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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微史记:百年学衡往事
发布时间:2022-05-21

 

一百年前,一群学人相聚南京,立复兴传统文化之志,怀探索现代文明之心,创立了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流派——“学衡派”。 “学衡派”因为涉及梅光迪、胡适、胡先骕等学界名人,一百年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也常常被误读曲解。


一百年后,寻觅“学衡”先贤足迹,我们能得到什么启发?回瞻他们倔强的身影,我们又将传承何种精神?本期“史说”邀请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孙江,为我们讲述百年学衡往事。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百年学衡》纪录片片头。南京远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


以文化与学术救国图存,他们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提起‘学衡’,一些人会联想到‘保守’,《新青年》的对立面,等等。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同样以文化与学术救国图存,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方法有区别而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孙江一再强调。

      1920年代,《学衡》也好,《新青年》也好,他们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局面: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自1840年起,中国陷入外战内乱的动荡之中,面对列强的长枪大炮,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呕心沥血,探求救亡和富强之路。即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面临的却仍然是一本旧书。“怎么办?改造国民性,引进新文化。这成了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最大公约数。”然而,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引进何种西方文化等问题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又有着分歧。也因此,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

      1920年夏,梅光迪受老同学、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办公处副主任刘伯明之邀,到南京高等师范任教。谈到回国所见,他十分感慨: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破坏殆尽;而传入中国的所谓西洋文化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国人将片面的西方文化视为高等文化,对自己的文化“国粹”与“国渣”不分,统统反对。他为此十分忧虑,如此下去,青年的未来堪忧,中国的未来堪忧。同样为此忧虑的还有柳诒徵、胡先骕等一众南高师同人。

      1920年,胡适发表《尝试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因文学理念不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胡先骕提出了批评,但竟无一家报刊杂志愿意发表他的文章。梅光迪听说后,提出创办杂志,为同人宣扬自己的主张提供平台,众人纷纷表示赞同。

       这本杂志就是《学衡》。

        梅光迪与胡适本为好友,留美期间,两人书信往来频繁,胡适弃农从文也有梅光迪劝告的功劳。然而,在改造国民性和引进新文化等方面,他们分歧较大。梅光迪赞成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但反对他的“完全废除文言文”以及“诗界革命”,认为这将毁掉中国文化之根。梅光迪认为,要以中为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能抛弃中国文化的精髓,应该利用国粹所代表的历史传统来构建民族认同。

        而在商定出版《学衡》杂志后,梅光迪给正在哈佛求学的同窗好友吴宓去信,邀请他到南高师任教并参与《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收到梅光迪的来信后,吴宓毅然辞去北高师的高薪聘请。

       鼓楼北二条巷的一栋两层小楼成为吴宓在南京的住所,也是《学衡》编辑部,自他入住后,这里也成为同人们讨论文化与学术的聚集地。后来,吴宓索性在门前挂上学衡杂志社的招牌。

       1922年1月,《学衡》杂志第一期出版。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与北大学人形成南北鼎立之势的群体诞生了。他们以鲜明而又理性的学术观点吸引了不少学人的参与。孙江介绍说,“我们以往对学衡派的理解比较狭隘,就觉得是以《学衡》杂志为中心的一些人事关系。实际上学衡派按照我们的梳理,它应该分成三个圈,第一个是同人圈,第二个是学生圈,还有一个是同道圈。比如陈寅恪,他也给学衡写文章,他就属于同道圈。如果这样算的话,学衡派人物大概有80多位,是相当可观了。”

       而在《学衡》杂志发表文章的作者人数则要更多了。据山东大学付洁博士统计,至1933年《学衡》停刊止,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作者计102位,包括王国维、林损、张荫麟、朱自清等学术大家。


以文化与学术救国图存,学衡派有自己的主张。


       在白话文这个问题上,学衡派与《新青年》有过龃龉,很多人就此认为,学衡派“反对白话文”,但孙江爬梳学衡派史料后确认,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学衡派学人反对的是粗俗的、‘不雅驯’的白话文”。

       而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学衡派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张,坚持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能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也是基于此,孙江将学衡派定位为“中国文化的守护人”。

       这个文化守护人,并不是文化保守者。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学衡派有超卓的历史贡献。为了避免时人将浅显的西学视为西方正统,梅光迪和吴宓决定创立西洋文学系,向中国青年系统介绍西方文明的内核。西洋文学系开风气之先,引起许多高校竞相效法,如清华学校大学部、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

      可惜的是,就在学衡同人砥砺精进之时,1923年11月24日,“学衡派”在南高师(东南大学)最有力的支持者、精神领袖刘伯明因患脑膜炎猝然长逝,年仅37岁。次年,西洋文学系被撤,同人纷纷离开南京,另觅他途。


抗战期间,学衡派同人无一人投敌附逆

      学衡派学人不光以文化与学术救国,在国破家亡的时局下,他们也以实际行动来展现不屈的精神。提起学衡派同人在抗战期间的遭遇,孙江告诉记者,“学衡同人无一附逆投敌,王伯沆是最典型的一位。”

      王伯沆在学衡同人中年岁最长,1915年起,一直在南高师(南高师后来改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书。1937年7月,中央大学实施军事管制,包括绝大多数学衡派同人在内的公职人员、教工人员都迁往内地。南京沦陷前,学校里的师生大都离去。年届66岁的王伯沆因患中风无法离开。当侵华日军进城时,有学生想用担架将王伯沆抬进地下室避难,王伯沆严词拒绝,他对学生说:“动物植物都有一死,人对死亡也不要害怕,不要看得太重。”作为一个中国人,除了痛心疾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苟且偷生。

       在沦陷期间,王伯沆闭门不出,一家人生活极其艰难。日军和汪伪政府有心利用他的名望,授予挂名领薪的虚职,却一次次碰壁。对于那些上门游说的伪政府官员,王伯沆一概怒骂出去。

      1943年末,贫病交加的王伯沆卧床不起,1944年9月25日溘然长逝。在弥留之际,王伯沆嘱咐妻子,自己生不愿见日寇,死,也不愿在城门口碰到他们,棺材就埋在家中后院。

      比王伯沆小9岁的柳诒徵,在抗战期间也为保存中国文化而费尽心力。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占领上海。此时担任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为了不让馆内上万件珍贵典籍被日军掠夺或毁于兵火,他多次向当局求助,但无果而终,于是他亲自动手,将最佳的善本藏于朝天宫地库,又把大量珍贵的丛书和方志送往苏北兴化县罗汉寺和观音阁收藏。

      安顿好书籍之后,柳诒徵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前往江西泰和,为迁徙至那里的浙大学子讲学。到达泰和的第二天,他就走上讲台向学生们讲述自己一路上的见闻,当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内侮外患,以及中华民族素有不畏强暴、同仇敌忾的精神时,悲愤交加,气血攻心,晕倒在地。柳诒徵病倒了,不得不辞去教职隐居养病。

 

       1942年,柳诒徵在身体情况稍好一些后,经浙江、江西,绕道广东、云南、贵州,长途跋涉,终于抵达陪都重庆。此时中央大学已内迁蜀中,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柳诒徵专心讲学著述,修改完成了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国史要义》,这本著作寄托了他复兴民族、重建国家的期待。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哈佛教书的梅光迪却知难而进、决计归国。据梅光迪的夫人李今英回忆:梅“在美就学九年,在哈佛教授十二年,时刻想念祖国,归心如箭”。受竺可桢之邀,梅光迪来到浙江大学,帮助建设人文学科。梅光迪着眼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主持创办了《国命旬刊》,集学衡派成员和文史大家于此,通过学术和文化来传扬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建设精神国防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各大高校也开始着手迁回旧址,部分学衡派同仁相继回到南京。


对中国文化,他们有强大的自信

      从1920年代相聚南京,到1930年代辗转迁徙,再到1940年代的抗战胜利,学衡派学人的立场不曾改变,他们坚守着基于中国本位汲取西方文化的观点。“隔了一百年再回头看,不得不说,学衡派学人身上透着一种文化自信。”孙江认为,在时局变幻的情形下,学衡派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自己的信念。也正是这种文化与学术信念的支撑,他们中无一人投敌附逆,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依然强大,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底气?背后就是有文化自信在这里,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虽然是落后的,但中国文化里面所蕴含的精神和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可以互通的,可以上溯古希腊,直通孔夫子,可以下及现代。”而这种文化自信的背后是有理性精神支撑的。“只有从理性出发,才能谈文化自信。”

       学衡派对现实的意义不止于此。孙江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它出现了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大家讴歌全球化,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地方主义滋生,个性化的东西得以凸显。全球化与地方化是“对概念”。全球化太强了可能导致失去自我,自我太强了也可能会自绝于外。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当下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学衡派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校对 徐珩

编辑  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