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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 《亚洲概念史研究》第6卷
发布时间:2020-09-27

新书推介

《亚洲概念史研究》第6卷
本卷主编:李里峰、于京东
商务印书馆
2020年




目录

代序:科塞雷克“命题”与跨文化的概念史(孙江)


基本概念
· 跨语境的“自治”概念——西方·中国·日本(黄东兰)
·论“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内的变迁——兼论utilitarianism汉语译词的变化及厘定(李青)
·“民本主义”之输入与意涵之回归(闾小波)
·斯托达德的种族主义学说与孙中山晚年的中国文化观(刘超)


文本
·《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由译词的确定过程看革命对象的固化(徐天娜)
·近代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宋逸炜)

国族
·“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近代法国政治语境中的概念、修辞与论辩(于京东)
·哈贝马斯的后民族格局理论——对《包容他者》与后民族格局的述评(赵光锐)

方法
·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论旨趣的政治哲学释读(张凤阳)
·近代中国的鞍型期及其与概念史研究的关系(费瑞实)

·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以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为例的方法论思考(李里峰)


征稿启事

文摘


概念史研究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词汇与概念之关系、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差异和张力。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概念不同于词语,它是“历史现实之多种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词义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传统范畴中的“名与实”或福柯所言的“词与物”,尚不足以准确表达现实世界和概念世界之关系,将其理解为词(词语)—义(概念)—物(事物)的三元结构似乎更为贴切:词语是概念和事物的能指(能指1),概念既是词语的所指(所指1)又是事物的能指(能指2),事物则是词语和概念的所指(所指2)。因此,名实之间存在双重的张力,循名而责实,或者反过来为实而正名,都难以真正做到。

概念史于20世纪中叶起发源于德国、盛行于欧美学界,其出现是为了回应德国和西方的理论关怀与现实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概念重塑,则是在迥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中国大多数现代概念系由西方或日本翻译而来,作为其载体的字词是旧有的,作为其内核的意涵则大多是外来的。因此,中国概念史研究首先要解决词语、概念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问题。语言是文化的表征、时代的映像,跨语言的背后又有跨文化和跨时代(所谓“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或“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的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恐怕要比其德国版本、西欧版本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

——李里峰(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以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为例的方法论思考)


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民族”概念的诠释是多面的,但对“法兰西民族”的认识却是统一的。对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言,历史上的经验空间只是nation 一词所展开的不同形态,未来的期待视域才是“民族”与民族主义所预设的发展方向。两者之间,当下人们对“民族”的理解构成了“复数法兰西”的公共记忆。承载这些民族记忆的场域有地理空间、建筑场所,还有象征性的事物。尽管有人试图借此打破统一“法兰西民族”的神话,但对当下记忆的解读又重回到了民族身份的“同一性”与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上。这不过是“历史书写”与“政治意愿”的最新版本而已,它体现了现代民族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即“政治共同体”与“民族”( nation) 的结合。在法国,传统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就是“国家- 民族- 祖国”( Etat - Nation - Patrie) 的格局。

——于京东(“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近代法国政治语境中的概念、修辞与论辩)

从本文关于“自治”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到, “自治”在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传入东亚后,中日两国都出现了多种不同含义的“自治”。同为近代化的后发型国家,两国在英、德两种不同的“自治”概念与制度之间不约而同地接受了普鲁士以国家权力为主导的“自治”概念。不同的是,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政府核心人物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几乎原封不动地模仿了普鲁士的制度。在清末,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自治”思想,即儒家政治传统中的乡饮酒礼、乡约和乡官思想,在中国人接受西方“自治”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治”强调的不是个人或共同体进行“自我统治”的权利或程序,而是以士大夫个人的“自治”即修身为起点,经过治乡、治国而实现平天下的终极目标。
——黄东兰(跨语境的“自治”概念——西方·中国·日本)

边沁、穆勒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理论,通常被称为古典功利主义。随着18世纪西方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新阶段,进而产生了在新的社会原则下重建社会规范性秩序的要求。功利主义作为转型时代的思想产物,在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功地完成了工业文明新阶段所必需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新秩序的建立所对应的思想资源方面的根基性工作,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整体价值取向和社会的伦理准则,甚至今天仍影响着西方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基本原则。功利主义理论作为曾在西方社会历史上发挥过如此重要作用的思想资源,虽然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进入了中国社会,但实际上被中国社会所普遍理解、接受的思想内涵与边沁、穆勒学说的原意有着很大的差异。除学术讨论范围外,大多数情况下“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被理解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权衡利弊得失 、只讲利益不讲道义的利己主义行为方式。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按照现代汉语惯常的用法,当我们将某人与“功利主义”挂钩的时候,它几乎成为一种贬义的表达,甚至可以否定其道德人格。但无论如何,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影响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全过程并仍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持续发挥着影响。正如王国维所言:“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

——李青(论“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内的变迁——兼论utilitarianism汉语译词的变化及厘定)


民本、民本思想、民本主义等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话语中相当流行。其实,在中国古籍中稀见作为名词的“民本”。1916 年前后,“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或概念在日本知识界颇为流行。1917 年该词由李大钊输入中国,但其意涵是作为Democracy汉译名词之一,与中国传统思想并无关联。1918 年,该词的使用引起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与讨论。最先将“民本主义”拉回到中国语境的是陈独秀,他用“民本主义”一词来表达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思想。1922 年,梁启超对中国语境中的“民本思想”做了系统的学理分析,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闾小波(“民本主义”之输入与意涵之回归)

虽然《有色人种崛起的浪潮:反对白人世界霸权》和《文明的反叛:下等人的威胁》二书分别出版于1921年和1922年,距1924年只有两年的时间,但孙中山作为一个英文甚佳、“把最新欧美的社会学说,无不浏览”的阅读爱好者,显然早已通读了原著,对书中的各种细节如数家珍。然而,面对日本听众,他却可以将原书的主旨引向了文化层面,声称斯托达德的核心论点在于有色人种的反抗大多表现为文化上的反抗,进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霸权统治构成了挑战。这一概括无疑偏离了斯托达德本人在书中所极力阐发并宣扬的主题思想。

——刘超(斯托达德的种族主义学说与孙中山晚年的中国文化)


《宣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概念中国化的过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中用以描述革命对象的“Kapitalist( en) ” ( 资本家) 和“Bourgeois( ie) ”( 资产阶级) 这组概念,伴随《宣言》在东亚的知识旅行进入中国语境,并于 1920 年以后迅速成为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宣言》汉译本的版本变迁,这组概念的汉语译词及内涵亦发生变化。《宣言》东传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文本的知识旅行,它还有肇启亚洲革命的作用。与《宣言》中这组概念译词的变迁紧密对应的是,因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导致的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对中国革命对象描述的变化。对《宣言》的研究和解读,不仅能反映概念跨语际、跨文化的实践过程,而且能揭示不同时期中国革命者的革命策略,有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进程。

——徐天娜(《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由译词的确定过程看革命对象的固化)


从以上战争原因、关键人物/事件、以及战争影响三个层面检视了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表述。就教科书所反映出近代国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基本认知而言,以樊炳清译桑原《东洋史要》(1899年)为代表的日译教科书是中国近代教科书之发端,它们以历时性叙事为主,“第二次鸦片战争”被割裂为不同阶段,与其他事件一道铺陈,其中既少有对原因和影响的分析,也无著者的价值判断。受其影响,清末自编教科书虽仍将原因、影响的思考寓于叙事,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被完整叙述,且著者对清室多有回护。经清廷审定的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建构了关于战争原因的分析框架,对两次鸦片战争“前者抑后者扬”的评价也直接影响了1929年前的诸多教科书。1929年之后,“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教科书叙事主线,战争原因被归诸此脉络,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起点而受到格外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则渐渐被忽视。在半个世纪出版的近百部教科书中,两次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此消彼长,也昭示着国人历史认识的起伏跌宕。
——宋逸炜(近代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是战后德国知识精英普遍心态的缩影。德国古典哲学思想中的世界主义传统随着“俾斯麦道路”的成功逐渐被民族主义所取代,最终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战后德国人的思想禁忌。欧洲一体化这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很大程度上可以让德国知识分子逃离让他们深深负疚和不安的民族主义话题,而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愿景也完全契合其世界主义的传统精神。不论是德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政界精英,都普遍认同一个基本政治事实,即欧洲的一体化与德国战后的道路选择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欧盟的成败关系德国的命运。因此,哈贝马斯关于后民族格局、欧盟和世界公民意识的探讨,既是德国思想传统中的世界主义的继续,也是对现实的欧洲和德国政治的回应。

——赵光锐(哈贝马斯的后民族格局理论——对《包容他者》与后民族格局》的述评)


德国概念史研究的知识学优点,反过来看也衬托了其方法论的固有局限。它将自己的任务限定为考察过去各个时代的“自我认知”,特别是“鞍型期”的政治−社会语言变化,所以就格外推崇中立性的描述和解释,而把规范意义的“应然”问题搁置起来了。例如,概念史不问“统治”的本质是什么,只问历史上的不同群体是如何看待“统治”的。顺着这个理路,也可以推论说,概念史不问“民主”的本质是什么,只问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同群体是如何看待“民主”的。但是,按照萨托利式的政治哲学思考,正因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不同群体对“民主”给出了不同的甚或迥异的理解,追问理想型的“民主”究竟应该是什么才有思想和行动意义。就此而言,不管德国概念史研究具有多高的知识学价值,都不好用它来替代规范性的政治哲学讨论,何况科塞勒克受施密特的影响太深,其中立性的叙事背后还隐含着某种需要予以批判反思的保守立场。时至今日,围绕良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价值根基进行规范性的探讨与对话,依然十分必要,借用德国概念史的经典说法,人类总得对未来的美好生活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期待视域”。

——张凤阳(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论旨趣的政治哲学释读)


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我们可以讨论比如关于“民”的概念。在前近代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民”被用作一种固定的分类方法,如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被分为“四民”。但19世纪晚期之后,“民”成为一个带有强烈唯意志论的色彩的政治概念。如今,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有关政治团体、公民,或者现代国家之中的民族的表述之中。“民”的用途的改变反映了19世纪末之后,不管是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还是一个语言工具,概念本身对中国的政治运作发挥着作用,这一变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影响深远。

——费瑞实(近代中国的鞍型期及其与概念史研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