学新知纳入士民抽象的脑质中。 与之相比，变化气质论却带有西学冲击之下的反理学倾向，具体表现为对普通国民的道德要求。《亚东时报》讨论士气民心之不同，“故今日为支那计，首宜废科举、开小学、广报馆、隆教育，以变易国民气质为主义”，变化气质的主体转化为普通国民，强调废除科举、昌明西学、广开报馆等维新之道。

随着变易脑质与气质的言论渐趋流行，时人将变的途径寄托在了“学”之上，学能改良脑质，也能变化气质，但是，“（士）学所不当学，以坏其坚强之脑质，反不如民之未尝学问”，沉浸于奇技淫巧的士君子尚且不如那些无视新学的庶民，究其原因，则由于“脑质”易败坏。“脑”指向生理层面主导人思维感知的身体器官，成为区分后天学与不学、国人强与不强的一个重要指标，士君子的脑质败坏并非由于其先天之弱小，而在于后天所学之不当。变化气质的讨论也和“学”密切相关，“夫当世之读书子弟，皆不能变化气质，上希圣贤，其才情之浅陋、学问之荒疏，与不读书者无以异，且有反不如不读书者之熟悉人情，谙练世故”，“或又谓今之读书未必能变化气质，即士子寻章摘句，学称有成，而于居心行事，渺不关涉”，《申报》的两段引文既表达了对士君子不学的不满，亦指出读书无用、多学无益，若不能变化气质则不如不学，这与理学中的“以文害道”有相似之处。

此后，传统意义的士君子之学渐趋落寞，变化脑质和气质背后的现代功用愈发重要，其所内涵的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向，体现在20世纪初经由脑质变易改良道德心的论述中：

文章讲述了美国一少年脑骨痊愈后根除从前一切顽劣之气的故事，作者在感慨现代解剖术神奇的同时，指出脑病治愈后比手术刀更为进步的是道德心的改良，愚鲁之人亦可变得聪颖智慧，现代医学的道德功用被进一步凸显，它对文明发展和世界进步的裨益极大。反之，脑质受病不只是生理层面的缺陷，而带有被救治、被改良的道德需求。

结 语

20世纪初，一套冠以科学之名的养脑方法从日本舶来，一篇名为《说脑》的文章详细列举了改良脑质的十种方法，每一种都和科学用脑息息相关，文中充斥着对儒学传统的质疑，反对以心作为身体之主，如“不言脑而言心，是未明心与脑之生理学”，“知觉运动之政局如此，则子思、孟子、朱子之说，岂复可信乎？”但是，该文对“脑”这一类可视的西学知识的修辞常常包裹在儒学的抽象外衣之下，“养脑”之法和理学中的“养心”“养气”等做工夫之道不乏相似之处，“故使用身体为养脑之重要主义，最善之法，无论成人小儿，均宜每日费一分工夫于使用身体，费一分工夫于锻炼善心，而后费一分工夫于增进科学，如此用脑，比之仅用脑于一科学者，少生疾病。”

尽管新名词“脑质”的语义内涵借鉴了理学的外在框架，但它重构了以脑为核心的国民叙述基底。变易脑质说的流行既体现了晚清身体观念的变化，也反映了新旧交替时代造“民”的超前理想。在描述“民”这样的抽象概念时，“脑”成为了可视的依托对象。清末出现了一系列与“脑”相关的新词，如“脑人、国脑、公脑”等，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说“日本仅有口人、手人，而脑人盖寡”，以讽刺国民脑质不开。戊戌后客居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了不少和“脑”相关的言论，如借“脑质”形容个人思想的突变：“又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再如《清议报》登文“且豪杰之公脑，即国民之公脑也，国民有公脑，则千百亿万人如一人，千百亿万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济者也”，超出个人之上的“公脑”无疑代表了塑造整体式国民的初衷。在《清议报》发行一百册祝辞中，梁启超直言“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同古来谬误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新民说》开篇所强调的“淬厉其固有、采补其本无”便因袭了这一论述，脑质的变化溢出了生理学的范畴，带有塑造现代国民的政治意涵。

晚清以国民为导向的变化气质说的兴起，可视作对理学传统的批驳与转化。受西方影响、以培育普遍国民气质为最终目的的变化气质说一度脱离了理学的旧有语境，梁启超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里曾明确提出“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其中“因材而笃”“变化气质”的语义内涵从“固有”转向“本无”，兼具过渡时代通过西学变化国民气质的崭新色彩。

综上，本文梳理了“脑质”与“气质”在晚清汉语语境中的知识谱系和语义脉络，戊戌政变失败后，“变易脑质”与“变化气质”论的集中兴起，不妨视为过渡时代形塑国民思想的潜在尝试，与对现代国家的理想期待。随着身体观念的改易和进化思想的传入，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次要的、从属的“脑”和流变的、偶然的“气”，在晚清意外地焕发了生机，构成了现代国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以往学界在探讨新旧转辙过程中诸如“国民”等基础概念时容易忽视的面向。在这一层面上，“脑质”与“气质”可视作观察近代“国民”概念时衍生出的新名词。

本文原刊于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部分内容有修改，注释从略。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