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复兴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概念，初见于1980年代经济学，后被引入社会学领域。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研究指出，该概念模仿了日语词“土着化”（Dochakuka），（源自“土着”，意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以“放眼全球，立足本地”（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为口号，“全球在地化”不仅成为跨国公司“因地制宜”的经营理念，也被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吸纳为强调“地方性”来对抗“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重要术语。罗伯逊强调，“全球在地化”不应视为“全球化”的反概念，而是对后者的澄清和优化。它旨在展现一个持续将“同质性与异质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的行动过程。罗伯逊认为，“全球在地化”的研究视野应聚焦于“民族”（the national）“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其独特的身份建构使其成为“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互相渗透的最显著场域”。

在此场域中，语言无疑是最具民族性的发明。正如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言，语言最能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秘密，二者高度同一。语言中高度凝结的诸多“概念”，则代表着民族共同体最具特殊性的想象，理应成为打开“全球在地化”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概念史和历史理论家莱茵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视概念为展现“社会政治变迁和历史深刻性的指标器”。他以德意志民族为例，指出了现代语言中蕴含的剧烈变动：“从1770年开始，传统词汇的新含义和新词汇大量出现，改变了整个政治与社会经验空间的语言武器库，并且确立起了新的期待视域。”例如，普鲁士首相哈登堡（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曾在其1807年“九月备忘录”中使用了一个之前不曾有的新概念——公民（Staatsbürger），用以暗示一种保障权力平等的国家制度。科塞雷克分析认为，这一新术语成为了与传统等级制度斗争的“武器”，孕育着对未来的期望，并指向一种尚未实现的制度模式。概念中蕴含着“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和“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考察“公民”“革命”等基本概念的“时空结构”变化，能够从语言使用历史中识别现代的产生。

1972年《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首卷出版，其主旨是“考察旧世界的解体和现代世界的出现”。但副标题“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显示，该辞典主要关注“德意志民族语言场域”。就“全球在地化”这一主题而言，该辞典似有两方面不足：一是其所撰词条尽管展现了大量德语与英语、法语以及其他语系词汇相互作用的历史，但总体仍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全球化视野稍显不足；二是科塞雷克重视“历史性时间理论”，强调概念历史中“时间”意识和结构变化，并据此提出“四化”以及“鞍形期”（Sattelzeit）等时间性术语，但对于“空间”以及“地方-全球”关系却鲜有专门论述。然而，概念史研究聚焦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相互渗透的最显著场域”——“民族语言使用的历史”，新概念被不断创造，旧概念被重新赋义，持续塑造并改变着政治与社会的经验空间和时间意识。这一动态过程与“全球在地化”联结“同质与异质”“普遍与特殊”的持续运动相契合。因此，亟需澄清的是，科塞雷克的研究是否涉及“空间”问题？其空间思考与“时间理论”和“概念史方法”有何关联，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在地化”主题？其概念史研究中能否找到符合“在地化”和“全球化”的具体实践？

本文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展现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与“全球在地化”主题的关联，并为概念史的“空间转向”提供参考。首先，本文将梳理科塞雷克早期受施米特影响的“地缘政治”研究；其次，聚焦其1986年关于“空间与历史”的主旨演讲，探讨“空间”与“时间”如何共同构成“历史性”思考；再次，以“公民”概念的比较研究为例，展示其在德、英、法“三个公民世界”中所揭示的“在地化”概念史实践；最后，本文将探讨“Standortbindung”（立场承诺）术语的理论潜能，为概念史的“空间转向”拓展新视野。

“地缘政治”是科塞雷克早期思考“地方-全球”“空间-历史”关系的重要切入点，集中体现在他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历史研究与通信中，这一时期，科塞雷克深受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大空间秩序”（Großraumordnung）“陆地与海洋”等空间理论的影响。1955年，科塞雷克从英国布里斯托写信给施米特，信中讨论了谢苗诺夫（Semjonow）关于俄罗斯和美国相遇与冲突的研究，他写道：

我完全不知道俄罗斯人曾经想要占领海地；同时我也不清楚1905年日俄战争很大程度已预示了最近的朝鲜战争。今天力量分布也大致相同：美国、英国和日本对抗着俄罗斯和部分中国。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如今中国的崛起，肯定会比半个世纪前日本崛起产生更大的影响。真正决定我们政治未来的不再是海洋霸权的干预，而是陆地大国自身的力量。

这封信的背景是，科塞雷克半年前向施米特借阅了谢苗诺夫的《西伯利亚》（Sibirien），施米特将自己新出版的《陆地与海洋》（Land und Meer）作为圣诞礼物赠予。科塞雷克对“西伯利亚”并不陌生，他作为战俘曾被送往苏联远东战俘营，“地缘政治”对他而言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亲身经历。

施米特的“空间理论”集中于《大地的法》（Der Nomos der Erde）《陆地与海洋》等作品中。概括而言，施米特所说的“空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概念，它描述的是一种政治性、行动性的存在方式。德语“Raum”（空间）概念词源上具有的“创造秩序”“扩张”“获取”的行动含义。施米特认为，现代欧洲的地理国界以及处理国际秩序所用的“国际法”，都是奠基于“地理大发现”这种测量和发现地球的“空间性”行动。这种对空间的新认知，使欧洲各国能从地缘政治上区分“内部和外部”“朋友和敌人”。

战后尽管被禁止教学，但施米特思想仍广泛传播。海德堡大学求学期间，科塞雷克通过其好友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结识了施米特，后者成为了他的博士论文《批评与危机》（Kritik und Krise）的非正式导师。不仅如此，科塞雷克、桑巴特和同窗汉诺·凯斯汀（Hanno Kesting）还在海德堡的一处地窖中创立了一本名为《世界内战与空间秩序档案》（Das Archiv für Weltbürgerkrieg und Raumordnung）的杂志。受施米特空间思想影响，三位年轻编辑提出了“世界内战”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内战中原本左派与右派的话语权之争，与东西方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生存空间争夺相互交织的状况，这一状况不仅涵盖了刚刚过去的、由纳粹主义乌托邦纲领所引发的历史灾难，还包括当下正在发生且随时可能升级的“冷战对抗”。对于这三位年轻学者而言，现代德国不仅处于世界历史时间的“过渡时期”，同时也处于空间上东西方的“过渡地带”。

施米特空间理论的影响，还体现在科塞雷克1955年所作的《布里斯托：英国的“第二城”，一份社会史速写》（“Bristol, die “zweite Stadt” Englands.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kizze”）一文。该文写作于科塞雷克在布里斯托大学担任讲师期间，遵循施米特《陆地与海洋》中“空间革命”看法，科塞雷克认为，英国征服世界的关键在于实现了陆地到海洋的“空间转向”。这场“空间革命”创造了由殖民地、奴隶制和海盗商业组成的开放世界，使英国实现了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现代化历史。战争、外交、商业、税收等方面的律法和制度创新，连同最新的地理和航海知识，均汇聚于英国布里斯托这座得天独厚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的繁荣史，就是大英帝国的崛起史，一部由“空间革命”创造的现代史。

除了布里斯托外，科塞雷克同样关注“1814年维也纳会议”对于国际空间秩序的影响。1956年已回海德堡任教的科塞雷克写信给施米特：“这次我的讨论课的主题是“维也纳会议”。我从地缘政治的先决条件入手。卡斯尔雷（Castlereigh）和亚历山大（Alexander I）之间的照会交流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相应表达中逐字逐句地重新发现整个思想脉络。“陆地与海洋”的主题尚未消失。”

科塞雷克原本计划将“维也纳会议”作为他教授资格论文的主题，但在维纳尔·孔茨（Werner Conze）的建议和指导下，科塞雷克暂时搁置了这一主题，转向了“改革和革命中的普鲁士”研究。直到1969年，在与法国历史学家路易斯·伯杰龙（Louis Bergeron）和弗朗索瓦·傅雷（François Furet）合著的《欧洲革命时代（1780-1848）》（Das Zeitalter der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 1780-1848）中，科塞雷克再次论及了维也纳会议，并将其理解为“欧洲空间秩序和外交政治格局形成的转折性事件”：

维也纳会议为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的欧洲重组奠定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基础。……通过有意识地采用外交政策平衡这一机械手段，每个人都不得不接受这一政策，从而建立了一种相对的秩序，这种秩序甚至经受住了国内政权的更迭和权力的转移。……维也纳会议标志着欧洲外交黄金时代的开始。

科塞雷克认为，维也纳会议首次实现了“合法地”获取、瓜分并享受国际空间的政治行动先例，以国际法的形式规划了欧洲几个大国的空间格局。与此同时，外部空间的划分进一步推动了内部空间的整合：法国恢复了1792年的疆界；英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海上霸权的地位；美国通过1814年的《根特条约》（Genter Frieden）与英国划清了界限；1815年通过的“德国邦联法”（Deutsche Bundesakte）使得德意志民族融合的历史，获得了空间上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担忧眼下美苏对峙的地缘政治风险，科塞雷克认为，处理大革命混乱后果的维也纳会议作为“典范”（Modell）要比法国大革命本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为深远和迫切，因为“灾难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任务是处理好可预见的后果”。

回顾科塞雷克早期的空间研究，施米特“地缘政治论”影响显著。他思考的是“空间活动的政治性结果”（如英国海洋转向）和“政治行动的空间性效果”（如维也纳会议）。然而，在1986年题为《空间与历史》的报告中，科塞雷克却对“地缘政治”视角提出了尖锐批评：

所谓地缘政治学者的科学理论错误，就算不是无稽之谈，也是错误地这些所谓的（非历史性的、地理的）决定因素，变成了自然主义或本体论上的既定法则，甚至作为可能行动的条件以期指导或控制历史。当然，这里提出的批评不仅针对地缘政治学或拉策尔这部巨著中许多表述含糊的段落，也针对我们自己的历史行会在科学理论方面的许多类似推理错误，即它们假定了无法证明的制约性，例如经济的制约性。任何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因为它被定义为必要的。

科塞雷克认为，地缘政治视角的历史研究，其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把“作为历史结果”的地缘空间，颠倒为决定历史如何发生的“既定法则”，使得有关“空间如何可能”的历史研究，变成了证明“空间有何作用”的倒置推理。因此，亟需追问的是，科塞雷克的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历史学该如何回答“空间”问题？

1986年10月，第36届“德国历史学家会议”（Deutscher Historikertag）在特里尔举办，主题定为“历史的空间-空间的历史”（Räume der Geschichte–Geschichte des Raums），旨在“将埋没已久但在法国仍然活跃的知识从遗忘中拯救出来”，并推动德国历史学的“空间转向”。

在会议闭幕的主旨演讲《空间与历史》（“Raum und Geschichte”）中。科塞雷克毫不避讳地论及了欧洲历史上“空间性预设”的众多地缘政治史案例，抨击希特勒时期的侵略政策和眼下美苏主导的地缘政治冲突。对于曾经为争夺空间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而言，历史学如果想要拥抱“空间”，无疑需要面对这个长期被学界讳莫如深的议题。因而，当科塞雷克给出“空间和时间从范畴上说都是可能的历史的条件”，“人们自己创造了这些空间”等观点的时侯，上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

科塞雷克的报告以“先批判，再重构”的思路展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科塞雷克回顾了空间、历史概念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分化历程，在给出“空间和时间从范畴上说都是可能的历史的条件”的核心观点后，批判性地反思了当今历史学科对“空间与历史”关系的颠倒，并对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地缘政治理论”展开批评；第二部分中，科塞雷克将“空间与历史”同“时间”相结合，通过引入“时空”（Zeitraum）概念，重新阐释了人类生活和活动的“历史空间”如何可能，并为最新的“全球化空间”议题提供了建议。

科塞雷克指出，“空间和时间”在德国历史学中是一个不平衡的组合，“空间”的主题持续被弱化。从德罗伊森（J. G. Droysen）按康德的理解将空间和时间定义为“我们感知的寄存器”，到赫尔德（J. G. von Herder）、洪堡兄弟、里特尔（Carl Ritter）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等历史学和地理学家，“空间”逐渐被“历史行动的主体及其互动的具体经验”以及“更加主题化、地方化的经验研究”所取代。德国历史学更关注“时间”而非“空间”，即便是历史地理学，也常按族群（ethnisch）和文化角度组织材料，最终按时间而非地理空间编排。

针对这一现状，科塞雷克提出了他的首要论点：空间和时间一样，从范畴性而言，都是可能的历史条件的一部分。并且“空间”本身也有一部历史。简言之，空间不仅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更是“历史如何可能”的元历史学（metahistorisch）先决条件。“元历史学”强调“历史之本质、历史之意义以及历史变迁之原因与重要性”。空间既是元历史学的预设，其本身（在社会、经济、政治上）又是可以被历史学化的（historisierbar）。

1972年辞典发布同年，科塞雷克在名为“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需求”文章中就曾强调，历史学科首先需要深入的问题是“历史或历史本身是什么”。这一关于历史本质的问题，唤起了一种“元历史学”的表达，在哲学中最新的术语是“历史性”。科塞雷克指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历史性”阐释具有奠基性作用：

早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几乎完成了对历史的抽象。历史性被视为人类存在的范畴，但关于主体间的或跨个体的结构历史性还没有进入主题。尽管海德格尔指出了从此在（Dasein）的有限性（Endlichkeit）到历史的时间性这样的路径，但是他没有进一步作追问。

科塞雷克高度评价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历史性”的奠基性阐释，认为其将人的生存和活动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并为历史学指明了“历史性时间”的理论需求：“无所不在的历史只有在发展出一门关于历史性时间的理论时，才能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没有这种理论，历史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提问者将会迷失于无涯的苦海之中。”

但同时，科塞雷克也批评《存在与时间》对“空间”问题的忽视，“关于主体间的或跨个体的结构历史性”的空间性问题，海德格尔没有展开，“存在与时间”的命名中缺失了“空间”。早在1953年给施米特的第一封信中，科塞雷克就已指出，人被“有限性”所笼罩，并持续拷问着他所依附的“历史空间”。他认为，主人和仆人、朋友和敌人、两性、代际以及地缘政治问题都从属于这种有限性，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分析绕过了所有这些现象”。

区别于海德格尔，科塞雷克认为“历史性”同时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结构，人存在于“时空”（Zeitraum）的整体结构之中。1985年，在献给伽达默尔诞辰《历史学和解释学》（“Historik und Hermeneutik”）一文中，科塞雷克列举了五组更具体的对立范畴来丰富“历史性”的内涵：“必死-能杀”（Sterbenmüssen-Totschlagenkönnen）“内部-外部”（Innen-Außen）“敌友”“代际”和“主仆”。这些范畴均反映了人类存在的时空双重结构，是历史学科应真正关注的主题。

科塞雷克强调，历史学研究必须从“元历史学”角度出发，将空间理解为和时间同等重要的“历史性”范畴，理解为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必须置身其中的前提。我们一切空间性研究和行动，最终都将影响我们的生存空间本身，今天最新的“航空航天技术”，与过去打开欧亚贸易路线的“中世纪朝圣活动”一样，都通过空间行为不断重塑着我们生存的空间和历史本身。他警告说，1920年代兴起的“地缘政治学”错误地将空间理解为可以规划甚至征服的对象，发展为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这种做法终将反噬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结构，正如“此刻在北冰洋冰层下缓缓游荡的俄罗斯和美国的核导弹潜艇”，抑或半年前“通过空气来到我们身边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科塞雷克在《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中提出“鞍型期”和“时间化”术语，旨在通过概念的涵义的剧烈变革，揭示现代的“时间体验”不断的加速。现在，他认为“空间体验”也在不断加速，或者说被压缩。现代是一个不断“空间化”以至于达到互相依存的“全球化”过程：从石器时代人均几平方公里的空间，到农业时代更大的范围，再到河流治理、帝国通讯系统，直至广播、电视和卫星通信。人类存在历史的“空间收缩”与“时间加速”共同构成了“全球化”过程，并最终“使得全球凝结成了一个经验单位（Erfahrungseinheit）”。

时间和空间共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坐标。为此，科塞雷克引入“Zeitraum”（时空）术语，用以“为研究时间和空间在各自的历史性表达（Artikulationen）中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这一要求也针对概念史研究。科塞雷克将“空间”提高到了与“时间”同等的“元历史学”范畴地位，并强调“时空”术语对于研究“历史性表达”的意义。社会政治语言和概念作为一种“历史性表达”，不仅反映时间意识，也显示空间意识的差异。科塞雷克认为，整个社会政治语言领域是由“经验的空间”与“期望的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诱发的。诸如“公民”“革命”“民族”等概念，不仅在不同时代含义不同，在不同地区也差异巨大，“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内在于概念之中。

1989年夏，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历史终结了吗？》（“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宣称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遍布亚非拉的民主化运动，给世界造成了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全球趋同化”的印象。然而，德国史学界对此提出审慎批判。同一时期，科塞雷克所在的比勒菲尔德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开展“现代公民的社会史——国际比较中的德国”（Sozialgeschichte des neuzeitlichen Bürgertums. Deutschland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专项研究。该项目旨在将德语概念“Bürgertum”（公民阶层）置于更广阔的欧洲和世界空间视野中进行比较。项目明确提出了“在地化”要求：不再仅以假定的“西方”标准衡量，而是将德国放在欧洲的“中间位置”，通过地区分析来打破关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的不准确说法。

该项目的首要成果是由科塞雷克、乌尔里克·斯普雷（Ulrike Spree）和威利巴尔德·斯坦梅茨（Willibald Steinmetz）共同完成的国际比较概念史研究《三个公民世界？德、英、法公民社会的比较语义学》（“Drei bürgerliche Welten? Zur vergleichenden Seman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England und Frankreich”）。该文展示了“Bürger”“citizen”“bourgeoisie”“citoyen”等欧洲各民族“公民”相关概念在地和移动的历史。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和方法论初探”，确定了所要考察的“公民”概念的跨国时空（近代德国、英国和法国）和比较的概念史方法，由科塞雷克执笔。第二部分为“词典中的‘Bürgertum’‘middle class’‘bourgeoisie’”，斯普雷广泛收集了三国近代的辞典、百科全书等公共语言对“公民”相关概念的定义，以及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私人领域对相关概念的阐释，整理诸概念含义的历史变迁。第三部分为“选举权之争中的公民立场”，斯坦梅茨聚焦最能体现公民概念“政治化”的场域——“选举权之争”，对三国“公民”概念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为理解不同地区政治制度的发展差异，提供了“跨空间”的概念史视角。

（一）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第一部分“理论和方法论初探”中，科塞雷克首先概述了“公民”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过去经验空间”，指出其蕴含着亚里士多德“政治共同体”（koinonia politike）、古罗马“市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以及奥古斯丁“城民”（civitates）的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社会政治巨变引起了“公民”概念的剧烈变动。“资产阶级”（Bourgeoisie）昨天还是奴隶，今天就成了主人。“公民”概念的变动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差异中。尽管德语“Bürger”、英语“middle-class”和法语“bourgeoisie”最初都代表“城市有产者”，但由于社会政治的差异空间，三个概念发生了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历史变迁，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意味着“在英国成为一名共和党人，在法国就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在德国则压根就不会被旧统治阶层接受”。

科塞雷克认为，以往的概念史所进行的“社会历史考察都在一个普遍性的层面上进行”，没有考虑非同步的时代巨变和各空间的个性，对此，他提出了要拓展概念史的“空间”视野。欧洲共同的文明社会理论传统在现代早期被分解为多种民族语言。不仅实践各不相同，自此理论也出现分歧。因此，有必要假设自启蒙运动以来，“德国、英国和法国在经验上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公民世界。”为了拓展概念史研究的空间视野，并处理“跨语言”问题，科塞雷克明确了研究方法论：

每一次比较都必须双轨并行：首先，必须翻译语言证据以便在语义上进行比较。其次，由语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也必须进行比较，如果没有语言预设及其翻译则不可能。在这方面，每次比较都取决于不同语言存储的经验的可译性，而这些经验仍然与各自语言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概念史的空间研究不仅要“翻译语言”，还要“翻译经验”。面对必然的“翻译困境”，科塞雷克认为，必须在“语言预设的多样性”和“语言之外的状况”之间斡旋。正是这种难以“直译”的“差异”，印证了时间与空间对历史的作用。“只有当语言上不可能的差异也得到反映时，对概念所指事实的比较分析才能有条理地被验证。”跨语言、跨空间、历时性的比较概念史研究将会证明，“19世纪的公民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过渡社会”，更是一个空间上的差异社会。

（二）对象和史料的处理

按照科塞雷克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斯普雷在第二部分对概念的语言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比较。她主要选择辞典和百科全书等公共领域的语言资料，辅以思想家的阐释。她认为，辞典“处于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主张之间”，提供的不是社会现实的“语言再现”，而是其“认可形式”。辞典处于“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主张之间”，反映了概念中“经验与期待”的紧张关系，并对政治社会产生影响。例如1848年出版的国家学辞典将政治参与作为对公民精神的期待一并写入其中：“具有公民精神（Bürgersinn）的真正公民，在他有权参加的范围内，永远不会不参加地方和州议会选举，并接受同胞信任赋予他的市政职务。”思想家的影响亦需注意，例如赫尔曼·瓦格纳（Hermann Wagener）在比较“Bürger”“Bürgerstand”和“Bürgertum”概念时，呼吁用当时还十分少见的集体单数词尾“tum”来替代“stand”（等级），瓦格纳将“Bourgeoisie”视为“Bürgertum”的直译，但在法国，“Bourgeoisie”（资产阶级）却发展成了“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斯普雷通过整理发现，1700年至1860年间，德、英、法三国通过借鉴和互译，形成了具有民族典型性的“公民”概念，用以将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对于英国，“middle-class”（中间阶层）的概念史是一个不断扩大其受众的过程，强调社会渗透性，具有扩大政治参与的作用，最终“10英镑”就成为拥有选举权的“中间阶层”标准。对于法国，“bourgeoisie”（资产阶级）最初仅指“城市中有住宅的人”，与德语“Stadtbürger”相近。法国大革命后，它同“peuple”（人民）“citoyen”（市民）等成为政治斗争术语，“资产阶级”将自己确定为底层群体，并努力争取政治领导地位。对于德国，“Bürgertum”（公民）群体将自己视为受教育者、履行义务者、调和冲突的中间派，以一种“公务员”气质参与政治，不具备阶级斗争属性。因此当革命开始时，德国革命者不得不新造词汇，或从法语中借用已政治化了的“bourgeoisie”。

（三）比较研究场域的选择

在该文第三部分中，斯坦梅茨锁定了最能显示“公民”概念“政治化”的空间场域——“选举权之争”。他认为，在争夺权力份额的斗争中，“公民”群体的代表必须不断用语言和文字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一个社会行动单位，每当积极“公民”的地位必须具体化时，“公民”就必须通过划界标准（如经济独立）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并使所希望的特权合法化。政变和暴力的革命通常只能在短时间内确保“革命主体”的权力地位，这部分群体必须尽快“利用通过革命手段取得的有利辩论局面，来制定公民权利和选举法”。争论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明确地描述公民身份的法律概念”，以求各方群体的认可；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又不能太精确”，因为商定的政治特权实际上总是倾向概念和法律制定者的利益。这就是“公民”概念争论的空间场域。

斯坦梅茨以1848年欧洲革命为时间分界点，聚焦公民概念的变迁，考察了三国“1780-1917推行普遍公民权并相互借鉴的历史”：对于英国，由于议会传统（代表民众的下院权力本身很大）和既有宪法的历史惯性，“公民”概念的合法性争论一直不愠不火。在保守的托利党与激进的辉格党有关选举权范围的争论中，虽然出现借鉴过法语词“citoyen”来表达政治诉求的情况，但1832年的《改革法案》最终敲定了“middle-class”作为合法概念，并且以“10英镑”为公民标准的人口普查将“middle-class”概念赋予了最广的共识性和覆盖面。对于法国，革命斗争远比概念斗争猛烈。“bourgeoisie、citoyen、peuple”等概念含义飞速变迁，政治群体斗争之间，概念上场又快速退场，公民权争论一次次被革命打断，直至曾作为革命口号的“citoyen”回归日常政治语言，才使“普选权讨论”得以展开。德国的情况则相反，概念争论声势浩大，革命却不成气候。对于邻国兴起的“经济自由”“宪法制度”“基本权利”，德国总是在词汇翻译和语义斗争中“疲惫不堪”。各方都试图利用“Bürger”（公民）概念的模糊性、“Stand”（等级）的可塑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是“1848年在两院关于基本权利和选举法的辩论中，协调各国公民概念的尝试导致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概念狂欢”，最终以税收差异妥协制定了“三级投票制度”，并导致了一个“权力低下的议会”。

最后，斯坦梅茨总结道，1848年后，“何谓公民”的概念争论实际上被更具体的利益和权力争夺替代了。已经被普遍接受的“公民”概念，实际上成为了普鲁士贵族或英国地主集团获得更多席位的“概念工具”。更可悲的是，与“公民”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所期望的相反，“公民”的理想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得以实现。正如韦伯1917年所指出的：“现代国家真正永久且不容置疑地向所有公民提供的平等：纯粹的人身安全和最低生活水平，以及战场上的死亡。”

从1972年提出“历史性时间理论”，到1986年补完“空间理论”，再到1991年“三个公民世界”的实践，科塞雷克从“时间与空间”双重视野推动概念史理论的完善。他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是概念史“全球在地化”的鲜活证明，一方面，他的概念史方法以及他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具有强烈的德国现象学和人类学“在地化”特征（受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施米特等影响）；另一方面，他从语言打开历史研究视野，又与剑桥学派（波考克、斯金纳）和法国模式（福柯、德里达）共同推动的“语言学转向”全球趋势相呼应。

可以说，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是德国“现象学”与全球“语言学”趋势共同塑造的典范，反映出人文研究超越“主观主义”的客观性要求。这种“客观性”并非要“去除主体”，而是要对主体进行“悬搁”，专注于语言发生和概念使用的历史现象本身。但与此同时，倘若概念史想打开“全球在地化”的视野，则并不容易，“全球在地化”视野必然需要首先进入固定的语言场域、立足于特定的时空立场。1977年《立场承诺与时间化》（“Standortbindung und Zeitlichkeit”）文章中，科塞雷克指出了这种困难：

古老的三位一体：地点、时间和人物显然被纳入历史作家的作品中。如果地点、时间和人物发生了变化，新作品就会产生，即使它们论及同一主题。倘若谁要想澄清这种历史编纂学上的位置流变，或者说是这种认识论上的位置变化，很快就会遇到困难。他会遇到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甚至历史主义的指责。不论“历史主义”这个被过度使用的口号还指什么，它肯定是针对历史进程中所有参与者被迫改变的立场（Standort）问题。

对于“跨空间”的全球概念史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努力做出真实陈述，又要承认这些陈述的相对性以及时空差异。对此，科塞雷克并不主张“去除主体”，反而承认这种相对性的立场。他提出了将“主体的时空”转化为“立场的承诺”（Standortbindung）的现象学解释学方法，以实现更具人性的人文科学。科塞雷克援引了狄尔泰的表述：“理解和解释是实现人文科学的特有方法。所有功能都凝聚在这一方法中，它包含所有人文科学的真理。在每一点上，理解都会打开一个世界。”

科塞雷克认为，如果历史研究必须处理“时空”的位置转变，那么“真实”就意味接受并“理解”这一情况，并“通过亲身参与（Sich-Einlassen）和自我移情（Sich-Einfühlen），让异国的、遥远的、不同的过去，变得可以领会、可被翻译和可以获知”。在科塞雷克看来，人文科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可以具有立场的、互相理解的“人性”之上，而这种互相理解的重要媒介之一就是语言。历史留下的各类语言文本，通过当下的语言来理解过去的文本，那些可以翻译的文本才变得可知，研究者才能理解过去的苦难经验和对未来的期待。

历史研究必须承认具有某种时空“立场”，否则就没有“视角”可言。科塞雷克参照克拉德尼乌斯（Johann Martin）“真实性在于目击者的证词”的说法，提出了作为历史知识先决条件的“立场承诺”要求：

历史，从亲身经历到学术加工，总是在包含和创造意义的社会和个人视角中实现的。那些要求历史作家采取无宗教、无祖国、无家庭立场的人无疑大错特错。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自克拉德尼乌斯以来，历史学家们就更确信能够从可能性中认识到“真理”独立的、历史学形式。自此以后，立场承诺就不再是一种反对意见，而是历史知识的先决条件。

科塞雷克所使用的“Standortbindung”（立场承诺），由表示立场的德语词“Standort”和表示义务关系的“Bindung”组合而成。“立场”（Standort）意味着历史研究的主体和被研究的对象都处于特定的“历史经验时空”。同时这种“经验时空”具有双重性：以概念为例，它不仅具有被使用的“外部”政治社会时空，概念自身也蕴含着“过去的经验空间”和“未来的期待视域”，因而具有“内部”的时空。科塞雷克指出，这种空间“最初与特定当下的空间有关，而这种视角则越来越向时间深处延伸。此外，它还获得了一种时间意义，阐明了过去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和未来的历史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异”。

“承诺”（Bindung）意味着对研究主体与对象的经验时空、对概念内外的经验时空的“理解和认知”。研究者从作为对象概念的“内部和外部”时空张力中，“自我移情”地意识到作为历史主体自身同样具有“内部和外部”的时空，同样具有最真实的历史性。这就促使“人们有必要考虑自己的立场，因为它在历史运动中并随着历史运动而变化”。这也促使历史研究行为本身，不仅仅作为对过去经验的回顾，更能够作为面向未来期待的真实行动。“立场承诺”意味着不仅要对研究对象的时空“负有责任”，更要对自己的时空“负有责任”。

科塞雷克指出，由于现代时间不断加速，全球空间不断压缩，历史学者面临时间与空间维度分崩离析的困境。正如里斯特（Johann Georg Rist）所写：“我们没有一种稳固的、既定的视角，可以据此观察、判断和追踪各种现象向我们走来的过程；我们生活在一个刚刚开始衰落的时代。”在这个不断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历史研究者面对的是，立场被迫不断变动的时空背景下，如何能够保研究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困境。

科塞雷克说：“我的建议是转移这个问题”，去处理“研究主体的经验时空”与“研究对象的经验时空”的紧张关系，“历史学家所应当面对的真正的且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Spannung），是历史理论与史料实证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历史学家要在这种紧张关系和承认立场存在差异的自觉中，通过过去的经验理解，更好地开启未来的视域：

如果他想写一部历史，他就必须预见到一个正在运转的时代的诞生，以及它的希望和猜想。他的历史将像一切从激荡的时代中涌现出的精神一样，增加发酵，激发激情，制造冲突，成为当下雄辩的纪念碑。

作为历史学家，“当我们有意识地创造历史或希望回忆过去时，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要“超越对资料的直接注释”，厘清概念的历史并积极地参与到当下的雄辩之中，创造“一种可能的历史理论，这样才能让资料来源说话。”

通过对“空间与历史”的持续性思考，科塞雷克将“空间”提升至与“时间”同等的“元历史学”范畴，并以“立场承诺”（Standortbindung）的自觉，为概念史在内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超越主观主义的客观研究进路。科塞雷克晚期对“空间”维度的补完，不仅是他个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更为概念史研究应对“全球在地化”的崭新挑战开启了一条颇具潜力的路径。

在兼收“放眼全球，立足本地”的“全球在地化”口号的同时，科塞雷克的“立场承诺”也包含着对概念史和历史研究“立足本地，放眼未来”的呼吁。“就概念史而言，20世纪还有待调查。”这是2022年德国启动的新概念史项目《基本概念中的20世纪：德国历史语义学词典》（Das 20. Jahrhundert in Grundbegriffen: Lexiko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in Deutschland）的目标。作为科塞雷克概念史的接续工程，新项目在“全球在地化”的视野和“立场承诺”的自觉意识下，专注于发掘《历史性基本概念》所忽视的、却定义了20世纪的全新概念集群，尤其是那些本身具有强烈的空间和全球属性的过程性概念：

我们计划考察在二十世纪变得无处不在的过程相关概念（首先是带有德语后缀“-ung”和“-isierung”的动词抽象名词）。一方面，它们代表客观趋势或与一般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在必要过程；另一方面，它们是跨越边界的术语。

包括全球化（globalization）、空间化（Verräumlichung）、现代化（Modernisierung）以及能源（Energie）、媒体（Medien）、环境（Umwelt）、生态（Ökologie）在内的众多新兴过程性和空间性概念的涌现，印证了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和历史研究需要实现“空间转向”的理论考量，也指示了20世纪以来“空间压缩”与“时间加速”的现实境况。

立足“在地性空间”来处理“全球性议题”的视野，不仅是新一轮概念研究的实践指南，更是科塞雷克“立场承诺”方法的现实回响。这一视野旨在克服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要求以具体的经验空间作为分析支点，并辅以跨学科、跨媒介和数字化的新型研究手段。“全球在地化”不仅服务于20世纪这一独特、分裂而复杂的时空场域，也显示了概念史的未来前景。概念研究将不再是一个单纯回溯“过去”的研究主题，而是立足于“在地经验”，积极参与到对“当下雄辩的纪念碑”的构建，从而更深刻地成为开启“未来期待”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