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

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来源：本文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2023年6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的郭台辉教授约我组织一次以概念史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作为其学术品牌“我们一起阅·探”的第十一期，该系列活动的特点是围绕特定主题，选择一本新近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邀请作者和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交流研讨。接下任务后，我当即决定将活动主题设定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并选择孙江教授的新著《人种》作为研讨书目。以“全球本土化”为关键词，因为这是孙江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多年来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旨趣；以《人种》一书为研讨对象，因为该书是刚刚问世的概念史丛书“学衡尔雅文库”首批7种著作之一，而且在学术视野、研究方法乃至写作风格上呈现出鲜明特色，既彰显了“全球本土化”的学术内涵，也为中国概念史研究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

概念史研究大约从本世纪初传入中国学界，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颇有成为“显学”之势。 

近二十年来，中国概念史研究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对西方尤其是德国概念史的译介，如方维规、孙江、陈建守等人撰文介绍以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研究并提出在开展中国概念史研究的设想，李宏图组织翻译了《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等理论著作，英美概念史的代表作《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语境中的观念”丛书之一）和一些重要的概念史文集（如狭间直树和石川祯浩主编的《近代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也被译为中文出版。二是概念史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如金观涛、刘青峰尝试用数据库方法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黄兴涛主张将新名词研究与思想文化史研究相结合，张凤阳将德国概念史视为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孙江倡导“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并提出新的“四化”标准，郑文惠主张在中国/东亚/全球的范围内开展比较概念史研究。三是对中国近代基本概念的实证研究，先后出版《“封建”考论》（冯天瑜）、《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金观涛和刘青峰）、《重塑中华：近代中国 “中华民族”观念研究》（黄兴涛）、《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方维规）等重要著作，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份学术集刊，金观涛、郑文惠于2011年创办的《东亚观念史集刊》（已出20期）和孙江于2013年创办的《亚洲概念史研究》（已出11卷），现已成为中文概念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些学术尝试中，探索一条契合中国情境、彰显中国特色的概念史路径，始终是学者们的关切所在。近年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逐渐成为诸多概念史研究者的共识。这个由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拼贴而成的词大致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初是一个关于商品生产和营销的概念，强调全球化的产业链和市场网络与本土化的独特需求和文化品位相结合。后来，这一概念延伸到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指称一种强势文化渗透与弱势文化抵抗并存、具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混杂的”（hybridized）理论话语。 如今“全球本土化”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广为使用的概念，对其确切意涵虽有各种不同看法，但由词汇结构所直观呈现出来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赋予这个合成词以强大的生命力。

以“全球本土化”作为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基本取向，意味着研究者既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跨文化的自觉、跨语言的能力，又要有本土化的问题意识、理论关怀和学术实践。前述两份概念史集刊，都体现了将中国/东亚与世界/全球有机连接起来的自觉意识：《东亚观念史集刊》旨在“呈现东亚概念与世界复杂而动态的互动轨迹与交流状态，立体而宏观的勾勒出东亚观念变迁的历史图像”；《亚洲概念史研究》旨在“梳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继而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全球史视野下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

在德国概念史刚刚兴起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然还没有全球本土化的说法，但是在通过概念变迁揭示德国与欧洲现代社会如何形成，以及跨文化、跨语言的意义上，可以说概念史从一开始就是把欧洲视野、全球视野与德国现代性的本土关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里克特指出，德国概念史的扛鼎之作《历史的基本概念》虽然表面上看来仅限于德语国家，书中对许多重要术语早期意涵的追索往往是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英语文本的翻译中实现的，因而该书比考察古典时期和现代欧洲语言中政治概念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为出色。 从一些代表性词条，例如由Volk（人民）、Nation（民族）、Nationalismus（民族主义）和Masse（大众）四个概念组成、篇幅近300页的一个词条中，更能感受到大辞典的编撰者们是如何在从传统到现代、从文本到语境、从德语世界到西方世界的时空背景中自由穿梭的。

孙江教授很早就提倡“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并将其写入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的学术宗旨。不过就我所见，他似乎并未对“全球本土化”作过详细阐发，只是强调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关系，主张“从全球范围思考，进行地方性实践”。《人种》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楔子”部分从《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对当代中国一起冲突事件的有意曲解入手，对冯客（Frank Dikötter）等西方学者在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和目的论进行批判，进而指出：“人种概念涉及中国人如何接受西学的问题，要厘清该概念在中国的再生产，有必要进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第2-6页）中国、西学、再生产、跨语言、跨文化、比较，这些关键词为全书奠定了“全球本土化”研究路径的基调。“结语”部分再次呼应，指出人种知识在东亚的再生产既是一部“全球史”，又凸显了“区域性”特征（第181页）。

二、概念与知识

的跨文化旅行

概念史研究来自德国、来自西方，但近代中国的概念变迁和社会转型，是在与西方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姑不论“后发次生型”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尴尬处境，即以概念本身而论，中国现代政治与社会基本概念大多系由西方或日本翻译而来，作为其载体的字词是旧有的，作为其内核的意涵大多是外来的。陈力卫指出，西方概念传入中国有西方和日本两条途径，前者主要是由传教士翻译和介绍西学知识及概念，后者则经历了中日之间循环往复的过程，先是中文的西学新书传入日本，促成日本近代新词的形成，甲午以后这些日本新词又回流到中国，成为中国现代词汇的重要来源。 因此，中国概念史研究首先要关注词汇/概念/知识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即所谓跨文化旅行的问题。

和一般的概念史论著不同，《人种》一书的重点不在于“人种”概念本身，而是聚焦于这一概念所承载的人种知识，以及围绕概念和知识所展开的政治实践。该书作者曾经提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政治和社会内涵而成为概念的历史、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产的社会政治语境等不同层次的内容，换言之，概念史狭义上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上则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 这一主张在《人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大致说来，前五章（“基准”“谱系”“东渐”“差序”“竞争”）着重梳理人种概念和人种知识的形成、传播及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差异与变化，后三章（“黄恐”“主义”“汤姆”）主要探讨西方、亚洲、拉丁美洲就人种和肤色问题所展开的实践与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种”是西方现代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一个异数，因为在人文科学产生、“人”得以“发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一面倡导人与生俱来的平等，一面对人进行差异化叙述，这反衬出启蒙思想的两张面孔”（第16-17页）。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derich Blumenbach）创立的“人分五种说”不仅被裹上“科学”的面罩，还被赋予“文明”“野蛮”的色彩，对人种进行分类本身已经预设了高下的等差和文明的优劣（第20-24页）。19世纪，裹着科学外衣的西方人种知识陆续传播到中国和日本，作者从人种志、地理学、格致学三个脉络勾勒了这一“东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译介到中国和日本的人种知识并非直接出自布鲁门巴哈等人的著述，而几乎都来自欧美的通俗读物，如中小学地理教科书、百科知识等（第35页）。

在人种知识的跨文化旅行中，日本和中国不仅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更在内容和特征上呈现出鲜明的“差序”格局。在日本，人种知识在明治维新后即开始广泛传播，由文部省组织翻译的钱伯斯《人种志》（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成为所有教科书人种叙述的底本。福泽谕吉于1869年出版的小册子《世界国尽》和内田正雄于1870年编译的《舆地志略》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种书写模式，前者开启了以文明开化程度区分人种高下的教科书主流叙述方式，后者则并未对不同人种进行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第56-68页）。伴随着进化论的传入，明治日本的人种论述一方面从“蒙昧”转入“文明”，一方面又衍生出以高桥义雄、加藤弘之为代表的“人种改良论”或优生论（第72-76页）。

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作为西学的人种知识虽已传入中文世界，相关内容却几乎不为晚清知识人所知，一般人对人种的认知仍停留在朴素的华夷、华洋之辨上（第52页）。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人种问题才引起严复、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关注。经过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种叙述总是和满汉问题、进而政体问题关联在一起，改良派主张满汉一体、保留满人君主，革命派则主张满汉异体、推翻满人政权，人种由此成为一种“差异化的政治装置”（第82-84页）。清末地理教科书大多从日文改编而来，其人种叙述却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于日本教科书突出人种差异，中国教科书偏重“种族竞争”，在人种排序上一般是先黄后白，很少推崇白种而时常歌颂黄种（第86页）。民国初年的教科书延续了这一逻辑，在不同人种的序列中，白种为优胜劣汰的正面教材，红黑棕为反面教材，黄种唯有发愤图强，方能免于被淘汰的命运（第92-93页）。人种知识东渐中的一个插曲——20世纪初出现并引发热议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生动地揭示了将中国人种置于文明史叙事时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是中国人种和文化具有跨越时间的不变特质的“本真性”，一方面是西亚起源说赋予中国以进化和征服能力的“外来性”，二者间的龃龉难以化解（第103-104页）。

至此，本书大致完成了副标题所示的前两项内容，即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与“传布”。关于人种概念之“解构”，作者则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三、“反概念”的概念史

读《人种》一书，后记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很早提倡研究概念史的学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意避开目下业已固化的研究取向，不纠缠词语学上的含义，不提与概念史有关的术语和著述。我试图从人种概念的生产、流通、再生产及其政治化等呈现其由‘空即是色’到‘色即是空’的过程，探寻契合中国情境的概念书写。”

此言不虚。除了第一章引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等人编纂的近代双语辞典及1936年、1961年、1989年版《辞海》中的释义作为论述起点，全书没有对“人种”（race）一词本身过多着墨，而始终围绕人种知识的结构、传播、差异和斗争展开论述；除了个别地方简要提及作者的研究旨趣，也基本没有阐述概念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是将其有机融入对“人种”跨域旅行的钩沉索隐之中。如黄兴涛老师所说，这本书在写法上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坚决不掉书袋，坚决不写成词汇史和翻译史。

如果不把概念史写成词汇史和翻译史，那它应该写成什么呢？在我看来，《人种》一书给出的答案或许是：关于特定概念的知识史和实践史。书中主体部分关于西方人种知识“东渐”之旅的条分缕析，可以看作一种知识史取向的概念史；最后三章关于黄祸论、亚细亚主义和汤姆故事的精彩论述，则诠释了以概念使用和政治实践为中心的概念史。

作者指出，“18世纪欧洲人建构的基于可视的外在差异而来的人种知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不断被自他再生产”（第106页）。大致说来，该书后三章分别探讨了以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为中心的不同政治实践，其中，“黄恐”堪称西方人对人种知识的自我再生产，“主义”和“汤姆”则是亚非拉对人种知识的他者再生产。由此，论述主题从“建构”和“传布”转向了“解构”。

“黄恐”一章从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授意绘制的“黄祸图”入手，梳理“黄祸”话语的由来，继而以涉及中国的事象为中心解析“黄祸论”的内在矛盾，并概述中国知识界对此谬论的批判。从德皇威廉到英人戴奥西、俄人巴枯宁、日人冈仓天心及中国的诸多评论者，在在表明，西方以宗教之战和文明之战的名义炮制出的“黄祸论”乃帝国主义的“自画像”（第113页），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也是帝国主义的政治修辞，所谓“黄祸”的根源和本质恰恰是“白祸”（第132页）。

面对来自欧美的“黄祸论”，被视为“黄种”的日本在接受差异化的人种知识并进行再差异化的同时，逐渐产生了一种与之对抗的理论——亚洲主义（Asian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同，亚洲主义是以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连带”为特征，将地域（亚洲）、文明、种族结合起来的超域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形式（第142页）。针对日本言论界的“脱亚论”和“兴亚论”，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话语蕴含着近代国家（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中日联合对付西方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第143-145页），李大钊则主张以“新亚细亚主义”批判和取代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第148-149页）。

最后从白色、黄色转向黑色，“汤姆”一章描述了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中国之旅。这部小说于20世纪初由林纾以《黑奴吁天录》为题翻译出版，尤其是被春柳社改编为同名话剧后，汤姆叔叔的悲惨命运唤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共情，“哀汤姆”与“哀黄种”发生共振进而指向“唤醒国民”（第166-167页）。镜头随即切换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高龄的黑人斗士杜波依斯（W. E. B. Du Buis）访华，催生了话剧《黑奴恨》的改编和上演，这为人种知识的全球旅行增添了亚非拉民族解放的新篇章。

这样，《人种》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故事：欧洲人以科学之名建构了一套基于肤色差异、呈现等级秩序的人种知识，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四处传布，并不断地被自我和他者再生产，然而，这种以“白色”为主体的等差秩序，最终却在“黄色”的平等化诉求和“黑色”的政治抗争下被消解了。其象征就是《辞海》“人种”释义的变化：1961年版将肤色差异转换为亚非与欧美的不同，从而将人种概念转化为地缘政治概念；1989年版强调“全世界各人种在生物学上同属一个物种，并具有共同的祖先”，从而彻底解构了人种概念和人种决定论——作者称之为“反概念”（第10-13页）。借用这一说法，似乎也可以把该书的写作风格称作“反概念”的概念史。

概念史研究者常用中国传统范畴中的“名与实”或福柯（Michel Foucault）一部经典著作的标题“词与物”，来表达语言世界、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曾提出，名实之间存在双重的张力，循名责实或为实正名都难以真正做到，将其理解为词（词语）—义（概念）—物（事物）的三元结构或许更为贴切。《人种》一书则为我们展现了概念史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局限于词与物的概念史，走向包含了人与事的概念史；或者说，一种将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有机结合，将词汇、概念、知识、实践、人物、事件熔于一炉的概念史，从而打破了将概念史视为繁琐语言考证的刻板印象，使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关于“处于论战之中的概念使用的历史”或者科塞勒克关于“概念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设想得以成为可能。就笔者所见，这种尝试在中文概念史领域尚属罕见，其理论价值和方法意义值得同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