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关乎东洋史创生、演变的若干断面，呈现了几代学人问题意识的推移。在第一代东洋史家中，那珂将中国正史的汉文化中心叙事转换为北族南下逐鹿中原、强者为王的历史叙事，形塑了东洋史的“骨骼”；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论”给东洋史注入了“灵魂”；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使那珂的东洋史构想血肉丰满；内藤湖南关注的是东洋史的“血流”——中国这个庞大躯体的血液是如何循环的。战后，东洋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日本史以外的整个亚洲史，然而，中国及其周边的历史仍然是东洋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东洋史学犹如一面三棱镜，折射出近代日本学术的三个面向——东方学、地域研究和自我认识。本章将从这三个角度回顾明治以来的东洋史研究者——包括前几章未出场的研究者——在方法论上的探索轨迹，探究东洋史学的思想意涵。

一  东方学的镜像

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是近代欧洲人对“东方”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统称，具体又分为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印度学、中国学、日本学等。东方学在日语中称“东洋学”，是明治日本人在江户儒学的基础上参照欧洲近代学术方法开启的研究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学、法律、思想等学问的总称。东洋史学既是日本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日本东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东方学建构的“他者像”是18世纪以降欧洲人自我认识的投影，具有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卡尔·魏特夫等欧洲知识人的笔下，欧洲被描述为理性和进步的象征，亚洲则被视为“停滞的大陆”。此种意义的“欧洲”和“亚洲”，已然不是单纯的表征地理空间的名词，而是具有某种价值预设的政治、文化概念。欧洲人创造的“专制国家”“共同体”“生产力/生产关系”“环节社会”“治水社会”等概念和理论，以及国家-社会、近代-前近代、先进-落后、发展-停滞等二分法框架被译介到日本后，研究者们用这些舶来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生产出种种有关中国的“知识”，其集大成者便是作为“帝国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

应该指出的是，在中日两国的言论空间里，“停滞论”有着迥然不同的意涵。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长期持续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因素，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封建残余、赶走了帝国主义势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①在日本，“停滞论”是东方主义“先进的欧洲-落后的亚洲”意识形态话语的仿制品。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之路，“脱亚论”和“兴亚论”相互纠缠，前者认为日本应该拥抱西方，后者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对抗西方。虽然它们在政治上有不同的诉求，但是，“停滞”是二者对中国社会的共识。

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时，中国社会“停滞论”便失去了作为“帝国知”的意识形态意义。然而，“先进”的日本为什么被外国军队占领，失去独立，而“落后”的中国却浴火重生，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停滞论”成为每一个日本知识人，尤其是东洋史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本书开头提到的五井直弘于194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他在《近代日本与东洋史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破产。对五井等亲历战争的研究者而言，批判“停滞论”是东洋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在战后日本的言论界和思想界，竹内好的中国认识有着独特的存在感。竹内将是否“抵抗”欧洲的侵略视为现代化的决定因素，认为日本虽然通过模仿欧洲而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是，由于缺乏固有的文化而放弃抵抗，其现代化在“质”上落后于中国。竹内的断言表达了对日本“近代”的批判、知识人对自身的怀疑、厌恶和悔恨之情，因而在战后日本的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共鸣。然而，从理论上清算“停滞论”并力图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社会之“发展”的，是在战后日本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按照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和西欧、日本一样，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但中国通过土地革命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西嶋定生、仁井田陞等“历研派”研究者和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京都派”研究者之间，围绕中国史分期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二者的分歧在于区分“古代”“中世”和“近世”的标准为何，尤其是北宋以后中国是否为“封建制”上。但是，二者的中国史分期法均以欧洲启蒙时期形成的线性发展观为前提，认为人类历史将经过若干“发展”阶段而到达某个既定目标。

1960年代初，美式现代化理论在日本高调登场。作为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该理论高度评价明治以后日本的现代化，否定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日本左翼史学阵营展开了猛烈反击。针对美式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点“先进的日本vs落后停滞的中国”，田中正俊等东洋史研究者指出，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朝鲜等国的侵略和掠夺阻碍了后者的现代化进程，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日本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特殊道路。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经历经济高度增长后的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对立降温，史学界出现了反思“战后史学”的潮流。在此背景下，沟口雄三批评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是脱离中国现实的“憧憬式研究”。渡边信一郎、足立启二等中国史研究会成员批评前田直典、仁井田陞等“历研派”研究者将基于西欧历史经验的“发展”法则机械地运用于中国史研究，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上述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共鸣。自此，作为“历研派”和“京都派”中国史分期法共同前提的线性发展史观在学界失去了影响力。

战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停滞论”、美式现代化理论交锋之时，日本东洋史学界悄然进行着一场与“近代主义”学术传统的对决。年轻的宋史研究者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1968年）一书中，对欧洲舶来的“前近代-近代”二分法提出了疑义。斯波指出，包括加藤繁、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在内，以往的研究者关心的都是同一类问题，即货币经济如何取代自然经济、前近代社会如何解体、近代社会如何成立。他认为，这种对前近代社会的消极评价阻碍了人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斯波给自己设定的研究目标是：“不是从解体、解放，而是从结构和相互制约”入手，发掘唐宋变革时期商业变迁的史实，并给予合理的评价。②斯波在1980年代初进一步指出，18世纪以来东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存在“严重的误解和偏见”，韦伯以西方中世纪城市为标准进行的东西方城市比较研究，无益于理解中国城市的历史。③在国际汉学界，《宋代商业史研究》一书被公认为日本东洋史学实证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被西方一些大学指定为宋史研究的必读书。然而，该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却很少受到关注。

斯波的研究方法可以称之为“将中国作为对象来研究”，即以中国自身作为研究中国的尺度。这一方法可以上溯到增渊龙夫在1960年代初提出的“内在理解”命题。增渊指出，津田左右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继承明治以来日本“近代主义”学术传统的“外在理解”。津田以西方为尺度来衡量中国，其目的是凸显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日本的“特殊性”，即停滞性。反之，内藤湖南从中国历史的脉络来把握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走向，则代表了中国研究中的“内在理解”方法。④增渊早在1950年代初批评西嶋定生的“秦汉奴隶制说”时，就已经运用“内在理解”方法，从《史记·游侠列传》等史料中发现了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任侠式的结合”。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在1980年代提出的“中国中心取向”，⑤与增渊提出的“内在理解”方法可谓异曲同工。

“内在理解”方法有一个自明的前提，即区分“内”与“外”，重视历史进程中传统因素的持续影响。在1980年代东洋史学界的“方法论省思”中，这一方法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沟口雄三提出“中国基体论”，认为从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到孙中山、毛泽东，中国走的是一条追求全体人民生存权利的“大同式的近代”之路。1990年代末，野村浩一反思20世纪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指出包括他自己在内，以往的研究者同情作为“普遍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过于强调1949年革命前后中国历史的“非连续性”一面，未能充分关注宗族、民间信仰、官僚腐败等中国社会固有的特性。野村提出“普遍-特殊”“连续-非连续”两组概念，认为有必要从“连续性”和“特殊性”视角重新审视清末以来的中国历史。

“内在理解”方法反对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发挥了历史学从具体事象而非理论出发进行研究的学科特点。然而，当研究者们将“内在理解”方法运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遇到了诸多棘手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一体化”大潮席卷中国，从衣食住行到概念制度，西方的影响随处可见。如何区分“内”与“外”、“传统”与“近代”？如何在关注中国传统的影响力的同时客观地评价西方的影响？

关于中国史研究中的内与外、普遍与特殊、连续与非连续等问题，宫崎市定的思考发人深思。宫崎作为内藤“宋代近世说”的坚定拥护者，曾多次强调他的中国史分期脱胎于“内藤学说”。然而，他似乎并不认同乃师的方法——通过八百至一千年前的宋代“近世”中国来预测清朝灭亡后民国政治的走向。宫崎将内藤的“古代—中世—近世”三分期法改成了“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四分期法。这里的“最近世”即近代，对应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时期。宫崎坦言，之所以增加“最近世”，是因为不能无视一个“重大事实”，即西方文化的侵入打断了中国的传统。⑥

宫崎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出现了断裂，这并非1970年代以来在欧美、日本学界广受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而是强调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客观影响。全球史研究者S.康拉德主张区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与“欧洲的中心性”(Europe-centeredness)——前者是解释历史的范式，将欧洲视为历史进步的主要推进力量，后者是历史事实，指欧洲在“临近现在时期”发挥过主导作用。⑦宫崎的“最近世”涉及的恰是西方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中心性”角色问题。显然，在宫崎看来，内藤未能充分认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中扮演的是“落后挨打”的被动角色，还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角色？在经历战后的“停滞论”批判和1980年代对“发展阶段论”“人民斗争史”的方法论省思后，东洋史学界对此持否定态度。在以“科学”方法把握历史、改变现实的“大理论”失去影响力后，东洋史学界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应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秦统一后中国的漫长历史，尤其是如何总体性地把握帝制时期的“前近代”历史和被卷入资本主义“一体化”世界后的“近代”历史？中国法制史研究者寺田浩明在近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2018年）一书中，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富于挑战性的思考。⑧

寺田批评日本法学界长期以来将西方近代法视为普遍法，将日本和中国分别视为接受近代法的先进和落后国家，在“法治-人治”框架下进行中西比较、日中比较。寺田明言，他研究中国传统法的目的不是“寻找与西方类似的东西”，而是要开启一条跨文明的东西方法制史的比较研究之路。为此，寺田重新界定了“法”的概念：法是“具有强制力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社会共识的总体”。不论在传统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存在“社会强制个人保持一致”的机制，而审判就是这一机制的体现。寺田将近代法还原到欧洲历史之中，指出近代法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法”，其特点是以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将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替换成“合理性秩序”，他称之为“规则型的法”。与此不同，中国在距今一千或两千年前就形成了成套的法律和审判制度，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应早期的“市场社会”。寺田在分析大量清代审判案例后指出，传统中国的审判遵从的理念是实现“共存”，抑制市场性规则的横行。审判官判案时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必须顺应民意，提出体现“天下之公论”的判决方案，寺田称之为“公论型的法”。

既然近代法是西方历史特殊时期的产物，那么，它何以席卷拥有各自法律传统的非西方世界？寺田指出，近代法之所以能在东亚推广，与其说得益于近代法本身的固有特性，毋宁说是西方国家在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使然。随着西方势力的扩张，近代民族国家迅速成为世界标准。非西方国家为了谋求生存而被迫推行改革，以使其国家在外形上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的规格，其中就包括接受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国和日本在遭受西方入侵后，都以民族国家为目标进行了自我变革。不同的是，在日本，这一变革表现为消灭封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权力；在中国，则是要将“天下”缩小到西方式的“国家”，将“天下之公民”改造成“国民”。一部中国近代法史，就是将原有的法律体系改造成“规则型的法”的历史。⑨

由此，寺田重新审视中日两国接受近代法的过程，提出了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日本极为顺利地接受了近代法，但总是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欠缺感”。传统日本具备哪些接受西方近代法的要素？近代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同为近代法的接受者，中日两国在近代以前各自形成了什么样的秩序？两国是如何在本国的法律史上定位近代法这一新事物的？今后又将如何定位？⑩等等。寺田的研究继承了增渊和斯波对明治以来深入日本学术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批判，同时也客观地探讨了近代西方在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过程扮演的强势角色。寺田超越“普遍-特殊”二元对立框架，思考中日两国近代法律体系的“连续-非连续”问题，他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法向近代法过渡问题的理解，也为探讨欧洲、中国和日本的现代性问题开拓了新的思考空间。

二 区域研究的回响

一般认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日文译作“地域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其特点是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东亚、东南亚、中东、南亚等特定“区域”，为美国的军事、外交政策提供相关知识。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研究”还有一个源头，即欧洲东方学和殖民地学——以语言、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为中心的“异文化”研究。⑪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殖民地政策研究，皆重视语言训练和实地考察。

从“区域研究”角度看，东洋史学与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东亚强国，随着其军事力量从朝鲜半岛扩大到中国东北、蒙古高原东部、华北乃至华中、华南、印度支那半岛和太平洋海域，日本的话语空间里充斥着“满鲜”“满蒙”“蒙疆”“东亚”和“大东亚”等地政学概念，东洋史学出现了“满鲜史”“满蒙史”“西域史”“南海史”和“大东亚史”等一个个分支。九一八事变后，辽金史等“满蒙史”研究在“满铁”、兴亚院等官民机构的资助下，成为东洋史学中的显学。战争后期，日本为了推进对中国本土的殖民统治，由东亚研究所委托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开展“异族支那统治政策”研究，催生了大量探讨辽、金、元、清汉人统治政策之得失的“帝国知”。

在战前生产的各种“帝国知”中，对后世学界影响最大的是“满铁”资助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战后，由仁井田陞领衔整理，出版了6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岩波书店，1952—1958年）。1970年，马若孟（Ramon H. Myers）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农业经济，1890—1949》一书，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⑫1980年代，黄宗智⑬、杜赞奇⑭利用“满铁”资料，相继出版了关于华北农村的研究著作。与此相反，在日本学界，“满铁”资料因其战争背景而长期无人问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出版后，日本农业史研究者古岛敏雄在书评中指出，“满铁”调查在日军占领地区进行，惯行调查班成员自称从事的是“纯学术”调查，却对这一事实缺乏反省；访谈的对象都是村里的头面人物，看不到贫农的身影。⑮曾经跟随仁井田陞在华北进行实地考察的今堀诚二指出，“满铁”调查以特定的村落为对象，且村民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有很大出入，作为资料是有局限性的，从中抽取结论，将误导人们对华北农村的认识。⑯

1965年成立的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63年启动），是战后日本最早的“区域研究”机构，对其后成立的类似机构有示范作用。该中心自成立之时起，就以当代研究、实地考察和跨学科研究为旨归。⑰在东洋史学界，此种美式区域研究影响甚微。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为政治因素，反省侵略战争，反对自民党政府追随美国、实行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1962年席卷日本中国学界的A·F事件中，研究者们反对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理由之一，便是拒绝成为美国亚洲研究的“分包人”。二为客观因素，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十分有限，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无法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只能凭依新华社消息、《人民日报》等官方出版物从事研究。三为学术因素，区域研究重视当代，而东洋史学的主要对象是前近代中国。

仁井田陞曾于1940年代初在北京收集了五十余家会馆、公所的碑文、章程、调查日志等资料，身后由佐伯有一等人整理出版了《仁井田陞博士辑北京工商行会资料集》。⑱战后，仁井田于1959年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所到之处令他有恍若隔世之感，回国后感言“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⑲然而，直到1966年离世，他也未能亲赴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土地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后，年轻一代研究者实现了仁井田的梦想。前述马若孟的华北乡村研究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加之1970年代中期学界对“革命中心史观”的反思，“满铁”调查资料的学术价值受到重新评价。三谷孝等东京的几位研究者以读书会形式研读《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京都、大阪等关西的中国史研究者成立“中国农村关西调查研究会”，研读《华北农村惯行调查》。1980年代后，中日两国研究者以共同研究的方式，在华北农村展开了联合调查。研究者们重访“满铁”惯行班曾经调查过的村庄，向上年纪的村民了解村庄在解放前后、合作社期间、人民公社期间和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从后来出版的调查报告和论文集看，与“满铁”华北农村调查等战争时期进行的调查不同，“重访”调查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历时性地了解中国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变化，⑳而非为日本的对华政策或民间投资提供参考。

1990年代后，日本政府推行国立大学改革，文科教学由传统的人文学科逐渐向社会科学倾斜，一些大学撤销东洋史专业，将东洋史并入“地域文化”“东亚文化”学科或研究科。东洋史遭遇了战败以来的又一次“史学危机”。1997年，京都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按照日本大学的惯例，京大出版了多卷本《京都大学百年史》。在文学部“东洋史学”栏目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民族、社会等既有概念，使史学家失去了自信。在日本学界，一些人热衷于将招牌改换成地域研究”，京大东洋史将继续坚持“百年以来坚实的文献学之路”。㉑

三 日本的位置

宫崎市定晚年自订全集时，回顾东洋史学的历史，在《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东洋史》的跋文中写道：“东洋史是明治时期日本人创立的学问，应该说，这是一门极具日本特色，尤其是明治特色的学问。”㉒宫崎的感言关乎本章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东洋史学中“日本的位置”。

在明治日本的世界认识中，“东洋”具有地理和文化双重含义。作为地理概念，“东洋”泛指亚洲，与指代欧洲的“西洋”相对；作为文化概念，“东洋”主要指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波及之地。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日本皆为“东洋”之一员。然而，在明治后期形成的“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分科体制下，日本史与东洋史各立门户，日本史不在东洋史的范围之内。三分科体制“以国史为主，兼授世界历史”，是明治政府为贯彻教育敕语而制定的历史教育体制。国史是新兴的日本民族国家书写的自身的历史，旨在彰显日本“万邦无比”的国体，培养国民忠君爱国的思想。由东洋史和西洋史构成的“世界历史”，则传授日本国民必须具备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历史知识。西洋史是由西方人书写的欧洲诸“文明国”之史，东洋史则是由日本人书写的“东洋诸民族”盛衰消长的历史。东洋史的重心在塞外史，然而，东洋史的主角并非匈奴、鲜卑、蒙古等塞外族群，而是明治维新后以“文明国”自居、将“东洋”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的日本。

三分科体制中日本“既是东洋、亦非东洋”的特殊位置，形成了东洋史学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其一，将东洋史视为南北两大势力“文武争霸”的历史。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论”代表了这一传统。白鸟开创的“满鲜史”“满蒙史”以古代朝鲜半岛、塞外诸族群为主要研究对象，日本史不在其列。其二，将日本史视为东洋史的一部分，强调日本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关联。内藤湖南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代表了这一传统。内藤反对“自有日本之初就有日本文化”的观点，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内藤的“东洋文化”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概念，对应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汉字区域，他笔下的东洋史是中原汉文化向周边发展、周边势力反作用于中原的历史。内藤明言，与契丹、蒙古等南下的北方族群一样，日本负有拯救中国的“使命”——已进入“文明国”之列的日本理当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欧美列强应该让出一部分在华权益，否则日本将与之殊死搏斗。

“大东亚战争”期间，京都学派的高山岩男以世界历史的多元性理论对抗黑格尔等人欧洲中心的一元历史叙事，表述了与内藤相似的观点：日本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东亚世界”之一员，汉字、儒教伦理和律令制等要素构成了东亚独特的价值体系。为凸显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的位置，高山强调日本将率领“大东亚”诸国对抗西方势力，创建“现代世界”，超越以欧洲为代表的“近代世界”。

1945年战败后，日本失去了海外殖民地，东洋史也褪去其“帝国知”的底色，被重构为理解他者、反观自身历史的学术领域。辽史研究者田村实造借用魏特夫的“征服王朝”概念和高山岩男的“文化圈”理论，将白鸟的“南北对抗论”改造成北亚、东亚两大文化圈相互并列的理论，勾勒出北亚社会从古代“游牧国家”向中世“征服国家”、近代国家的“发展”图景，推动了“满蒙史”向“北亚史”“内亚史”的转型。

同一时期，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等京都派研究者对内藤湖南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再诠释，提出了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新框架——胡汉双方在五胡十六国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共同创建了“中华帝国”“中华世界”。在京都派“胡汉一体论”基础上形成的“南北融合论”，对战后日本的六朝隋唐史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

战后，东京史学界的进步学者通过重构内藤的“文化史学”和高山的文化圈理论，为日本史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洋史研究者上原专禄的“世界史像”。为启发日本国民主体性地把握日本在战后国际格局中的位置，上原批判地继承高山岩男的文化多元理论，强调在资本主义“一体化”之前，地球上出现过东亚、印度、伊斯兰和欧洲四个“文化圈”，各自形成独特的“历史世界”，日本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一员。西嶋定生论证上原理论中前近代“东亚世界”的内在关联，提出了“东亚世界论”。该理论以历史上中国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宗藩关系为前提，强调日本是以汉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汉译佛典）为指标的“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之一员。其后，西嶋定生、堀敏一等东洋史研究者以及坂元义种、平野邦雄等日本史研究者从“东亚”视角考察日本古代统一王权的形成，日本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文化关联，开创了日本史研究的新生面。

“冷战”终结后，中亚、东亚地缘格局发生剧变，两位蒙古史研究者冈田英弘和杉山正明于1990年代初倡导“中央欧亚”（中央ユーラシア，Central Eurasia）研究，二人皆强调游牧民族以其军事力量统合欧亚大陆广袤的草原、山脉和绿洲地带，将13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出现视为“世界史”的开端。㉓从“中央欧亚”中衍生的“东部欧亚”（東部ユーラシア，East Eurasia）对应“帕米尔以东”广袤的地理空间，与战前东洋史的研究范围大致相同。“东部欧亚”研究重视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满文等非汉文史料的运用，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当今全球史研究“去中心化”、关注“移动”“关联”的新动向。在“中央欧亚”“东部欧亚”研究中，农耕与游牧、南与北、文与武的二元叙事隐约可见。在研究者们呈现的东部欧亚“多极化”图景中,“东亚文化圈”不复存在,日本也从内藤湖南、西嶋定生等人构想的“东洋”或“东亚世界”之一员,变成了远离“东部欧亚”中心地带的周边国家。

随着中央欧亚研究、东部欧亚研究的升温，东洋史学界出现了对“东亚世界论”的批评之声。杉山正明认为，人为地将历史空间切割为若干文明圈，是现代人“文明主义”的傲慢之举。他批评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是从日本人的视角建构的理论，偏重汉字文化圈，难以说明隋唐帝国和突厥、回鹘等游牧势力的关系，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央欧亚”视角将有助于纠正以往史家的偏颇。㉔杉山的观点在东洋史、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㉕有论者预言，随着东部欧亚研究的兴盛，“东亚”概念在历史学界行将消失。㉖

在东洋史学界对西嶋“东亚世界论”的批评声中，相邻的日本史学界传来了不同的声音。日本中世史研究者村井章介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他曾在1990年代初参与策划“亚洲中的日本史”系列丛书。与当初的意图相反，该研究证明，策划方设定的日本史的十个时期，在时间上几乎与中国王朝的盛衰交替完全一致。村井指出，无论是“东亚”，还是“东部欧亚”“海域亚洲”，都是在汉文明压倒一切的影响下形成的区域空间，任何批评西嶋学说为“中国中心史观”的努力终将归于徒劳。㉗近年，日本古代史研究者大津透以《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新系列第6卷《中华世界的再编与东部欧亚》（2022年）为例，批评近年东洋史学界的东部欧亚研究偏重胡汉关系，在中国史研究（汉地研究）方面成果不足。有研究者强调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东部欧亚交易圈”对中华世界的影响。对此，大津认为，唐朝均田制的统治基础是农民，不应夸大商人的作用，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的“东亚文化圈”理论、“东亚世界论”在史学研究中依然葆有生命力。㉘

在近代日本史学史上，“东亚世界论”堪称东洋史研究者为日本史量身定制的理论。西嶋定生强调近代以前日本与中国、朝鲜等邻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关联，为日本史学界克服战前孤立于亚洲之外的日本史叙事提供了分析框架，也解决了明治以来史学三分科体制下东洋史学中“日本不在”的难题。面对东洋史学界首发的“东亚世界论”批评，两位日本史研究者的意见发人深思。

从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第一代东洋史家起，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者们凭借高度的汉文读解能力，以中国史籍为基础史料展开实证研究，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在塞外史、东西交通史、中国经济史等领域取得了傲视国际东方学的成果。战后，东洋史学的实证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国际学界对日本的东洋史学有一个固化的认知，即将其视为远离时代、远离现实的实证之学。日本学界持这一观点者亦不在少数。然而，研究者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她们经年累月地在某一领域中耕耘，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各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即使是被后人批评为“无思想性”的塞外和西域地名、年代考证，亦带有时代的印记。鉴于此，本书将东洋史置于明治以降日本的政治、学术语境，以及中日关系的脉络之中，探讨了史家、史学与时代的关联。

东洋史诞生于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甲午战争时期，白鸟、桑原等早期东洋史研究者抱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东洋史应该由东洋人，尤其是日本人来研究。他们将比肩、超越欧洲东方学视为自己的使命。与此同时，东洋史学也应帝国殖民扩张之需，生产了大量“帝国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东洋史在日本外务省、“满铁”等官民机构的庇护下迅速成长，迎来了第一次繁荣。

日本战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东洋史研究者们反省侵略战争、批判战前流行的亚洲/中国社会“停滞论”。无论是塞外研究还是汉地研究，无论研究者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展”均成为史家思考的前提。在中国周边史领域，曾经的显学“满蒙史”为北亚史所取代，西域史扩展为包括“帕米尔以西”在内的中亚史，新兴的“东亚史”向日本史研究者敞开了大门。东洋史学迎来了第二次繁荣。

1980年以降，随着日本社会内部意识形态对立的消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退潮，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程，东洋史学经历方法论的省思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步入了多样化时代。在前近代史领域，研究者们关注中国社会的内在特性；在近现代史领域，民族国家建设范式取代了革命范式；在新兴的中央欧亚史、东部欧亚史、东亚海域史等领域，研究者们从全球史视角关注人与物的移动。东洋史学在世纪之交迎来了第三次繁荣。

回顾东洋史学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每一次问题意识的重大转变都是一次思想的断裂。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交错的时代，研究者们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课题：如何认识中国这个巨大的邻国，如何确立日本自身的东亚身份认同。

本文是《什么是东洋史》一书的“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