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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丨《学衡名家讲演录(第二辑)》
发布时间:2019-12-30

《学衡名家讲演录(第二卷)》

孙江 王楠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目录

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澳门大学 茅海建)
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日本东京大学 村田雄二郎)
“东洋史”的创出与近代日本的中国叙述(日本爱知县立大学 黄东兰)
《史地学报》的史学实践(台湾“中央研究院” 潘光哲)
1920年代的商会与商民协会(华中师范大学 朱英)
 
教书与讲学(浙江大学 桑兵)
科举制废除百年后的省思(中国人民大学 杨念群)
被遗忘的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的故事(澳门大学 王笛)
 
电影中的表相与本相(台湾“中央研究院” 王明珂)
变幻的光影——民国电影的社会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 汪朝光)
 
从新文化史到情感史:当代史学走向一瞥(美国罗文大学 王晴佳)
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台湾“中央研究院” 黄克武)

文摘


王晴佳:《从新文化史到情感史:当代史学走向一瞥》


在很多方面,比如从理性到感性、从国家到社团、从社会到家庭、从事业到爱情,喜怒哀乐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理性到感性容易理解,而从国家到社团也是情感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比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他的著作关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谈的主要是组织层面的东西;又如汤普森(E.P.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基本上是从理性的角度看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

现在的研究呢,就会考虑到群众运动中人们的情绪。群情激奋的时候,领袖是控制不了的,这就是情感,法国大革命是最能够说明这一点的。如果研究日本史的话,会知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在街上唱歌跳舞,说我们什么都干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于那种所谓狂欢状态的关注,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历史。又如外交史的研究,感性的部分现在变得非常重要,以前的外交史研究借助档案,不太注意情感的描述,往往就略过去了,但实际之中两国的外交家是怎么订立合约的,这个过程中情感的因素非常大。比如我们都知道,《马关条约》原来的要求还要更苛刻,因为李鸿章遇刺,舆论上对日本不利,所以才会进行调整,这也是情感的因素。还有个例子就是邓小平,他虽然个子小,但是人非常坚定,在谈判香港问题的时候立场坚决,让“铁娘子”都绊了一跤。所以从感性的层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当然需要去证明这些情感因素对历史到底有没有影响。



黄东兰:《“东洋史”的创出与近代日本的中国叙述》

关于如何书写中国历史,近代日本出现了三种叙事模式,分别是儒学叙事、文明—进步叙事和民族—国家叙事。儒学叙事指的是以儒学知识共同体为背景的前近代历史叙事。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依据儒家的正统史观、道德史观和华夷观念,以春秋笔法来书写中国历史。文明—进步叙事以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为代表,把中国历史描写成一部两千年专制政治下停滞不前的历史,其中“专制”、“守旧”、“停滞”的中国与“进步”、“发展”、最终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西方“文明国”行列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族—国家叙事以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为代表,以民族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将汉族和突厥、女真、蒙古等“东洋”诸民族并列,将中国史消解在“东洋”或“东方亚细亚”的历史之中。


杨念群:《科举制废除百年后的省思》


科举被污名化的历史根源。现代人对科举的第一印象基本来源于《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他考上科举之后疯了。所以说科举在小说中被妖魔化为一个使人神经错乱的制度,其理由有如下几条。

第一条理由是考试时间太长,年龄跨度特别大,有钱有毅力就可以。我的反驳是考试时间长给人以无穷的可能,不断在“做官”的动力推动下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而西方则截然相反,贵族制度使得身份较为固化。所以这不成为范进发疯的理由。

第二条理由是考试内容。对科举制的最大误解便是将之等同于八股文,认为其是一种空谈误国的教育制度。这大错特错。个人认为与现在的高考制度相比,科举好得太多。比如科举有三到五场,第一场才是八股文,到了之后则为论、策问以及诰、表、判等。早期的批评源于对经世的理解,认为科举制度没有经世的功能,只是死记硬背。而晚清的批评受到西方的影响,主张去道德化。科举考试以道德优先来考虑整体的制度安排;而西方坚船利炮来袭之后,器技之道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道德到了次要的地位。这是考试内容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中体西用论的失效。当年张之洞提出应该以道德为主的传统理念,在其无效之后被认为是科举这一选拔制度出了问题。梁启超曾说,首先要废科举,再兴学校,再选官僚。我认为,这种观点将科举制度的内容严重窄化,其实科举制度中有好多相当实用的内容。科举的大体安排简单而言不断在变化,唐代有进士科和明经科,进士考诗赋,明经科考帖经,相当于现在的填空。到了清代之后,主要变成了策问,及诰、表、判。八股文实际上不是最主要的,其在当时称为时文,有一系列的辅导教材,以四书为基础构成了其理学体系。我认为这不是科举制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第三条理由是制度运行的角度,科举仅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考试制度。这是不对的。因为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其内涵远为复杂,既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官僚选拔和管理制度,更可能是一种地方的代议制度。这和西方的民主没有关系,但两者的内涵可能有一些相似。所以废除科举其实是将一种非常好的官僚选拔制度连根拔起,而且将地方性的代议制度彻底铲除。所以基层民主无从谈起,官僚选拔一塌糊涂,考试培养出来的很难有人文素养很高的综合性人才。

通过前三点,我们将科举制污名化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我们想象的科举与实际的科举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们想象的科举已经被窄化为一种八股文式的考试制度。如果将之提炼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从官员选拔的角度而言,科举制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