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概念史产生于德国的学术传统，由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主编的8卷本《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具有对18世纪以来启蒙思想进行反省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为了行文方便，请允许我对此略缀数语。

在概念史的提倡者看来，概念介乎语言和事件之间，概念之所以成为“史”是因为积淀了经验。科塞雷克在回顾“二战”经历时写道：有些经验，像炽热的熔岩倾入身体并凝固，从此它们可以随时被唤起，可以转化为如此真实记忆的经验并不多见。个体经验如此，由语言和概念承载的集体经验亦不例外。希腊语historia相当于德语的Erfahrung（经验）和Erfahren（有经验），意为从一地到另一地，是发现之旅。而作为科学（Wissenschaft）的历史，则涉及关于发现之旅的报告及反思。Begriffsgeschichte（概念史）由Begriff（概念）和Geschichte（历史）两部分构成，Begriff来自拉丁语conceptus，一如怀孕产子，指感觉和思维活动及其过程。Geschichte来自古德语，意为事件，18世纪末与Historie（叙述）交融后成为一个新的概念，被赋予了事件、叙述、知识等内涵。在为《历史性基础概念》第1卷撰写的《导论》中，科塞雷克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衡量“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标准——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时间化（Verzeitlichung）、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和政治化（Politisierung）。

在《历史性基础概念》陆续出版期间，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想法在变化。1985年《未来的过去》（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的出版，使英语圈读者得以了解德国概念史的方法和内涵；2002年《概念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的出版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从收录的论文可知科塞雷克留意到德国以外研究动向并暗暗地予以回应（如对法国“年鉴学派”）。科塞雷克曾说：《历史性基础概念》出版始于1972年，而关于其理论和方法则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制定，对我来说这至少成了理论上的束缚，一方面为推动《历史性基础概念》需遵守理论设定，另一方面，自己关于概念史的思考在不断变化。即使如此，在下一个世代的概念史研究者看来，《历史性基础概念》略显过时。戈伊伦(Christian Geulen)提出了衡量20世纪概念的新“四化”标准：“科学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通俗化”（Popularisierung）、“空间化”（Verräumlichung）、“液体化”（Verflüssigung）。“科学化”指科学的理论和概念成为日常语言；“通俗化”不同于“民主化”，强调媒体的巨大影响；“空间化”与“时间化”相对，指科技发展造成空间越来越小。“液体化”指多元化和流动化造成概念意义的不确定。科塞雷克的后继者斯坦因梅茨更直截了当地说，20世纪的概念只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思性（reflexivity），不能从绝对的立场创造一个概念或判断一个概念，每个概念都需反思自身，没有绝对的真理。二是英语化（anglicization），英语霸权成为吸收和转译其他语言之概念的装置。

据灵长类专家的研究，人与大猩猩的不同之处在于大猩猩生活在单一的群体里，而人可以和不同群体交流并建立关系。在不同群体的交往中，理解彼此的语言无疑是重要的，建诸语言的关联也即所属语境间的关联。梅尔文·里希特（Melvin Richter）是积极向英语圈推介德国概念史的学者。

里希特擅长在历史语境中研究政治思想，与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相熟，代表作有研究19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良心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onscience）。里希特与概念史的邂逅是在80年代初访问德国期间，在那儿他邂逅了《历史性基础概念》，为这部鸿篇巨制所震撼，感到英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话语”和概念史有互通之处。稍后，他应邀在科塞雷克任教的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演讲，从此和概念史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里希特在《政治理论》杂志上刊文介绍概念史。在里希特发表的关于概念史的论文中，很重要的一篇是1990年刊登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的《重建政治语言的历史——波考克、斯金纳与历史的基础概念》。里希特首先概述了波考克和斯金纳的代表作所涉及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进而认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科塞雷克的概念史诉求相似，试图撮合英德两种不同思想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

对话的时机很快到来。1991年，荷兰赫伊津哈（Huizinga）研究所召开了由该国概念史学者发起、主题为文化史主要趋势的研讨会。在会上，里希特发表了关于概念史的论文；科塞雷克委婉地回应了对其将“语言”转为“概念”的批评，没有参加关于历史研究中语言的作用的讨论。斯金纳讲述了他关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研究，仅在发言中有一句话涉及概念史——修辞学为文化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大门。斯金纳对概念史漠视的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理由，即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保守主义的理念之不同。斯金纳认为没有概念史，只有围绕概念争论的历史，概念史研究是一种“词语崇拜”（fetishism of words）。

1992年12月，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祝贺《历史性基础概念》最后两卷（第7、8卷）出版的学术会议。从会后由所长莱曼（Hartmut Lehmann）和里希特主编的论文集——《历史术语与概念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收录的六篇文章看，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及其主编的大辞典，以里希特的论文为媒介，与会波考克与科塞雷克在观点上有一定的互动。波考克直率地表达了对概念史的三点疑虑：第一、概念史与话语史、语言史、意识形态史的区别。和斯金纳一样，波考克认为语言或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有词汇、语法、理论以及用法、假设和暗示等，在时间上共同存在，可以由一个群体为政治目的而使用之，涉及世界观或意识形态。虽然语言并不是封闭和自足的世界，但人们很难在没有争议或没有矛盾的前提下从语言中析出概念。话语史学者对语言的用法、假设、细微差别的变化十分警觉，他们也没有致力于从所研究的语言中分解出“概念”。波考克认为，对语言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有可能把语言视为左右实践的资源从而忽视了其表演性。第二、根本无法写出一部概念史。这是斯金纳的说法，波考克认为斯金纳想表达的是，人们可以书写的是语言现象的历史，是词语及其年代的历史，以及它们承载的概念的自由度；概念不能从语言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并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如果执着于概念，有可能出现一种糟糕的情况，即一方面历史学家被困扰在基础概念不合时宜的主张中，另一方面历史上的行动者并没有使用这些概念。波考克声称自己习惯把话语和辩论的历史置于概念化的历史之前，并在其中发现比概念史要复杂和确定得多的叙述。第三，关于“鞍型期”（Sattelzeit）及衡量基础概念的四个标准（时间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波考克对“鞍型期”概念一度很感兴趣，但不懂德语的波考克在阅读了里希特的介绍后发现，他和科塞雷克对“鞍型期”的理解大不相同。科塞雷克写的是德国的历史，自己写的是英国的历史，如果自己有理由使用“鞍型期”——也许没有——那是因为它可以被有效地用于英国历史，并被用来表达有关英国而不是德国历史。在结语部分，波考克表示：概念史和剑桥政治思想史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上、文化上和民族上各有其特殊性；不能建议将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推及欧洲其他历史文化中，否则必会发现这是徒劳的；正如里希特所建议的，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过去及其理解方式，不同的思想模式可以对抗、比较和结合，但不能同质化。

在会议的最后，科塞雷克回应了各位学者的意见。他首先引用了布鲁纳尔的观点：过去时代实际使用的词汇比现代解释者的理论偏好更有意义。早在1981年就曾指出，概念会变得过时，因为构成它们的背景会不复存在。概念的原初语境发生了变化，概念所承载的原初的或后续意义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是，概念的历史可以通过研究最初的使用和后人的使用进行重构。可见，波考克和斯金纳致力于对单一言语行为及其情景进行微观研究，而科塞雷克则主张研究语言的概念化及循环过程。

扬·伊夫弗森（Jan Ifversen）认为，对于波考克的批评，科塞雷克本可以用结构语义学——支撑他的语言理论的概念、词语和对象——来回应其宽泛的理解，但他选择把回应的重点放在概念史的主要假设上，即基本概念的作用上。实际上，因为有基础概念的理论，科塞雷克是能够将对语言的使用或概念化的语言（概念成为政治和社会词汇的基本要素）、语言理论（概念是话语的枢纽）和结构性观点（储存在语言中的可重复的结构）结合起来的，波考克的有限的语境主义与概念史的社会历史相去甚远。这次对话说明，波考克、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和概念史不在一个频道上，前者专注于重建特定语言使用者的话语背景，后者则从特定时期或社会阶层中提取基础概念。海登·怀特在给《概念史的实践》英文版的序言中写道：之所以在英语圈的人看来科塞雷克的工作有令人生畏的“黑格尔式”的感觉，是因为他的研究根植于特定的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传统——从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到马克思（Karl Marx）、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直到韦伯（Max Weber）、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但是，科塞雷克非常了解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哲学，他把上自古希腊下到现代欧洲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虽然英德学者无果的“对话”，但一如扬·伊夫弗森所说，二者却每每邂逅：要么在“语言学的转向”下出现在同一编者的书中，要么面对共同的敌人——传统的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世界里，歧义乃至对立也在再生产，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无疑有助于增进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

一群有志于概念史研究的欧洲学者建立了学术团体——HCG（History of Concept Group），里希特是“主要推手”（master builder）。概念史研究没有局限于欧洲，已经扩展到包括南美洲在内的伊比利亚文化圈。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7个国家学者合作编撰的大辞典，第1卷包含10个重要概念，如América / Americano（美洲）、Ciudadano / Vecino（公民）、Constitución（宪法）、Federación / Federalismo（联邦）、Historia（历史）、Liberal / Liberalismo（自由主义）、Nación（民族）、Opinión pública（公共舆论）、Pueblo / Pueblos（民众）、República / Republicano（共和国）等，该卷名为《伊比利亚美洲世界政治-社会辞典——革命年代，1750-1850》，这是科塞雷克等主编的大辞典中所没有的，凸现了美洲概念在西班牙语中的意义；但选择的时段为1750-1850年，显然受到“鞍型期”的影响。

概念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地区在东亚——日本发其端，韩国领其先，中国后来居上。日本学界深耕词语翻译，本世纪初概念史研究曾一度很兴盛，有三个主要研究据点（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关西大学、京都大学），现在好像只有上智大学在进行团队研究。翰林大学是韩国当之无愧的概念史研究中心，其研究对南京大学推进的概念史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作为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所以在知晓了英德学者如两根铁轨般的对话后还积极倡导概念史研究，乃是基于对中国自身近代历史的认识。大航海时代开始后，原本要用基督的光芒照亮世界的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别异于自身的文明，17世纪欧洲出现了公元前后的区分，而耶稣会士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影响了18世纪的启蒙思想。虽然19世纪西方对中国知识的需求锐减，但出于商业和文化目的，中国知识仍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最终以“汉学”（Sinology）身份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中。概言之，如果说18世纪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发现“文明”的时代，19世纪则是中国人发现和承认西方文明的时代，在19-20世纪之交短暂时间里日本化西学知识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是主义高扬的时代，苏俄革命化的知识影响中国，形塑了新型的党国知识形态。

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逻辑实证主义》中说，“没有人能理解‘奶酪'一词，除非对奶酪的非语言层面有所了解。”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关于翻译的语言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借此引申道，无论是作为语言学家，还是一般的文字使用者，任何语言符号的含义都是将其转化成另一种符号并予以进一步的解释。在雅各布森看来，被翻译成同一语言的其他符号，也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及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用汉字对译西语，无论是固有的，还是新造的，都涉及传统概念的转义问题。传统概念犹如储存于档案馆里的休眠的知识，只有转换为功能性知识方可与当下发生联系，因此，即使存在语言内的翻译，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概念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

19世纪以降大量的西方概念直接或间接地被译介到中国，经由中国人的再生产最终化为中国概念。这些概念的确立，我认为经历了标准化（standardization）、通俗化（popularization）、政治化（politicization）以及衍生化（derivatization）等过程。我尤其关注“衍生化”问题，当一个概念完成标准化、通俗化和政治化而成为历史性基础概念后，可能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衍生出与该概念相关的“下位概念”，“下位概念”一方面反射出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多义性，另一方面有可能取代“上位”概念，进而成为具有本土意义的基础概念。类似的例子俯首可拾。如在中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诸如某某阶级、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等概念既是中国化的新概念，也是革命实践所衍生的新基础概念。“人民”一词，汉语古已有之，“民族”在古籍里也能找到出处，但现在使用的“人民”和“民族”毋宁说是外来词；即使如此，当它们分别对译西文people/Volk和nation/Nation时，仍然碰到不可通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被翻译为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按通常的理解应将Remin译为people，如是，则这所中国著名的大学看上去像美国不入流的社区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名称是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如果没有学过汉语，绝对不明白Minzu是什么意思。minzu对译西文nation/Nation，而这里的minzu实为ethnic group。不必说西文与汉字之间难以通约，即使是在汉字文化圈内，也存在容易引起歧义的问题。此外最为根本的是，在讨论民族概念时，1902年梁启超发明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原本是从“民族”、“种族”等上位概念衍生出来的下位概念，在1920年代这两个术语还处在混用状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伴随中国抗日民族主义的高涨，中华民族这一术语逐渐胜出、成为唯一的术语。更重要的是，今人在思考中国“民族”、“种族”问题时，不能从西欧的相关概念出发来考察，而需要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逆推，因为这个曾经作为民族或种族的下位概念已经成为上位概念。有鉴于此，我提倡的是“现在中心主义”（presentism）的研究，以逆时间——问题导向的研究（histoire-problème）——为指针。

目下，方兴未艾的中国概念史研究普遍盛行的是词语史加词语使用研究，即首先对一个概念进行词语史的梳理，接着将其置于“给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结果所谓概念史研究是将概念作为方法研究词语和历史，忽视了概念本身所积淀的经验或历史。而且，用编年史的方法梳理概念，会使研究陷入主题散漫、叙述缠绕的状态，进而忘却了概念史研究的初衷乃是为了揭示别异于西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以概念的当下意味来回溯其由来，既可回避概念史研究纠缠于词语史，亦可与脱离实际的观念史一刀两断，收录于“学衡尔雅文库”丛书的拙著《人种》和未能收入其中的一篇论文反映了我的初步尝试。在这项研究中，我不是从词源学角度梳理人种或种族概念，而是以1936年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辞海》里收录的“人种”词条来追溯占主导地位“人分五种说”的来源，这样很自然地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的人种学，特别是首倡“人分五种”的德国学者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的假说。我进而考察这种知识如何经由大英帝国的网络传布到中国和日本的，辨析19世纪意识形态化的人种知识在日本的“再差异化”和在中国的“人种对抗”的分途。书中特别讨论了19-20世纪之交的“黄祸论”、1950-60年代的黑人解放话语等问题。从《辞海》在1962年和1979年改版内容的变化可知，人种等差的西方概念在中国叙述中被最终解构——“色即是空”。

我的另一本将要出版的《博爱》一书，采用了与《人种》一书不同的叙述策略。我从法国大革命三字诀中兄弟爱（fraternité）的意义和汉译入手，指出存在两个不对称的问题：一个是自由、平等和兄弟爱的不对称，另一个是fraternité与通行的汉译博爱的不对称。指出兄弟爱在儒家“五伦”关系中处于下位，早在利玛窦时代就意识到不能直译为兄弟爱而翻译为“友爱”。 我在书中讨论了三字诀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情况和时人的诠释，最后指出跨文化的概念旅行是一条没有归路的“全球本土化”实践。translate源于拉丁语transfero，后者是把东西从一地搬运到另一地之意，搬运过程必然会产生转位（dislocation）、解构（deconstruction）和再生产（reproduction）。从法国革命三字诀中fraternité而来的汉语“博爱”，是搬运——“全球本土化”的结果。在汉语中，与“自由、平等、友爱”的不对称相较，“自由、平等、博爱”彼此之间反而有一定平衡感，因为“博爱”与“自由”“平等”一样，都是现实缺少的，被置于未来期待的地平线上。

作为“学衡尔雅文库”丛书的主编，我对所有的写作方式持开放态度，因为每一种写法都有作者的主观诉求和限于资料的无奈。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不能执着于过去，问题意识应该朝向未来。如果我们关于过去的研究不能提供未来所需的经验，那么不如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历史的守灵人或者旁观者。

（本文系为2025年12月19日韩国翰林大学举办的“东亚概念史：其轨迹与转向”国际研讨会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