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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蒂夫人 | 关于蔡少卿先生的回忆
发布时间:2020-11-27

编者按


已故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享誉国内外的秘密社会史研究专家。

在蔡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学衡公众号特发布几篇国内外学者的回忆文章,以表达对前辈大家学术风范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关于蔡少卿先生的回忆


巴斯蒂夫人  口述

访谈人:宋逸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时间:2019年12月19日
地点:法国巴黎,巴斯蒂夫人家中


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年11月13日生于巴黎,先后就读于巴黎女子高师和东方语言学院。1964年起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后转入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邵循正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巴黎高师副校长、欧洲汉学学会会长,2001年当选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学术院院士。

一、1981年·武汉




1981年,在武汉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举办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性学术会议,除中国学者外,还有来自欧洲、美国、朝鲜等国家与地区的学者参加。主办方提供了极好的会议条件,地点安排在西湖,所有外籍学者住在一起,而中国学者则住在离会场较远的地方,因此双方的交流大多只能在白天进行。会议主要筹备人之一刘大年先生在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在我看来,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资产阶级。于是我向他提出意见:“现在都说不要‘戴帽子’,你为什么还要给辛亥革命‘戴帽子’?”因为我敢于挑战权威,与会的中国学者也很激动,至今记忆犹新。事实上,我和刘大年先生关系很好,以后也经常聊天,我曾经问他:“你很聪明,也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又要用条条框框来解释历史?”他的回答很无奈:“因为这样解释比较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蔡少卿先生作了有关秘密社会的学术报告,我感到十分有趣。会议期间,蔡少卿先生主动和我说:“我们其实是同学。”这让我感到很疑惑。他继续解释:“1965年的时候,你在北京大学上邵循正先生的课,当时我读在职研究生,和四年级学生一起上课,同学们都想和你谈话,但是情况不允许。”
1964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法语与法国文学的课程,属于半工半读性质。当时中法两国刚刚建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开始招募老师到中国教法语,其主要目的不是推广法语,而是想扩大中国在非洲、特别是曾经法属殖民地国家的影响力,以助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经过选拔,共有14位法国青年来到中国,大家学历不一,有的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因我毕业于巴黎高师(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便安排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其实我到中国还有另一层原因,即我当时正在读博士,很想利用在中国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多去上课、去图书馆,在提高中文水平的同时,也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对于我的想法,大使馆最初表示没有问题,然而到了北大,实际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我只能教书,而不能学习。我很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找到了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的张芝联先生,他和时任历史系党组织负责人兼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关系很好。张先生不仅将我的要求转告了翦先生,而且还说服了他。在翦伯赞先生看来,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对学术有益,便同意了我的听课要求,并表示有一位教授很合适,这就是邵循正先生。邵先生曾经留学法国,又是民主党派人士,和张芝联先生关系也很好,便同意辅导我进行研究。我与邵先生商议后,1965年3月,开始旁听他给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课程主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史,在当时学术风气左倾化的大背景下,这一选题比较敏感,邵先生不仅承担了其他人不敢讲的课程,而且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所贡献。那年我二十多岁,与一起上课的中国同学年纪相仿。正如蔡少卿先生所说,我们虽然彼此都很想和对方交流,但是由于政策严格,只得作罢。

1934年邵循正先生留学法国时摄影




二、1983年·南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已转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需要回国与导师谈话。我原计划只在巴黎停留两个月,之后还想返回中国。临行前,我去询问是否可以回到中国,还是需要把所有的行李都带回法国。当时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政治运动,一般的进修生不可以回中国;但因为我是研究生,故而可以回来。因此,我把所有的书和东西都在留在北大,于9月份启程回到法国。可是我刚一抵达巴黎,就接到中国外交部给法国大使馆的指示,告诉我暂时不能返回中国,具体日期需要等待进一步通知。此后,我每年都会去两次位于巴黎的中国驻法大使馆,询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中国,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许可。
1971年,我到日本访学,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但东京有一个旅行社可以办理访问中国的业务,于是我到该旅行社的办公室询问能否申请中国签证。奇怪的是,在批准率很低的情况下,我得到了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签证。根据旅行社的安排,我先由东京到香港,再转乘铁路,由广州抵达北京。旅行社安排专人陪我,路上也有来自北京和各地的人观察。当时中国警方还通过旅行社问我,在北京想见哪些人。最初我有些担心,如果列出一个名单,是否会对名单上的人造成影响。不过转念一想,一路走来到处都是检查,想必警察对我的人际关系也都很清楚,我写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一定不陌生;而且我提到的名字,会让警察觉得这些人在国外有人关注,或许还是好事,于是我就列出了一个名单。一到北大,我看到一个专门的欢迎小组,就留意名单上的人是否出现,邵循正先生和张芝联先生都不在。不过陈庆华先生和我解释:邵先生身体不好,上午不来,下午来。果然邵先生下午短暂出现了,我问他:“张芝联先生在哪儿?”邵先生回答:“他在家,不可以出来。”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现在我就了解情况了。
1978年,在张芝联先生的帮助下,我又一次来到中国。其实在1975年以后,中法之间的学术交流就已经开始恢复,有一小批法国学生来到北京。毛泽东逝世后,环境继续放松,中国学者可以和外国通信。张芝联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回信询问是否可以再去北大,利用图书馆资源进行研究。他告诉我可以自费来北大3个月。1978年4月,我来到北大。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都很高兴,气氛很活跃。
此后,我也努力帮助中国学者来法国进行学术交流。邵循正先生在1972年已经去世,我最初想邀请的是陈庆华先生。我通过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进行邀请,可是中国外交部以陈先生身体不好为理由拒绝了。陈先生虽然有糖尿病,也是党员,后来还去了日本,至于为什么不能来欧洲,我很奇怪。后来中国方面安排了南京大学的一位先生来巴黎,由法方负责接待,并承担旅费和住宿费。1983年我来中国的时候,应邀去南京回访,我也有计划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这一次,我在南京再次见到了蔡少卿先生。


1986年蔡少卿先生在意大利都灵出席欧洲汉学家会议,左一张振鹍教授,左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



三、1986年·巴黎



关于蔡少卿先生1986年访问法国,我的记忆不是很多,但是我这里有一个文件夹,保留了我们之间为促成这次访问的全部通信。
1985年,蔡少卿先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函,可以获得一部分资助访美。我想那时候中国学者经济困难,特别是人文学科学者,获得外国资助也一定很不容易。蔡先生就想利用在美国得到的资助,也来欧洲看一看,于是写信给我寻求帮助。1986年1月,我与英国的柯文南教授(C. A. Curwen)联系,希望帮助他获得访问伦敦的资助。我们之间都是老朋友,就直接通过电话联系,柯文南先生告诉我他的申请没有成功,希望蔡先生九月底再去伦敦。当然,我在法国也要为蔡先生争取资助,我给一些机构写了很多信,也去了不少办公室,这与中国一样,都需要说好话才能解决。同时我告诉蔡少卿先生,8月在德国汉堡有一个东方学者的会议 ,9月初在意大利都灵(Torino)有欧洲汉学会的会议,都欢迎他来参加。蔡少卿先生表示非常愿意参会。
编者注:下面是1985-1986年间巴斯蒂夫人与蔡少卿先生之间的通信记录:
1985年1月26日,蔡少卿先生致信巴斯蒂夫人
1985年2月16日,巴斯蒂夫人回复蔡少卿先生
1985年10月27日,蔡少卿先生致信巴斯蒂夫人
1985年12月15日,蔡少卿先生向巴斯蒂夫人寄送明信片
1985年12月19日,巴斯蒂夫人回复蔡少卿先生
1986年1月20日,蔡少卿先生致信巴斯蒂夫人
1986年1月29日,巴斯蒂夫人回复蔡少卿先生
1986年3月14日,蔡少卿先生致信巴斯蒂夫人
1986年4月14日,Wezler先生回复巴斯蒂夫人,已解决蔡少卿先生邀请函问题
1986年5月22日,巴斯蒂夫人致信蔡少卿先生
1986年6月7日,蔡少卿先生回复巴斯蒂夫人
1986年6月13日,巴斯蒂夫人回复蔡少卿先生
1986年6月30日,蔡少卿先生致信巴斯蒂夫人
1986年7月17日,巴斯蒂夫人致信蔡少卿先生
1986年7月30日,蔡少卿先生回复巴斯蒂夫人
1986年8月1日,蔡少卿先生回复巴斯蒂夫人
1986年8月6日,巴斯蒂夫人回复蔡少卿先生
1987年2月5日,蔡少卿先生致信巴斯蒂夫人
1987年3月17日,巴斯蒂夫人回复蔡少卿先生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信件,关于蔡少卿先生访问法国的详情,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查阅了自己1986年的日程本(agenda),其中有一些记载:9月6日,我从都灵返回巴黎。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开学的时候我不在巴黎,只能由我丈夫的父亲带她们去学校。她们很不开心,大女儿还批评了我。但我记不清是否和蔡少卿先生一起回到巴黎。如果我为他安排住宿的话,很可能是我家附近的皮埃尔·尼古拉旅馆(Hôtel Pierre Nicole),这个旅馆虽然小,但是条件不错,交通便利,价格也不贵,一般国外学者到访,我都安排他们住在这里,也方便邀请他们来我家吃饭。9月15日星期一,我写了14点“蔡”(CAI),具体我找他,他找我,还是我们一起有活动,我实在记不清;17日和18日,有两次演讲(Conférence),我肯定都参加了;22日早上,我写了“找蔡”(Chercher CAI),很可能是我送他去英国,不过是坐铁路还是坐飞机,我记不清楚。根据日程本至少可以肯定,蔡先生9月15日至22日在巴黎。


但是我对1986年访问巴黎的另一位中国学者记得很清楚,就是《中国绅士》的作者张仲礼先生。我邀请张仲礼先生来法国,并陪同他一起坐火车去德国参加学术会议,这好像是我第一次陪同中国学者旅行。当时我46岁,还算比较年轻的女性,他比我年长,我能感到他的不自在。我想,可能是他传统观念中的封建思想让他不知道怎么对待我,担心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但是我的想法很简单,他对美国比较熟悉,但是对欧洲完全不熟,所以我想让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能体验一下。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中国学者了解欧洲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1986年9月欧洲汉学会在都灵的学术会议,我还找到了一份会议资料,其中有欧洲汉学会主席在会议上的欢迎辞,其中提到了张振鹍先生和另一个中国教授,但是没有提到蔡少卿先生。张振鹍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是我的老朋友,我以后跟你谈。当然,他没有提到蔡少卿先生并不意味着蔡先生没有参会,这个讲话很简略,意大利人常常也马马虎虎。
蔡少卿先生回国后,我的学生Virginie Oudiette也到南京大学交换。她有一半法国血统,一半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血统。在蔡先生的帮助下,她完成了关于旅游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博士论文 ,这个题目很有趣。她结婚后,我们的联系就少了,不过我的大女儿和她的儿子是同学。
蔡少卿先生的研究很有意思。他研究秘密社会,与下层的中国人民有一些密切关系。他思想开放,了解时事,对很多事情也感兴趣,完全不是教条主义。他研究中国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怎样帮助下层人生活。在他看来,秘密社会是一般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他承认秘密社会有时会犯错误,甚至是比较厉害的错误,但是就国家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而言,压迫中也有合作,这对国家有利有弊。我想,蔡少卿先生一方面有非常自由的精神,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也有很深的了解。


1986年,蔡少卿先生应巴斯蒂夫人邀请,在法国科学院演讲,左一为主持人毕仰高(Lucien Bianco)教授。


本文系访谈人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巴黎第一大学联合培养期间访谈并整理而成。整理稿经过巴斯蒂夫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