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事件与神话的英国国歌

罗宇维

作为歌曲，国歌的创作同其他作品一样，通常可以对其作者和创作时间进行大致的判定，《国歌百科全书》中所列出的绝大部分国歌都是如此。不过，英国国歌《天佑吾王》却是一个特列，没有人能确切断定它产生的时间以及创作它的人物。对于一个现代政治文化现象而言，这显得有些不可思议，毕竟它算不上是什么千年之前虚无缥缈的传说，关于它的诞生时间，最古老的也不过是四百来年。而当我们考虑到最近几百年其实是人类文明在物质和技术层面上飞越极大，人们对事件和历史的记录在操作水平上有着巨大提高这个事实时，英国国歌起源的定论阙如就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了。

不过，这场尚无定论的考据为题解国歌本身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一方面，作为最早出现的国歌，《天佑吾王》本身就成为了许多民族国家创作国歌的范例，不管是当时的奥地利还是法兰西，都曾对英国拥有这样一首提升爱国情感宣传民族国家神圣性的歌曲表示过羡慕之情。而另一方面，由于作为一首民族国家之歌，国歌本来就具有极重的政治色彩，对其起源的每一次解读，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几乎都通过诠释彼时彼地的政治事件而加强自身的说服力。这样说来，特定的政治需求对国歌的形成提出了直接的要求，而正是这些需求使得国歌在民族国家之中所发挥的功能逐渐明晰。

其实，对英国国歌的理解和诠释可以从划分两个层面入手，首先是《天佑吾王》在历史记录和音乐史研究的意义上出现的时间及其作者，也就是可考据的国歌本身出现的事件，以及更重要的，特定事件所联系的政治背景，以及由此出发，国歌给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了解这些起源的人们所提供的关于英国政治历史的想象和认知，在这里，国歌的起源是作为“神话”而进入历史书写中的。当然，作为事件的国歌与作为神话的国歌在历史记载中是难以做绝对区分的，更重要的是，恰恰是通过两者的互动，由事件提供基础，再借神话来提升精神，《天佑吾王》才称得上是一首实至名归的英国颂歌。

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之一，英国君主制的延续与民族国家的成长之间摩擦相对温和，使得它不仅在时间上能够更加充分和从容的书写历史传统，同时也使得这些传统与那些更为年轻的民族国家所创造的文化内容相比起来，显得更“古老”，并因此而更有说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通过对君主制传统、宗教精神的调试和保存，使得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既可以既保证社会稳定和秩序，又没有丧失对政治权威的神圣性追求。在历史学家的眼中，通过“漫长的18世纪”而逐渐成长为世界霸主的英国，其牢固的支柱就是“君主制、贵族和教会”所构成的“旧制度”，标志就是“英国民众对君权的接受和国教是英国民族统一的象征。”

用旧制度的良性运作来表征英国近代政治的特征算得上恰如其分，但是倘若要进一步解释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英国，在现实中是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那么就必须要考虑对旧制度的利用和对新传统的创造，而这两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格林菲尔德的看法，将政治现代化理解为是“民族化”，那么就可以说，恰恰是为了容纳君主制传统与民族国家的现代要求，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文化象征层面所呈现出的一系列产物，都有着独特的样貌。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国歌“天佑吾王”不仅体现了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也进一步塑造了英国人对政治传统的想象。

英国国歌名为“天佑吾王”。单从字面意思上看，这首歌就结合了宗教虔诚与对王权的热爱。国歌在英文中对应的术语是national anthem，在这里的anthem最早是指一种使用合唱方式进行演唱的音乐形式，盛行于教堂之中。英文中anthem这个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乔叟时代，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也都使用过这个词，到19世纪末，人们通常用anthem来表示赞美诗等作曲形式，用来搭配圣经诗文或礼拜仪式，作为公共仪式的一部分进行演唱。恰如民族国家将对神圣上帝的崇拜转变成对民族的崇拜一样，国歌就其本来意思而言，就是要像歌颂上帝一般歌颂民族，这也是它最首要的特征。这种歌颂但从国歌歌词中就可见一斑：

虽然自英国国歌出现以来，欧洲各国国歌的产生发展各有特色，但总的说来，在19世纪末开始成为民族国家仪式中成为必须内容的文化产品。英国国歌在这个时段已经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和政治仪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一本出版于1890年的讨论“天佑女王”的小册子就是这样开头的：“在我们这个信神的国度里，所谓国歌的流行程度是无法质疑的。它是每个诚实信神的不列颠人爱国热情的完美展现。”作为不可或缺的机制，在当时的英国，所有的戏剧表演、音乐会以及公共娱乐项目和政治活动都必须以吟唱国歌来结束。另一方面，英国国歌据说激励了包括贝多芬、李斯特、莫扎特等在内的一大批伟大音乐家，不仅就音乐本身而言展现了巨大的艺术价值，而同时也成为英国这个在音乐史上乏善可陈的国家值得骄傲的一笔，以至于各路讨论“天佑吾王”这首歌的作者都喜欢提到贝多芬在日记里写下的那句话：“我想向英国人展示，他们从他们的国歌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祝福。”

不过，在习惯法盛行的英国，并没有任何一项立法正式确立起“天佑吾王”这首歌作为国歌的法定地位。更吊诡的是，虽然国歌是从英国开始成为民族国家“标配”，激励了其他国家的音乐创作和政治活动，但是，作为第一个拥有国歌的国家，英国国歌的历史并不像法国或者德国国歌那样清楚明白。这也部分源于“天佑吾王”这首歌曲歌词的特征，它歌颂的是君主制，而不是某个特定王朝，表达的是国民对抽象意义上的统治类型的热爱和崇敬，但并不涉及到任何固定的家族或个人，甚至连“神佑吾王”中的“王”，也会应特定时期君主的性别而被唱作“吾王”（King）或“女王”（Queen）。

这首象征着君主制伟大光荣传统和表达民众热爱赞美的英国国歌，不仅其内容的模糊性给了英国发明国歌传统更大的空间，以便于同特殊的历史和政治事件结合起来，塑造更加生动和充满魅力的英国政治传统。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对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对这首歌起源的热烈讨论做政治学的学理分析，就会发现，在这场论争中，其实存在着事件层面和神话层面上两种历史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歌成其为国歌，不仅需要满足的内容和形式上的要求，而特定政治事件为其带来的意义也成为提升歌曲本身政治价值的手段。

就词源来看，“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535年考文戴尔版的英文圣经中，据说是译者为了贴合英国人的观念，将希伯来语中的“国王万寿无疆”牵强地翻译成“天佑吾王”。而按照一位考据者的看法，这也说明了在1535年，“天佑吾王”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民间表达方式。1545年皇家海军的口号中也出现了“天佑吾王，万寿无疆”（God save the King, Long to reign over us）这句话，在各种海军活动和仪式中人们都会使用这个口号。不过，音乐作品《天佑吾王》的出现要晚于这个表述本身，而最主要和影响最深的两种说法，分别将这首歌追溯到了1606年和1740年。

1606年，“天佑詹姆斯国王”作为战歌的主题开始流行起来，在这时候，詹姆士一世还享有较高的威望。1607年，詹姆士一世访问了当时坐落在伦敦的裁缝商人公司，公司为欢迎国王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据说，《天佑吾王》第一次被演唱，就是在这次活动之中。这一说法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王室也表示了对它的接受，在1875年威尔士亲王访问裁缝商人公司时，其晚宴致辞中如是说道：“请允许我提醒大家，在1607年，本·强生作词，约翰·布尔博士作曲，创作了‘天佑吾王’。”

说起来，将《天佑吾王》追溯到詹姆士一世时期，要归功于一位叫做理查德·克拉克的低音男歌手的断言：“音乐博士约翰·布尔先生毫无疑问在1607年写下了我们的国歌”。克拉克为了证实自己的断言，不仅列出了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而且也向裁缝商人公司的相关人员提出过查阅资料的邀请。而在克拉克所发掘的档案中，当1607年7月16日詹姆士一世访问公司时，曾经担任过宫廷乐师的布尔博士应公司的要求，写了一首以歌颂国王为主题的歌曲。庆祝活动准备的十分精心，项目也颇为繁杂，许多皇室成员都参与其中，包括国王詹姆士一世、亨利王子和许多贵族廷臣，而其中关于《天佑吾王》这首歌的相关记录如下：

 不过，这种说法其实很难站得住脚，克拉克自己也承认，在当天活动中用过的所有的演说、歌曲、诗歌和音乐都找不到了。而许多通过考据来反驳克拉克观点的研究显然更加有说服力，例如，通过考据各个不同版本的以“天佑吾王”为名的歌曲曲谱，威廉·康明斯指出，即使当天约翰·布尔博士确实写过一首以“天佑吾王”为题的曲子，但是这首曲子同后来通行的国歌有着天壤之别。而包括康明斯在内，许多严肃的音乐研究者也同样认为在这个场合所演唱过的歌曲并不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国歌的曲调。

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考据将《天佑吾王》的诞生日期推迟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按照这种说法，亨利·卡雷（Henry Carey）是这首歌的作者，而最早一次的演唱则是在1740年的一次晚宴中，庆祝1739年维农将军波图尔贝罗大捷，这一场与西班牙的战役保证了英国在欧洲的力量，在当时称得上是大快人心之举，维农将军也因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出版于1742（3）年间的《国教口琴曲集》（Harmonia Anglicana）中收集了这首名为《天佑吾王》的歌曲，歌词和曲调与现在通行的版本已经十分相近了。亨德尔的抄写员J·克里斯托弗·史密斯（J Christopher Smith）以及哈灵顿博士都出具了证词支持亨利·卡雷乃是国歌的作者。

从可以考据的记录来看，《天佑吾王》开始成为剧院演奏的常用曲目也始于这一时期。1745年苏格兰叛乱期间，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天佑吾王”成为各大剧院招揽听众的常用广告词，而同名的歌曲则被誉为“忠诚颂歌”进行演唱，也是在这时，《天佑吾王》变得家喻户晓。刊登在1745年九月三十日的一则广告就描述了周末德鲁里皇家剧院的听众们在听完《天佑吾王》这首歌之后的激动之情：“人们拍手叫好，足够表明他们对我们恶毒敌人独断计谋的厌恶，以及对教皇势力乾坤独断的反感。”一位感受过德鲁里皇家剧院演出的听众大卫·贾瑞科在自己的信件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演出的场景：

不过，这种说法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认定亨利·卡雷是国歌作者的主张其实是卡雷的儿子提出的，而紧接着这个主张的其实是小卡雷想要借此从王室获得一笔长期的报酬，以感谢他父亲对王室和国家的贡献。另一方面，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国王的支持，但这种说法其实将英国国歌的产生日期向前推了半个世纪，并且造成了许多的混淆和困扰。在这里，这首歌第一次演唱是为了赞颂詹姆士二世，据记载，詹姆士二世的加冕礼上就曾经演奏过这首歌曲，名为《神佑吾王詹姆士》。而当奥伦治的威廉入侵，汉诺威王室被邀请来保证英国的秩序，并执掌权柄以后，这首曲子就销声匿迹了：“当他成为国王以后，谁还敢说自己是这首曲子的作者，或者唱起这首歌？”换句话说，如果这首歌是为詹姆士二世所做，那么所歌颂的王朝就是斯图亚特，而不是1745年贾瑞科在剧院中齐声歌颂的“人民的好父亲”——乔治二世。可以说，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关系到对国歌的理解，这个问题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所出现的随着政权更迭国歌发生的种种变更，例如法国和德国的情况。

总而言之，作为事件的国歌在历史考据中显得疑点重重，而且没有哪种说法占有绝对的权威。就此而言，仅仅对国歌进行历史考察明显是不足够的。这种缺陷首先源自历史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由于材料保存和获取的有限性，所谓“原原本本”的历史其实是无法提供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国歌的问题上，叙述真实和功能有效是两个不同的追求，而国歌所能发挥的有效功能明显要比其来源的真实性重要得多，就此而言，只有通过理解《天佑吾王》在这些起源考察中所编织起来的英国民族国家神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才能更进一步。

这样说来，要理解克拉克的理由，认识亨利·卡雷作为国歌作者的理据，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超出歌曲本身的政治历史背景。就此而言，克拉克本人的表白本身就支撑了这种理解，之所以克拉克认为《天佑吾王》作于1607年，乃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詹姆士一世在全国范围内都享有极高的声望，而这种声望则是来自火药桶阴谋的流产。而乔治二世治下逐渐凸显的民族国家意识，以及民族共同体观念与王朝更迭之间的逐渐脱钩，又为1740年一说提供了支持。

在裁缝上任公司所安排的这场首次唱起国歌的活动，其主题就是赞美国王的无往不胜，获得了神意的庇护而可以不费一兵一甲挫败叛贼。从历史上看，“火药桶阴谋”这场本身为了反对詹姆士一世对天主教徒的“不公待遇”的谋划，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准备之后于11月5日流产，整个事件本身对英国政治和君主制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用休谟的话来说，整个事件显得“不可思议”，但这群天主教阴谋者的“轻率拯救了国家”。在阴谋流产之后，詹姆士一世一手惩罚罪行，一手支持和保护无辜者，试图尽力弥合宗教纷争给国家带来的矛盾和分裂，虽然也有许多阻力，不过，他“享有臣民的敬重和热爱”，甚至有人称他为“所罗门在世”。

这种观念在当时之所以会流行开来，为本来权威极其有限的詹姆士一世带了个各种便利。实际上，虽然作为英国教区的牧首以及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詹姆士一世可以拒绝授予天主教徒特权，但是作为国王，詹姆士一世其实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没有常备军以及有组织的治安力量，连包围国王和承担庆典功能的近卫军也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发明。在1603年至1640年之间，危险和紧急状况下国王可以召唤的战士人数不过百人。”而当这场阴谋流产并公之于众之后，英国贵族、王党人士甚至是许多天主教徒都感受到了宗教阴谋的可怕之处，并更倾向于认同詹姆士一世的统治。“火药桶阴谋”流产后第四天，詹姆士一世即在议会做了一场演讲，而主题就是作为上帝选定的代理人，即使是在如此可怕的阴谋之后，依然要履行上帝指定的各种职务：“我自己之所以要感谢上帝，一个原因就是它并未因我们的罪而放任这场阴谋发生”，比起死在爆炸中的灰头土脸，上帝为詹姆士一世所设计的结局明显是“因为圆满行使上帝指定的任务，作为国王在荣耀中死得其所。”

在精英政治圈中，王政的合法性得到提升，而在民众心目中，詹姆士一世躲过这一劫无疑是受到上帝的保佑。“天佑国王”的认识在当时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民间歌谣中就有这样的歌词：“盖伊·福克斯、盖伊·福克斯，想要炸掉国王和议会，颠覆古老的英格兰；上帝保佑，洞若观火。嘿，小伙子，敲响警铃。嘿，小伙子，天佑吾王！”当时许多的布道词也使用了同样的主题，在1622年的纪念活动中，詹姆士一世就被描述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只有他能保证社会秩序和民族团结：“我们需从他那里接受命令：他是我们的气息，我们所有的言辞、生命和灵魂都属于他。”11月5日这一天在接下来的英国成为了一个国家节日，虽然期间庆祝的立场不断变化，但总体上说，盛大的仪式和庆祝活动，烟花和歌舞强化了民众对君主制的支持之情。

此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巧合就是约翰·布尔博士本身，与它同名的漫画和文学形象（John Bull常被译作约翰牛）其实是英国在文化上的象征。从十八世纪初开始，约翰·布尔作为一个拟人化的存在，通过各种漫画和文学迅速成为“不列颠民族”、“英国性”等特质的代言人，用迪金森的话来说，约翰·布尔身上所带有的“独立、勇气、爱国情怀和怀疑精神”毫无疑问乃是英格兰民族的象征。在一些关于国歌起源的讨论中，研究者们甚至直接将布尔博士创作国歌这件事看成是惊人的巧合，甚至是神意的安排。虽然重名只是巧合，但是就作为象征物激发爱国主义情感而言，此处的约翰·布尔无疑为早它一个世纪的国歌作者增加了几分专属于英国的光辉。这样说来，将“天佑吾王”的诞生追溯到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也并非全无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国歌就是作为象征符号在发挥强化国家认同的作用的，而通过颇有些神意庇佑的历史事件，这种作用得到了无形的提升，以至于人们可以忽略掉事实的真相。

而关于乔治二世治下国歌的出现，其解释方式则凸显了英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些关注点。就此而言，比较合理的回答或许要结合民族记忆与音乐史的理解两个层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出现了各种王朝更迭，但是在英国历史发展中，不列颠民族和不列颠文明的传统是一直延续不断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显然并不影响人们对不列颠王国的认同，而君主制之下不断发展的国力又为这种传统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提供了基础。乔治二世算的上是比较励精图治的君王，在他治下，不仅英国社会的稳定得到了保障，君主立宪政体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君主制作为政体，也就很自然地与民族作为国体结合起来了，并且也因此获得了超越具体纷争的更高位阶的价值。从1745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人们对歌曲最初所要赞颂的对象并不那么在意，而更看重的则是演唱中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

而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歌曲其实是情感的载体，并因此成为一种可变的工具。翁贝托·艾柯在解释艺术品被生产时的特定目的以及在脱离彼时情境之后还能够具有的价值时就曾经区分了建筑艺术在两个层面上的功能：“首要功能”意味着作品的使用价值，而“次要功能”则是它的象征价值，因此，王位既是一把椅子，也是权力的象征。使用价值与象征价值两者的改变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当两者都同时丧失了，才可以说这件艺术品已经“死了”。以国歌为例，只要当它还能激起爱国热情，或者说起码还能蕴含着某些情感记忆，那么它就依然是有意义的。作为一首爱国歌曲，《天佑吾王》的歌词中并没有任何对特定王室的表述，而各种版本中所加上的特定国王的名称也可以很轻松的做替换。如此一来，它既保证了作为国歌的使用价值，同时又可以在最低和最抽象的层面上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如此又保证了其长时段的存在。

概言之，不管是最初为哪位国王所做，《天佑吾王》这首歌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了其起源的真凭实据，恰如一位驳斥了所有关于这首歌作者和创作年代的研究者所坦然承认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幻想这首歌是无人作出自然出现的，联邦时期，创作它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它却在复辟时期每一位心怀不满的王室成员口中流行起来，以至于根本没必要再进行创作。”借用柯文的话来说，国歌的存在以及与它相关的故事恰恰构成了英国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神话，它既可以是“普通型”的神话，也就是存在在普通人心中对国歌的认知；也可以是通过修改编纂以后牵强附会的国歌起源故事；更是通过政治和人的互动，通过各种仪式的不断重复，在人们心中所强化出来的对国王作为神意代理人的承认以及对以君主制为政体的英国的认同。

或许，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推论，认为恰恰是在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国歌诞生了。毕竟，对于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政治体而言，必须要区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具体的统治和永续的共同体，施行统治的群体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民选代表，但统治权所有者的变更不应当影响到民族共同体这个在文化和观念层面上一直延续的存在，当然也不应当妨碍在宪制条件下的一系列限定规则。英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争论与统治更迭之后，无疑已经实现了这一要求。就此而言，“吾王”成为了不列颠民族的标志，集合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可以说，《天佑吾王》是对任何一位在位君主的歌颂，更是对作为民族国家的英国的赞美。

菲利普·V·伯曼曾经分析过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歌曲所具有的三重功能，而国歌无疑是这种歌曲中功能最强和最集中的一类。首先，由于可以从各种角度对国歌内容进行解读，因此，它可以服务于各种国家形象的塑造工作，将其化为可感知的想象，因此，“形象越是实际，就越需要利用音乐的潜力来服务与它”。紧接着，国歌通过在各种场合的传播和演唱可以实现动员的功能，由于国歌中所包含的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叙述，它们可以划分出敌我的区隔，“确认整个民族所对抗的对手”。最后，国歌所生成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语言使民族国家抽象的形象得以具体化。

从理想型态上看，国歌作为民族国家文化象征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通过演唱和传播来激起爱国情感，实现共同体的凝聚。这就意味着，它必须要在最大范围内将描述对象抽象化，集中于民族国家在政体层面上不变的传统和值得骄傲的特征。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它不因具体的政治变迁而失去效用，创造一种历史悠久的永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这样说来，英国国歌从写作、传唱到关于其起源的各种考据，其实都是围绕着巩固不列颠民族的整体意识和增强民族国家合法性而展开的，即使只有几百年时间，但是这无疑也构成了英国政治的一种传统要素。换句话说，英国这个老牌君主国和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国家之一，示范性地向我们展示了国歌在建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中，通过传统作为中介，所实现的功能。

所谓传统，其实是有意识的人造物，更具体的说，它是现代情境之下的人们从过去的碎片中编织拼凑起来的记忆与历史，是“从过去创造出来的未来”。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传统就是被发明的，它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这意味着，之所以要发明这些传统，恰恰是为了给处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世界的人们一点可靠的和不变的慰藉。所以，虽然《天佑吾王》到十九世纪才正真意义上成为国歌，但是关于它的渊源，当然越古老越显得有价值，而当古老的来源被考据否定掉以后，人们继而寻求不变的依靠——君主制国家这个带领英国繁荣起来的伟大传统。

更为关键的是，不同于一般音乐作品对作者的强调，与其说人们在意《天佑吾王》的作者，不如说是关注它所传达的情感和所归属的民族。恰如在一次关于国歌起源的讨论中，一位参与者最后所表白的：“不管怎样，我和所有人一样，最关注的是它应当真的被证明是属于英格兰；我们才不想发觉这首歌是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同其他的文化产品一样，国歌其实是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而存在的，同国旗、国徽一样，它“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三个象征，由此它们立刻赢得了尊敬和忠诚。他们自身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对《天佑吾王》这首歌起源的所有讨论，都偏离了歌曲本身，而一定要采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进行佐证，也在昭示着作为国家颂歌的国歌身上所承载的政治特性。

从另一个层次来讲，反复的讨论不仅在论证英国国歌的归属，而一当我们考虑到这些讨论都是作为书面记录发布在各种报刊杂志和小册子上，而一当刊印以后，读者与刊物之间也有着诸多互动这一局面来看，可以说，对国歌起源的讨论其实是强化民族记忆与认同的过程。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中，杨·阿斯曼专门讨论了“文化记忆”这个概念，用它来表征“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它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

因此，或许可以说，《天佑吾王》塑造的忠君爱国的民族记忆最重要的途径当然不是纸面上的一篇篇论文，而是包括文章在内所反映出的各种演唱和传播过程。剧院中的齐声合唱，国王加冕礼上的演奏，各种政治和军事仪式上的播放，为参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记忆的场域，而这个场域又通过各种记录被保存下来，向接触到它的人敞开大门，就这样，国歌实现了唤起爱国热情的功能，通过它，想象的共同体变得真实可感：“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如此说来，“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唯有想象的声音。”

本文原载《学海》2016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