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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新书《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出版
发布时间:2019-06-25


自 序


潘光哲


那是一九八五年寒假的事了。承蒙张如意、李素琼两位助教的介绍,甫是大学新生的我,有缘拜见正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工作的许雪姬教授,她热心地向我介绍了近史所的图书馆,又让我借阅了王健民教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这部书当时还是禁书,她愿意将自己的私藏借给后生小子,开其视界,毫无所畏/谓,今日回想,真是感谢与佩服她的热忱关怀与勇气。 此后,常往那里跑的自己,总是麻烦管理借书事宜的苏树先生,即使是那些盖有“匪伪书刊,不得借阅”戳章的书,他也从无迟疑,有求必应。我又摸索到近史所图书发行室的所在,阮囊羞涩的大学生,就算可以廉价购置近史所的专刊史料,还是难能席卷而归,管理发行室的朱熊祥先生,居然同意让我暂欠书款。一句话,没有机缘与助力,在那个时代沉迷于书本的青年,绝对没有满足知识饥荒的可能。


找书是一回事,读书致知是一回事,共感相应更又是另一回事。最近拜读余英时先生为他的名著《历史与思想》二〇一四年新版写的“序”,略述书里那篇众方传颂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畅言中国传统里迫害知识人,轻鄙理性和知识的面向,居然触动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台湾学术文化界的政治神经,引发了犹然身受思想言论桎梏钳制读者的共鸣。这才回想起,为什么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首度拜读是文,深感有种说不出来的酣畅痛快的理由。 即使那时我犹是毫无知识凭借的高中生,只因《联合》《中时》两大报系之广宣而震慑于余先生之盛名,不自量力追趋风雅,实对其间精义要旨,大多无从领略;钻研再三,方始粗识堂奥。逮至一九九二年起,承蒙张秀蓉教授等师长提携,个人有幸担任台大历史系兼任讲师,初执教鞭,即将是文列为指定阅读文献之一,愿和同学分享一己的体会,期望他们挣脱高中历史教育的束缚。我在课堂上口沫横飞,他们无动于衷;学期末要求同学挑选一篇阅读文章撰写心得报告,选择是文者,百中无一。在旧体制下曾经激发热烈回应的鸿文名篇,时过境迁,竟挑动不了后来读者的心弦。未曾生活于那等体制的少年的青春,不需要品尝苦涩艰辛的滋味。


时光流转,几近三十年,居然有幸由近史所出版一部以阅读史为主题的专刊;自身阅读求知的岁月记忆,顿时跃然心怀。史学工作者可以与青史故迹的对话空间,固是广袤无已,却不是和一己的生命经验,毫不相干;史学家的观照所及,引发的感触回响,更是难以预料。即便时代的思想气候变徙无常,史家严谨求证、心血汇聚的学术/知识成果,绝对经得起考验。《历史与思想》新版的堂皇问世,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研究书写以“西学”为中心的晚清阅读史,涉猎史料,安排架构,筹思表述之途,回想起自己的阅读史,便不能自已;问学研史,致知言理,不该仅是为了叩问自我的生命史,更在于怎么创生实质的历史知识,厚植深拓人类的知识板块与智慧空间。阅读史的研究取向,广被认知理解为新文化史之一脉。但是,新文化史挑战质疑既存的研究典范,开拓新的史学研究领域,终究不能专以建构理论、托诸概念等空言为能事,乃致逾越史学实践的学科纪律。本书的研究书写取向,与其说是宏扬实践新文化史的路数,不如说是透过实证的析论,愿以自身承继知晓的史学知识,建立更形深厚的基础。晚清阅读史研究作为新兴领域,笔者所为,几无依傍,意欲开道辟蹊,举步实艰。若有高明学人,对此别呈新态,独显风华,必将空间无限。本书如可作为史林同好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础石,那将是笔者最大的荣幸。


惟则,史料海渊,史学域广,却是步步陷阱,问津者自宜审慎。笔者自期承继“朴学”遗风,不尚空言,无一论无来历,戒慎而为,以小见大,或可别显气象。书本的生产、制作与流通,何时、何地阅读书本,如何阅读取材与挪用、改写或抄袭,本即阅读史研究之进路要旨;只有确立时间坐标定点,透过细致的评比考察,疏理各家议论之同调与歧异,始得稍可确证知识传播与阅读思想历程的变化关系。为考辨史源,显现史料本来面目,重建逼近阅读历程的相关真相,笔者务期尽力而为,是以本书注释,不避繁琐。本书立论,屡屡有赖考证,“论从考出”,故列有附录十六篇,或断系年,或考史源,统置于书末,以醒眉目,并供参照。


本书的准备与写作,前后逾十年。期间若干内容已经发表,有劳史林前辈和多方博雅惠示高见;统整为专著,已经大幅增删、改写、修正。书成之时,家父潘蕴珠先生弃世四年矣。 他老人家凭着淮北农民的土性与韧性,务本尽职,辛劳无已,拉拔了四个儿子的成长;对他们的生命抉择,始终支持。敬以本书为馨香一抹,永念父恩。




附新书发布会现场照片(南京先锋书店总店,2019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