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著的问题意识，应置于七十余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20世纪后半叶有关“五四”的研究，在焦点上大致经历了从以《新青年》《新潮》诸人为主体的北大师生辈，到囊括其他各思想群体及不同群体之间思想互动的转变。

对于民国初年多歧的思想潮流、分散于各地的思想群体，大陆学界很早就有关注。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主导，学界往往以是否认同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否在后期转向劳工运动与共产革命为标准判定各群体的性质和地位。没有出现上述经历、转向或持不同意见的知识人常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主张被界定为“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即使是曾经广为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知识人，也被认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或带有空想成分。主张将儒家文化作为新文明主体的知识人，则被扣上“封建”的帽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上述研究理路仍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五四时期的社团》等史料介绍和汇编集中存在鲜明的体现。此种研究理路的目的，是为20年代兴起的共产革命寻找思想与社会起源，因而过于偏向以后设视角裁剪新文化运动，最后难免陷入树“正统”、黜“异端”的一元线性叙事中。

1949年后的三十年中，台湾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并不多，“在台湾学界认真讨论五四当是在1979年五四一甲子以后”。80年代后，伴随着社会转型，台湾和大陆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正视北大师生辈以外的思想群体及其主张。沈松侨对学衡派的研究、吕芳上对革命党人的研究、王元化对《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研究、罗志田对林纾的研究均对曾在民初思想界、舆论界有相当影响，却被后来者有意无意忽视、误解的思想个体或同人群体投去更多目光。这些成果不仅拓宽了新文化运动研究的视野，更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既存的研究理路。学界逐渐意识到，那些曾被视为“保守派”的知识人，实际上同样从域外汲取了新的思想资源，新派人士亦带有传统的思想意识，“新”“旧”之间的距离没有后来者想象得那样遥远，且不同思想群体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各自处于动态变化中，本质主义的描述去史实太远。余英时在20世纪末的思考或可视为上述研究带来的理路转向：“五四的思想世界由很多变动中的心灵社群所构成。于是，不仅有许多不断变动又经常彼此冲突的五四规划，而且每一规划也有不同的版本。……五四必须通过它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来获得理解。”

进入21世纪，学界对五四前后的各群体持续展开研究，对彼时思想世界的多歧与张力有了更多切身体会。曾与《新青年》诸人有过论争的《学衡》诸人得到深入解读。江苏省教育会、革命党人的广泛活动也受到重视，桑兵由此提出重新界定“新文化运动”的名与实，将五四运动以前的思想变革称为“新思潮”，五四以后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称为“新文化运动”，以更契合时人的自称并揭示彼时思想界、舆论界重心的转换。张仲民则揭示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新文化运动缘起过程中培育趋新青年群体、营造新文化论题的作用。此外，一批学者着手探讨五四时期各地青年对新文化报刊的获取、阅读、理解和参与，以揭示新文化运动如何成为一场风靡全国的运动，并引起不同面相的心灵激荡。此种对“地方”的关注，一方面受到域外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启发，另一方面与前述学界对“五四”思想世界多歧性的揭示分不开。正惟如此，这些从“中心”与“边缘”互动视角出发的研究，才明显有别于 20世纪后半叶的多种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为地名)的旨趣。

可以说，前述一系列成果共同打破了早先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一元线性叙事，充分彰显民初思想界多元并进的一面。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群体中，梁启超及其周围的学人亦为一个重要群体。他们长期以来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或仅被视为新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其自身文化方案、实践的独特性尚未受到重视，与其他知识人的互动亦未得到呈现。由此，作者选择探究五四前后“梁启超系”的新文化主张与实践，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不断趋于复调的最新成果，又大大推进了这一研究趋势。

该著凡三十余万言，除“绪论”与“总论”外，正文共八章。此八章又可根据核心人物梁启超欧游返国的前与后，分为张东荪等人自主思索新文化和梁启超整顿自家报刊、调整本系文化运动方略两大部分。

第二、三章讲述了张东荪、蓝公武主持《时事新报·学灯》《国民公报》，先后加入新文化论域，一面响应《新青年》，一面又调节后者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故事。第四、五章聚焦张东荪，探讨其面向青年，笼统引介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求中西以外第三种文明方案的激进文化运动方针。

第六章着重刻画了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等人游历欧洲“求曙光”的点滴。在此期间，一行人广泛学习战后西欧的各类学说，尤青睐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倭伊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的哲学思想，由此重新审视“欧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准备回国发起一场体系化的文化运动。第七章讲述梁启超返国后整顿《解放与改造》杂志，使自家文化运动从高谈主义转向研究问题，从一度反对谈政治到主动介入政治言说的调整过程。第八章深入剖析了梁启超的文明理想，指出梁启超对“复古”“欧化”“俄化”均感不满，立意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化合中西，预备提出超越一切预定型范的新文明主张。第九章主要考察了梁启超系之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指出梁启超诸人意在以文化运动培养、延揽“社会中坚分子”，组党造党，在推动五四后思想界走向政治行动的同时，又逐渐难以吸引激进者，遭遇边缘化。

如作者所言：“展现梁启超一系‘新文化运动’的故事，可以是起点与基础，但不必是其全部。”(第29页)作者并不止步于“一人一派”，而更着眼于梁启超系与北大师生辈等思想界其他群体之间、与时代思潮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避免静态的、抽象的思想史书写，努力把捉动态的、有情节的思想史。这一学术追求产生了该著在研究上的两大特色。

其一是注重刻画知识人之间的具体互动。作者大量使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录、各种报刊所登之书札，以及有关人物日后回忆所见之往来迹象，细致描绘了各思想者之间的互动。如第一、二章通过梳理张东荪、蓝公武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信函，分析张、蓝调整报刊栏目的举动，将梁启超系进入新文化论域、调节新文化走向的过程具象化。也正是通过揣摩这些思想者互动时的“身法招式”，方能将他们在思想光谱上的位置描摹出来。

其二是在比较中定位梁启超系的思想光谱。梁启超归国后试图化合中西，超越“复古”“欧化”“俄化”三种既存型范，却因倾向长期研究的态度，暂缓给出一种新的型范。因此，只有在比较中方能看出其思想特点。如相比胡适，梁更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在科学与民主之外强调哲学的价值。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学说影响日盛，梁则强调中国缺乏扎实的工业基础，社会主义难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过于偏重物质生活问题，缺乏对精神生活之研究。

第六章对梁启超等人欧游“心影”的“实录”，更还原了梁启超生命史中极为重大，却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思想转折。如罗志田在序言中所言：“就梁启超一生而言，戊戌前后或是最显‘进步’的时刻，其次是护国运动时期，五四前后已是被认为‘落伍’的一段。”(第3页)在众多思想史著作中，清末以常带感情之笔锋为国人输入“东学”的梁启超可谓光辉无比，五四前后的他却被有意无意忽视或简化，此种认识与梁启超当时的自我认知和实际影响皆相去甚远。事实上，在梁启超看来，自己于一战后亲往欧洲，乃克服晚清通过“东学”转手“西学”的弊端，直接研习西洋学说。无论就其个人还是当时的中国而言，其意义均超越清末东渡。作者通过解读函札，刻画了梁启超诸人在欧洲期间的种种观感和思考，更通过捕捉他们与留在国内的张东荪的互动，凸显五四运动发生时的“在场”与否对思想个体所产生的微妙影响。同时，作者还原了梁启超系内部筹划文化运动方案时的商议过程，又通过其他群体或公开或私下的议论，呈现梁启超系之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形塑。凡此种种，皆将人事互动与思想的生成紧密结合，让读者充分感受到思想的“其来有自”。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后期逐渐转向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思想世界步入“主义时代”，青年群体为国民革命所吸引。对于此种转向的缘由和历史意义，海峡两岸长期以来争讼不休，而且往往难以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的影响。梁启超不仅不是国民革命的鼓吹者和参与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革命的反思者。由此，梁启超系与“五四”的整体转向有无关系，他们与同时期思想界的激进化有何具体的互动，对理解五四前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纠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拜读该著，在获益良多之余，对书中有关上述主题的论述略感存疑，故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讨论。

作者指出，梁启超系原本活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故即使转向文化运动，他们与现实政治的心理距离仍较胡适等人更近。张东荪一度高谈彻底“解放”，笼统地引介各类社会主义学说，对思想界走向社会运动实有鼓动之力。梁启超诸人归国后，不仅重新介入现实政治言说，而且有意培养和延揽人才，旨在组党造党、参与“新选举”。他们“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参与新文化运动，这一姿态和举动对思想界具有感染性，使得文化运动越来越政治化”(第215—216页)。

在作上述论述时，作者常将梁启超系与胡适作比较。胡适晚年认为国共两党和梁启超系共同促成青年对政治发生兴趣，造成文化运动中断而转向政治运动的看法，也多次被征引(第216、228、245页)。相对胡适，梁启超系的政治色彩的确更为浓厚。只是“政治(化)”意象本身内涵丰富，不宜一概而论。笔者认为，至少应将“政治”进一步区分为建国目标或曰文明理想、行为手段两种情形，然后加以具体辨析。

何卓恩在讨论五四以后社会思潮的分化问题时，指出应区分建国目标和行为手段两种情况。在建国目标上，“民族主义(保守的理想)、自由主义(温和的理想)、共产主义(激进的理想)”共时态竞合。在行为手段方面，则有“保守方式、渐进方式、激进方式”的分歧贯穿五四前后。建国目标和行为手段又被时人分别组合，产生多种选择方案。

借鉴上述分析思路，不难发现：在建国目标/文明理想层面，梁启超超越一切既存型范的文明设想固然激进，但由于他暂缓给出一个新方案，实则难以吸引青年。在现实过程中，作者已将梁启超与陈独秀、孙中山作比较，指出梁启超希望改造的是国民和执政者，比意在同时改造国民、变革执政者和制度的陈独秀更温和，比护法运动时期只想更替执政者的孙中山更激进/彻底。在行为手段层面，梁启超系参与时政、起草宪法，希望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改造政府，乃在制度轨道内行动，可谓十分温和。陈、孙则主张以革命行动颠覆既存秩序，明显更为激进(第213页)。五四后，青年群体转向政治与社会运动，包括在目标和理想上转向变革执政者与制度，一部分人更憧憬遥远的社会主义，在行为手段上转向街头抗议、劳工运动、军事行动。此种转向，显然与梁启超系的所思所行相去甚远。因此，梁启超系固然介入了政治言说和行动，但除了前期张东荪高谈社会主义的影响，无论在目标和理想还是行为手段上，似乎都很难说他们“实实在在地助力了后来政治运动的主流声音，连接起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两个历史进程”(第217页)。正惟如此，倾向于在轨道内进行政治改革的梁启超系，才会被视为时代的“落伍者”。

笔者所以会与作者有不同观感，可能正缘于比较对象不同。与胡适相比，梁启超系不那么超然于现实政治；与陈独秀和孙中山相较，梁启超诸人心中的“政治”指向又大相径庭。避免本质主义的思想定性，追求在“相互关系”、动态情节中理解和书写思想史，正是该著予以读者的重要启迪。

本文原刊于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注释从略。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