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王国内部的整合中，“法兰西民族”变成绝对主义的政治修辞之一，“民族”就是绝对君主统治下团结、一致、共同生活的居民集合。
　　 nation一词进入王朝政治的话语表述同近代早期“王之两体”的政治隐喻有关。源于基督教的“神秘之体”（corpus mysticum）概念在中世纪后期为世俗君主所用，君主是政治体的头部，臣下与平民构成了躯干，作为身体的臣民要服从头脑的统驭。基于此，在17-18世纪的王朝话语中，国王被表述有两个身体，生理器官构成“自然之体”（Corps naturel），国家、民族构成“政治之体”（Corps politique）。所以从政治体的角度来看，国王同nation是一体的，没有国王就没有“民族”。1766年3月，路易十五御临巴黎高等法院时说：“朕的子民与朕乃一体”，就是在回应那些假托“民族”（nation）权利与利益，试图在王权之外另立一体之人。1778年的一份年鉴里也说：有人认为国王就是国家，君主同其臣民一体，完美地统合所有只来源于他的公共权力。这与英国有所不同，后者的民族（nation）和国王是截然分开的，各自有各自的专属领域和存在形式。
　　 因此，绝对主义国家对“民族”的定义是基于王国的大空间尺度。它既关注“民族”与国王的一体，又强调王国内部区域间的统合。nation就是“主权权威统治的固定或不固定领土之上，所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定义直接关照着17世纪的政治生活。一方面，要重建宗教战争后的统一共识，“民族”的标准就绝不能停留在“出生地”或“语言”上，政治效忠与法兰西认同才是耸立之上的更高标准。对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而言，nation des Français便是所有法国人面向外部敌人所形成的统一体。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的政治进程需要打击地方主义的势力，一个整体的、统一的“法兰西民族”更容易作为政治象征的符号。黎塞留说过，“倘若针对国家的起义、叛乱和阴谋太过频繁和容易，这将会是整个法兰西民族（nation des François）的耻辱，更将对国王的尊贵和权威造成损害，影响他治下臣民的安宁。”路易十四（Louis XIV）也频繁地用nation来指代其统治下的法国。1692年，他自豪地宣称：尽管遭到了联合攻击，法兰西民族轻松地挫败了那些为人所不齿的阴谋。显然，在绝对主义的政治修辞里，王室（monarchie）、国家（état）与民族（nation）是同义词，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政治实体。
　　  
　　 最后，集合性、拟人化的“法兰西民族”成为近代外交与国际法中的主权单元，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体，“民族”同新兴的主权话语表述相结合。
　　 尽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条约文本中并没有出现nation一词，但它在三十年战争后期已经成为外交书信、日记、文件和档案中的流行词汇。比如在1662年，路易十四写信给西班牙国王，抗议法国人在罗马遭到的无礼待遇，他说这是“针对整个法兰西民族（nation française）的暴行。”在外交场合，人们用nation来指代欧洲大陆新出现的众多国家，作为帝国之外一种特殊的、个体的、独立的利益实体。除了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德意志等传统“民族”之外，还有荷兰、瑞士等新兴的主权性“民族”。在1636-1648年间外交使节的书信里，法国代表更多地用nation而不是état来指代国家，nation作为一个拟人化的形象，在谈判用辞中代表着法兰西、西班牙等欧洲诸国。
　　 1758年，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 de Vattel）用法语撰写了一本名为《国际法：适用于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原则》（Le Droit des Gens : princip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à la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 1758）的书，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直接产物之一，此书奠定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主标题用Le Droit des Gens，出自古罗马的《万民法》（Jus Gentium）。副标题是其核心理念的概述，寓意此书处理的是“平等独立的民族（Nations）或国家（Etats）之间的关系。”所以它的英文译名是The Law of Nations。比他稍早一个世纪，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写作《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1631）时，依然沿用拉丁语的populus/populi指“国家”和“民族”。但库尔丁（Antoine de Courtin）1703年将其译成法语时，拉丁语的natio被译为“人类”（homme），而大量的populus/populi被翻译成了nation。可以看出，在17-18世纪的国际法用辞中，nation开始同主权国家的表述相关联。1776年，美国建国的原则之一便是基于瓦特尔《国际法》中的定义：即任何自治形式的独立民族（nation）都是一个主权国家（état souverain）。所以，对nation的定义也逐渐向政治性的维度转变：“nation是政治体（corps politiques），也是同一权力下联合起来谋求福祉与利益的人类社会。”在瓦特尔看来，如果“民族之体”寄托于个人，那就是君主制国家，如果寄托于一部分公民，那就是贵族制共和国，如果寄托于平民，那就是民主政体。在近代政治体的理论看来，绝对主义国家便是“民族之体”与“国王之体”的结合，而1793年后的法兰西共和国，则是“人民取代国王”后的现代性政体。

　　 无论是绝对王国还是共和政体，“法兰西民族”的表述都同现代国家的成长密切相关，背后则是两种叙事逻辑的展开。用概念史的分析来看，“历史书写”是面向过去的，追溯统一法兰西民族的谱系，一种“国王、教会、贵族甚至罗马以前就存在着的法兰西”；“政治意愿”（或政治立约）是面向未来的，从当下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找到民族存在的依据，论证合法性的同时指导未来的行动取向。历史书写基础上的政治立约使得民族身份的“同一性”与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得到进一步的结合，这构成了后来法国“政治民族主义”的核心。
　　  
　　 （一）塑造共同记忆的历史书写
　　 传统的历史书写是教会的职责，它是一种普遍史叙事。大公教会下的历史也是基督教的文明史，全人类不分地域、国籍、出身、性别，统一置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二元分野下。它也是一种多元史叙事。教会撰史的题材可能包括宗教事件、教皇年鉴、圣徒列传、朝圣记述等，它们不分国籍或地区，但汇集了多种视野和题材。相较于教会编年史的“多”，王朝编年史关注的是“一”，即统一的法兰西史。16世纪诞生的“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ie）既促成了教会之外民族史（histoire nationale）的书写，又产出了一批“史官”（historiographe），他们沿袭了法国传统的“大历史”观，强调王朝与民族的历史传承。一方面，历史书写的首要任务是构建法兰西人的民族认同（identité nationale），形塑法兰西人之于外族的独有特性。亨利四世（Henri IV）的史官德赛尔（Jean de Serres）就说：“法兰西人若是在法国成为了外国人，那是一项莫大的耻辱。”
　　 另一方面，民族认同的基础是大一统的政治。在史官们看来，法兰西人无需追溯某种共同文化来辨识自己的认同，王朝国家的存在已经为其提供了统一身份的基础，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共同的臣民身份与民族记忆。首先，王国同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是同根同源的，全部系于国王一人。索雷尔（Charles Sorel）的《法兰西王朝史》（Histoire de la Monarchie Françoise, 1632）就将“民族”的诞生追溯至墨洛温时代，并强调了法语在其中的作用：“高卢人一点不羞于顶着法兰西人的称号，这个胜利的称号在他们的记忆当中赋予了力量。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被称为法兰西，不同的语言与人民开始融合成为唯一。”其次，国王治下王国境内的所有臣民，都是法兰西人，他们构成了“民族”的主体。“高卢人与法兰克人共享nation这个寓意自由的称号。尽管他们是天然君主统治下最为温和与顺从的民族，但这个宽厚的民族（Nation）不能忍受外国人的统治。”最后，大写的、单数的Nation逐渐成为全体法兰西人的称呼，“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历史与生活经验，而这个概念的首要义涵是政治性的，这在18世纪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共识。1765年出版的《百科全书》中，nation首要定义指的就是“一群生活在有边界的共同地域、服从同一政府的人。”
　　 由此，官方确立了民族史书写的基本规范，与之相悖的历史书写可能招致牢狱之灾。路易十六（Louis XVI）时期，史官莫罗（Jacob-Nicolas Moreau）的话就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书写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联：“史官的任务是基于有效档案为主权者的治理与政策铺垫基础，重建历史与政权之间的固有关联。这有利于在危机时刻形成共识。王朝史官必须展望一个国家（Etat）的建构，尤其是那些有利于巩固或危及、支撑或削弱它的存在。” 

　　 在近代法国，民族身份的“同一性”（identité nationale）与共同体的“统一性”（unité nationale）是密不可分的，浓缩其理念、话语的便是“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的政治口号。典型体现就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其中第三条就宣称：“整个国家的主权主要寄托于nation。”这里隐含着两层深意：一方面，“民族”（或国民）取代了国王，成为主权的终极来源，政治生活的概念、修辞、表述开始按照一种新的话语秩序（l'ordre du discours）去重组。另一方面，法兰西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继承了以往国王所代表的统一政治体，成为一个大写的集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集体人格。《人权宣言》之后，nation迅速成为官方民间广泛使用的修辞，一系列“国民化”（national）的更名运动更是反映了“民族取代国王”的共识。然而在议会论辩的语境中，nation一词的使用却具体指向革命中亟待解决的一些议题，在此过程中，“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的表述得到了强调，也在革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中被反复重申。

　　  首先是未来国家组织形式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革命会带来民族内部分裂的风险。西耶斯在9月7日国民议会的讨论中就指出：“我们需要区分那些容易混淆的问题，就好像民族意愿只能通过民族代表体现一样，又好像民族只能通过代表来表达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无异于将法兰西这个‘永恒的唯一’割断、分散、撕裂成众多零散的微型民主体，仅仅通过某种邦联关系维持，逐渐像美国十三或十四个国家通过协定确立联系一样。”此话表达了对革命分裂主义的忧虑，在他看来，现代主权的“统一不可分割”是由“民族”的集体人格所赋予的，“法兰西绝不是各自民主统治下的诸多微小民族（petites Nations）的集合；她也不是某种国家集体（États）的组合；她是整全唯一的，由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而这些部分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不可能简单地联合，只能作为唯一整全的实体而存在。”所以，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国王承载的主权传给了唯一确定、不可分割的“民族”。
　　 这种对法兰西民族“不可分割”的辩护贯穿了大革命前后的议会讨论。7月7日，拉里-托朗达尔（Gérard de Lally-Tollendal）就说：“主权只寄存于所有人的集合；之所以说是所有，是因为立法权不属于任何的‘部分’；之所以说是集合，是因为nation无法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行使立法权，只能通过集体磋商。”7月11日，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 Fayette）在国民议会中的发言称：“整个主权主要寄托于民族（nation），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这些类似的表述传达了革命之初普遍存在着的政治意愿：一方面，国家主权的承载者是“民族”，这意味着传统上作为主权者、“祖国之父”（père de la partie）的国王也是“民族”的一部分。旧制度后期，原本表述“故乡”的patrie上升到“祖国”的维度，指一个人“出生的国家”，王国取代了传统时期罗马、教会作为communis patria的位置，成为了所有法国人的“祖国”。大革命继承了“祖国”这种整全、一体、不可分割的空间意象，与此同时，“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的理念也通过新型的国民教育而普及。比如，1790年的一本《国民教义问答》（Catéchisme National, 1790）中就有如下内容：“问：什么是祖国？答：祖国就是我们所出生的民族整体（nation entière）。问：相较于整个民族居住的国家，难道不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才是我们的祖国吗？答：不是，祖国存在于所有遵循共同法律与统一政府的地方的统一体中。”
　　 因此，承载主权的“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整体，统一而不可分割，既不是作为部分的“人民”，也不是任何现实的“个人”。这里就涉及到革命中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即民主革命的组织形式问题，抑或说，承载主权的“法兰西民族”如何被代表的问题。对于西耶斯而言，国王依旧是一个选项。如果没有国王，法兰西会面临分裂的危险，王室的存在有利于民族统一的维持。而马拉的《人民之友》则说：有国王在，民族不过是一群被奴役的人民。显然，大革命也是一场民主革命，在革命阵营内部，围绕法兰西民族及其代言权也有不同的理解，两种版本的“政治意愿”凸显出来。
　　 第一，是“民族”（nation）与“国家”（état）的结合。法理层面上，nation指涉“法兰西民族”这个先验性、整全性、合法性的政治实体，它承载着主权。对一部分的革命者而言，政权的合法性就源于它所代表的法兰西民族的整全性，这也就决定了“国家”不能是美国式的十三个联合，而是“民族”共同意愿基础上的统一体。第二，是“民族”（nation）与“人民”（peuple）的结合。操作层面上，nation就是“人民”，确切来说是第三等级。国民议会代表人民，因而也合理合法地代表了整个法兰西民族。按照西耶斯的说法：“何处去找nation（民族）？自然到其所在之处；即四万个教区，它们包括所有国土、所有居民，以及全部向国家纳税者；这无疑是nation之所在。”所以在1789年7月20-21日，他向国民议会提交了第二稿的《人权宣言》草案时，直接将nation等同于peuple：“所有公权力无一例外都来源于共同意志（volonté commnue）；一切都来源于人民（peuple），即nation。这两个术语应该是同义词。”
　　 然而，无论“民族”同“国家”结合还是同“人民”立约，“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的表述都得到反复重申，它成为革命期间重大事项决策时的基础性共识。例如，6月围绕三级会议重新命名引发争论时，加兰（A. F. Pison du Galand）就指出：“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la nation est une, inPisible）。教士只不过是民族雇下的服务群体，贵族也仅只是一群卓越之人的集合。”显然，这里的民族是单数的集体人格，既同外部的敌人和异族相对，也同内部的国王和特权阶层相区隔。大革命将其置于优先且独立于国王的地位，成为主权的排他性承载者，公权力的唯一来源。这构成了“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表述的核心，也形塑了此后19-20世纪法国民族主义的修辞方式与话语结构。
　　 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民族”概念的诠释是多面的，但对“法兰西民族”的认识却是统一的。对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言，历史上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只是nation一词所展开的不同形态，未来的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才是“民族”与民族主义所预设的发展方向。两者之间，当下人们对“民族”的理解构成了“复数法兰西”的公共记忆。承载这些民族记忆的场域有地理空间、建筑场所，还有象征性的事物。尽管有人试图借此打破统一“法兰西民族”的神话，但对当下记忆的解读又重回到了民族身份的“同一性”与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上。这不过是“历史书写”与“政治意愿”的最新版本而已，它体现了现代民族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即“政治共同体”与“民族”（nation）的结合。在法国，传统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就是“国家-民族-祖国”（Etat-Nation-Patrie）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