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三十载

——科塞雷克与施米特往来和互动

文｜王基臣

王基臣，1994年生，江苏连云港人，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为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包括概念史、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在《亚洲概念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译文多篇。

1994年，德国历史理论和概念史学者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作为现代哲学的入门，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概念》也对我的理论和自我发展产生了同样持久的影响。如果没有他的提问和启发，我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他关于“独裁”（Diktatur）、无限和有限独裁的作品，给予我概念史方面的启发。当然，我的老师约翰内斯·库恩（Johannes Kühn）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对我的概念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同样大的影响，我已无法详细说明谁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不过，我承认施米特的建议，因为我认为否认这些建议是不诚实的。

长期以来，由于与德国保守主义者亲近，特别是与曾经服务于纳粹政权的施米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库恩等人的密切联系，科塞雷克被视为是反自由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者的同路人。1960年，科塞雷克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关于市民阶层世界发病机理的研究》出版仅一年后，与他同期在海德堡求学的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即撰写批评文章，认为《批判与危机》之中，暗藏着强烈的施米特反启蒙逻辑，哈贝马斯公开指责科塞雷克是“施米特主义者”。关于施米特对其学术生涯特别是概念史方面的影响，科塞雷克曾不止一次公开承认。两位思想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概念史研究方法和历史理论的思想来源，向来是学界讨论的重点。近期，随着一份“遗产”公之于众，这一主题也愈发具体和生动。

2004年11月，科塞雷克受邀参加其母校海德堡大学为其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的庆祝活动，祝辞由他学生时代的好友伊凡·纳格（Ivan Nagel）所致，在准备回应性的“叙旧”感言过程中，科塞雷克发现了一些旧物，其中就包括他与施米特的书信集。2006年因病离世前，科塞雷克将他找到并整理好的施米特来信副本，交给了杜塞尔多夫档案馆，连同1990年科塞雷克已移交给杜塞尔多夫的各类信件，以及保存在北威州档案馆中施米特所持有的科塞雷克来信，两位思想家1953年至1983年间长达30余年的通信和赠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通信由扬·埃克·邓克哈斯（Jan Eike Dunkhase）编辑整理，并于2019年由德国柏林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 

科塞雷克是在海德堡求学的第四年遇到的施米特。1950年，科塞雷克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结束交流学习，重返海德堡大学。当时，施米特的第二任妻子杜希卡·托多洛维奇（Duschka Todorovitsch）于海德堡大学医院去世，施米特在海德堡逗留了几个星期。经科塞雷克的朋友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介绍，他们在主街边的酒馆见了面，喝了酒后，便聊起了霍布斯。科塞雷克回忆道：“我当时正在翻译霍布斯，我的论文（指《批判与危机》）需要霍布斯的译文，卡尔·施米特立刻提出了一些问题，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也影响了我论文的进展。”

同绝大多数海德堡新生一样，科塞雷克是以战败士兵身份穿着一身破旧军装重返校园的。1945年春，德国已然一片废墟，据《明镜周刊》统计，1939年德国尚有1600万个建筑单位，但在战争结束时其中250万被彻底摧毁，400万损毁严重。包括被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驱逐的德裔难民，大量人口无家可归，故土成为异乡。海德堡是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城市，除了德军自己损毁的古桥外，大部分古城风貌和历史建筑并未受损，包括建于1386年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战争后，美国把海德堡作为欧洲陆军司令部，1945年8月15日，美国占领区重新开放大学，首批注册入学的学生大多为退伍遣返的年轻老兵，其中包括科塞雷克后来的好友桑巴特，桑巴特与施米特认识已久，并为施米特引荐了科塞雷克。

海德堡最初开放的学科只有两个——医学系和神学系。桑巴特父亲的好友、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在海德堡的住宅开设了第一堂小型研讨课，研讨课主题是“社会主义与民主”。另外，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海德堡大学旧礼堂中开设了罪责问题（Schuldfrage）课程，礼堂内人满为患。在海德堡，包括A.韦伯和雅斯贝尔斯在内，以及维克多·冯·魏茨泽克（Viktor von Weizsäcker）、伽达默尔等人，这些经历了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希特勒极权统治之后相对年长的学者，为年轻的后辈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之场”。各种学术研讨课期间，不乏那些由于投身纳粹运动被当局强制隔离于学术圈之外的学者——例如海德格尔和施米特，仍能够以被讨论对象甚至直接参与者的身份到场，并继续收获一众追随者。正是在以这种巨大代价所换来的自由氛围下，从战争和囹圄中返回的各地年轻学生们——包括科塞雷克，来到了海德堡。

战后被俘虏的科塞雷克，不久前刚从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教育”以及强迫劳动中解脱，几经辗转后，于1947年入学海德堡。1950年，科塞雷克参加了A.韦伯组织的研讨课，并通过好友桑巴特接触到了施米特本人。首次见面时，施米特就关注到了科塞雷克论文中所讨论的霍布斯思想。科塞雷克计划将霍布斯的部分纳入到“乌托邦的兴起源于极权主义中政治责任关系的失衡”这一总论题之中。施米特鼓励科塞雷克坚持原本三章结构的布局，即“批判”“历史哲学”和“世界统一与现代之初的‘危机’”。科塞雷克接受了施米特的建议，施米特很快成了他的非正式导师，在之后持续的通信和面谈中，施米特多次为《批判与危机》提供了修改意见。

这一次见面不是科塞雷克的单独行动，桑巴特以及他们的共同好友、海德堡三人组之一的汉诺·凯斯汀（HannoKesting）都参与到与施米特的持续性对话之中。施米特凭借其在第三帝国前后充满争议的作品和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一批学生，即使由于其纳粹党的身份战后被禁止授课，但他围绕政治、法律和政教等不同主题撰写的《政治的浪漫派》（Politische Romantik）、《当代议会的历史地位》（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合法性与正当性》（Legalitätund Legitimität）以及《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Politischen）等一系列作品，依然是战后学生书案上的热门读物。对于相遇在海德堡大学的科塞雷克、桑巴特和凯斯汀来说，施米特的影响也更加直接和深刻。

根据桑巴特的回忆，三人组在海德堡一处地窖中创立了一本名为《世界内战与空间秩序档案》（Das Archiv für Weltbürgerkrieg und Raumordnung）的杂志。杂志的创建，缘自这个特殊学生团体对历史与“现代”（Neuzeit）不约而同的反思，并且这种反思达成了一种共识：德国以及整个世界直至1945年发生的一切悲剧，源自一种世界性的危机，危机的起点应当追溯到18及19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施米特对现代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的解释，吸引了他们。受施米特思想的影响，杂志的三位年轻编辑不仅发明了“世界内战”这个概念，还强调了“过渡时期”（Époque de transition）的存在。“世界内战”概念意味着，缘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内战中原有的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同争夺世界霸权的东西方之间的斗争相互交错的状态，多种因素混合构成了一种施米特意义上新的“大地的法”（Nomos der Erde）。对三人组而言，现代的德国不仅处在世界历史时间中的“过渡时期”，同时也处于空间上东西方的“过渡地带”。最终，这本《世界内战与空间秩序档案》产出了三部重要的作品，分别是：凯斯汀的《历史哲学与世界内战：从法国大革命到东西方冲突史的解读》、桑巴特的《危机与规划：全球时代人类自我认识发展史的研究》以及科塞雷克的《批判与危机：关于市民阶层世界发病机理的研究》。如同杂志名字，三部作品均使用了并列式的标题。然而，尽管它们的作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施米特的启发，但只有科塞雷克毫无避讳地在前言中公开向施米特表示了感谢。

科塞雷克明确承认受到施米特的影响，特别是在概念史方法方面。酒馆会面中，就科塞雷克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中的霍布斯议题，施米特提示科塞雷克应该尝试对概念进行词典式的分析，科塞雷克回忆道：

他建议我考虑和分析字典层面的词义史。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我在编辑辞典(指《历史性基本概念》辞典)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一方面，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语言学技术问题;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提问让我熟悉他自己对霍布斯的解释。

科塞雷克的传记作品《复数中的历史》作者尼克拉斯·奥尔森（Niklas Olsen）指出，施米特所追求的概念方法，是用来揭示自由主义的关键概念在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某些不足和危险的特质的。对于概念的这种处理方式主要体现于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之中，施米特颇具靶向性地将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与他认为能保证更加清晰、有序和持久的“政治”概念进行了对比，目的就是要确立并反对当代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包括并不限于自由主义)。“关键概念”“过渡时期”“政治化”，这些科塞雷克概念史方法标志性术语，确实受到施米特很大程度的启发。施米特更为明显的概念史方法表述则出现在1929年的《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一文中，收录于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

所有概念，包括精神概念，均具有多样含义，只能在具体的政治情境中方能理解。正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概念，并在其内部找到具有民族性的组织特性一样，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概念。所有本质性概念都不是规范性的，而是生存性的。如果说文化生活的中心在过去四个世纪已经发生了转变，那么所有概念和词汇都发生了转变。

事实上科塞雷克并没有紧跟施米特的步伐，不仅是体现在概念史方法上，即使在受施米特指导与建议的《批判与危机》中，科塞雷克依然主动拉开了与施米特的距离：“我果断地与他对反犹的斯宾诺莎解释保持了距离，从而能够将施米特从斯宾诺莎那里发现的问题引向霍布斯。”科塞雷克认为，施米特在处理霍布斯问题时，没有能很好地做到内部与外部、良知与国家之间的区分。尽管科塞雷克在文章、采访和演讲中多次谈到了施米特的影响，与此同时，施米特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科塞雷克的启发，但对于两人之间备受争论的思想和交往关系，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

1950年海德堡酒馆会面后，科塞雷克开始定期去普莱滕贝格拜访施米特，并建立了长达三十年的通信联系。根据科塞雷克的回忆，早先到访普莱滕贝格的交流，往往能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施米特还会为他准备大量的“睡前读物”，科塞雷克需要在十点钟左右起床，然后接受施米特关于读书情况的智力考问。在这样高负荷的智力游戏中，施米特却总是能够保持高度的精神兴奋状态，他通过恰当的概念和准确的表述，时而尖锐、时而夸张地表达着对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涉及当下德国的政治形势，也包括对过去历史事件和文本的看法。当然，为了不让他的客人太过辛苦，在热情的招待之后，这位严厉的导师还会悄悄地给科塞雷克的汽车油箱蓄满油。

两位思想家往来书信共119封，包含各类赠书寄语和明信片等内容，另外还有施米特寄给科塞雷克妻子费里希塔丝的两封信，以及科塞雷克寄给《卡尔·施米特的立场与概念》（Positionen und Begriffe Carl Schmitts, 1989）的作者赫尔穆特·夸里奇（Helmut Quaritsch）的信函，均收录在2019年出版的通信集中。在他们内容丰富多彩的书信往来之间，读者也不难觉察到，不论是针对重要政治事件发表看法，还是针对新学术作品提出褒贬评价，科塞雷克和施米特不单只有意见交换和相互问候，其间不乏相当分明的观念分歧和迥然的差异态度。

现存的科塞雷克写给施米特的第一封信中（1953年1月21日），科塞雷克首先感谢了施米特在普莱滕贝格的盛情款待，紧接着是施米特在概念研究方面的建议：“感谢您对我的严格提醒，在澄清概念的过程中，始终需要回溯它们的相应情境（Situation）。”施米特1929年的文章《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所表达的正是这一观点。借由强调概念与情境的关系，科塞雷克向施米特吐露了对当今“历史学科”中社会学与历史学分离状态的不满。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学科如今的尴尬境地，乃是由于18世纪以来“历史主义”的哲学所造成的。科塞雷克在信中再次表达了《批判与危机》中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态度：这种历史哲学信奉历史线性的时间结构和渐进式未来，创造了一个乌托邦的幻象，不仅给历史学科带来了灾难，也是德国以及世界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的思想病灶。

在对历史主义做出诊断意见后，科塞雷克表达了对关注“历史性的人的有限性”（Die Endlichkeit des geschichtlichen Menschen）的历史本体论（Geschichtsontologie）的理论需求。科塞雷克表示，尽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处理的就是“历史性的人的有限性”，但海德格尔绕过了“朋友和敌人”“性别和世代”“地缘政治”等具体现实的历史现象，只专注于哲学上存在的历史（Seinsgeschichte），真正值得历史本体论来作为现象研究的，正是当前的“世界内战”，这一点在施米特《大地的法》中得到了揭示。

作为第一封信件，这位年轻的历史学者向“隐居”普莱滕贝格的导师施米特，表达自己鲜明的历史研究态度。围绕历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科塞雷克提出了一种关注人的有限性存在的历史研究纲领，并对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eich Meinecke）的《历史主义史》、汉斯·弗雷尔（Hans Freyer）的《欧洲世界史》、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雅斯贝尔斯的《论历史的目标和起源》以及施米特的《大地的法》等作品做出了简要评价。概念研究方面，区别于施米特对概念的政治性的强调，科塞雷克强调概念所处的历史性情境，“政治性”是这种历史性情境的内容之一。

大约十日后，来自普莱滕贝格的回信送达。在这份简洁的回信中，施米特鼓励科塞雷克坚持《批判与危机》中的观点以及三分法的文章解构，并希望他“诚实地对待历史的永久起源”。施米特邀请科塞雷克再次到访，以便能进一步讨论上述话题。年逾六十的导师看起来心情很不错，他热情地邀请科塞雷克到达姆施塔特去观看《仲夏夜之梦》和《海尔布隆的小凯蒂》等演出。自此以后，科塞雷克与施米特的通信往来逐渐频繁，并通过信件预约拜访日期，到访普莱滕贝格进行当面座谈。科塞雷克会在文章或访谈中偶尔提到这些面谈的内容，但大多数内容已经无法考据，留存下来的百余封信件，成了理解这些面谈过程的重要参考。

整个1950年代，即从科塞雷克首次到访普莱滕贝格，至《批判与危机》正式出版之际，科塞雷克与施米特之间进行了约50次通信。其间，科塞雷克先后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担任讲师，后来接受了库恩的邀请，重新回到海德堡大学担任助教一职。这一阶段，科塞雷克与施米特的通信主要围绕科塞雷克的“批判与危机”、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哈姆雷特研究”等研究展开。除了关于“批判与危机”的讨论外，由于科塞雷克接受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讲师职位，两人的通信开始涉及英国的历史事件以及更广阔的话题和文本，包括罗宾·乔治·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自传》和《新利维坦》、恩里克·蒂埃诺·加尔万（Enrique Tierno Galvan）的《贝尼托·塞雷诺，欧洲的神话》、哈尔福德·约翰·麦德金（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尤里·谢苗诺夫（Juri Semjonow）的《西伯利亚》等。另外，施米特《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入侵戏剧》（Harmlet oder Hekuba Der Einbruch der Zeit in das Spiel, 1956）的主题——哈姆雷特，也成了科塞雷克在英国时期通信的重点内容，科塞雷克从英国为施米特收集到了大量的哈姆雷特相关研究和作品，施米特将哈姆雷特视为德国甚至欧洲的化身，而科塞雷克把苏联甚至斯大林比作是剧中另外一位重要角色——福廷布拉斯。这些话题主要由施米特主导，科塞雷克以聆听教诲的学生态度，接受着施米特独特的世界史观点和政治思想的阐述。

1960年代，科塞雷克开始为教授资格论文《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忙碌，两人的通信也围绕“普鲁士研究”进行了探讨。教授资格论文是科塞雷克在维纳·孔茨（Werner Conze）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的，施米特主要为科塞雷克提供了包括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德意志宪法史》、1815年后普鲁士公职系统等方面的材料。

这一时期，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和历史性时间理论逐渐完善。1966年8月的信中，科塞雷克正式向施米特提到了“历史的时间化”工作。科塞雷克表示，他正在着手研究“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性结构问题。科塞雷克的“新时代过去的未来”讲稿即将付梓，一年后(1967年)，概念史辞典的第一卷也已初步完成。关于科塞雷克的“历史的时间”研究，施米特向科塞雷克提供了“占星学”对人的周期性设想影响方面的建议。施米特极力向德国之声（Deutschen Welle）的主编约翰内斯·格罗斯（Johannes Gross）推荐出版科塞雷克“关于历史的时间性结构”的作品，尽管科塞雷克当时因为事务繁重而婉拒，最后这部作品以“历史、复数历史和形式时间结构”为题于1973年见刊。在科塞雷克推进其概念史研究的同时，施米特通过“游击队理论”（1963年）作为“政治的概念”的“附识”，完成了对《政治的概念》的最后一版更新，不同于科塞雷克的历史语义学倾向，施米特的概念更加强调政治概念的实践性，通过对“游击队”概念的界定，为《政治的概念》中的“敌—友”政治理论补充了历史实践证明。

1973年，科塞雷克接受了新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教席，并参与了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历史学科的建设，他与奥托·布伦纳（Otto Brunner）和孔茨主编的8卷本《历史性基础概念》不仅为比勒菲尔德这所新学府赢得了声誉，更奠定了德国战后历史学在全世界史学界的重要地位，按照跨学科编纂原则，历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各学科学者共同参与这项关于“语言与历史”的“历史人类学”工程。科塞雷克参与了其中“危机”“历史”等概念条目的撰写，并发表了关于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文章。随着科塞雷克的智识和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施米特与科塞雷克之间最初近乎师生的关系也逐渐产生了变化，通信中两人意见交换的平等性愈发明显。相较于科塞雷克的历史性时间理论，对于《历史性基础概念》这项影响深远的研究工程，施米特的兴致并不算高昂，他于1973年初收到科塞雷克寄来的辞典第一卷，读后坦言：“三日以来，我沉浸在阅读当中，感觉像在迷宫与旋涡之中轮番打转。认真阅读您的文章仍需要一些时间。”施米特额外关注的概念是《政治的概念》中涉及的“僵持”（στα'σις）和“仇敌”（ε，χθρóς），他向科塞雷克问询这组概念的相关解释，尽管《历史性基础概念》中并未收录。此外，科塞雷克围绕“盟约/联邦”（Bund）概念向施米特提出了请教，施米特从政治的神学角度出发，建议科塞雷克留意近期兴起的关于霍布斯的盟约/联邦—神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汉斯·迈耶（HansMaier）的一名学生克劳斯迈克尔·科达勒（Klaus-Michael Kodalle）所进行的霍布斯思想基督教化研究。

除了概念史和历史理论外，两人在70年代的通信主题非常广泛，这一阶段科塞雷克与施米特围绕大量人物和政治事件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包括60至70年代爆发的学生运动和左翼思潮。在两人的交流中，俾斯麦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因其对普鲁士以及德国的深远影响被多次论及。1975年，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这一事件对施米特触动颇大，施米特于11月给科塞雷克寄去了一份长信，施米特在信中围绕强人政治引出了俾斯麦与凯撒对待战争胜利赔偿态度的论题。科塞雷克的回信则从普鲁士的历史情况出发，提请施米特注意俾斯麦帝国政体下的首相身份。两人关注的重点仍然是俾斯麦所处的德国政治和历史背景，特别是世袭君主制与现代政体的过渡阶段。

1974年，科塞雷克因“德国历史上的联邦结构”一文获得普福尔茨海姆市鲁希林奖，他于1976年将该作品以及获奖感言寄给了施米特，后者借由鲁希林话题，推荐科塞雷克关注克劳塞维茨，并寄送了1967年所写的文章“克劳塞维茨作为政治思想家”。这篇文章中，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到施米特的政治思想，还能够发现科塞雷克的概念研究如何反过来影响到了施米特，科塞雷克从“等价异文”（paritätische Lesart）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施米特的不对称的反概念（敌—友）何以会出现，这一观点被施米特反思性地吸纳到了他的“克劳塞维茨作为政治思想家”一文之中。科塞雷克在采访中自述了他对施米特的这一影响。并且，科塞雷克通过“等价异文”这种单纯语义学性质的分析，赋予不对等的“敌—友”反概念以平等的权利，借此解构了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中的神学色彩。

概念史编纂项目如火如荼开展之际，科塞雷克也逐渐意识到，概念和语言对于历史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他开始反思如何突破概念或语言的限制，寻找回答“历史学尚何为”（wozu noch Historie）这一问题的新解法。能够承载政治创伤和历史记忆的“纪念碑”，作为一种历史性时间的载体，开始进入科塞雷克的研究视野。1975年科塞雷克写信告诉施米特，他与两名博士生前往比利时和法国，参观了关于1870/1871年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纪念碑，并计划明年春天在日内瓦就“纪念碑”发表主题演讲，题目为“战争纪念碑作为幸存者身份认同之源”。科塞雷克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收集和编目关于纪念碑的材料，包括他自己亲自拍摄的素材。“图像与纪念碑”成为超越“概念史方法”的新研究路径。1978年，施米特迎来了生命的第十个十年，科塞雷克在贺信中再次对施米特长久以来的激励和陪伴表达了感谢。年初，科塞雷克在信中提到了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937年在日本发表的演讲——“当代日本和德国的文化问题”（只在日本出版），日本与德国在战前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关于“道德和政治”的讨论引起了科塞雷克的兴趣。半年后，科塞雷克开始了他为期五周的日本访学，并作关于“跨学科研究与历史学”的主题演讲。不同于“战后的德国”，科塞雷克从东京寄给施米特的信中，将日本称为“21世纪的国家”，特别是施米特在日本的影响，给科塞雷克带来相当大的触动。

由于高龄，年逾九十的施米特回信内容变得愈加简短，两人通信所讨论的主题也逐渐回归到了施米特的早年作品中。科塞雷克注意到了施米特1916年的《多伊布勒的〈北极光〉：关于此作品的要素、精神和现实性三项研究》（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at des Werkes）和1918年的讽刺作品《布里邦克》（Die Buribunken）。1979年11月信中，科塞雷克专门与施米特对《多伊布勒的〈北极光〉》进行了讨论。《布里邦克》也在施米特和科塞雷克的通讯中频繁被提及，施米特在文章中预言了以技术进行极权统治的乌托邦，引起了科塞雷克的注意，后者于1981年围绕该作品做了专门报告，报告以“关于乌托邦时间化（Verzeitlichung）”为主题，对梅西耶的《2440年》和施米特的《布里邦克》进行了解读，并将其与奥威尔的《1984》中所描写的极权控制情形进行了比较。

除此以外，关于政治神学的话题也持续出现在两人的交流中。从《政治的神学》1922年初版、1933年再版到1970年续篇，施米特对政治神学的思考持续近半个世纪。施米特将韦伯视为政治神学的开创者，科塞雷克则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仅具有政治性的可读前景，还具有神学的隐秘背景。在1978年初的一封长信中，科塞雷克重申了对施米特《政治的神学》教诲的感激。科塞雷克表示，自己被施米特关于欧瑟比和奥古斯丁对抗的政治神学分析“完全说服了”。施米特的分析再次提醒科塞雷克，要注重从历史和政治性情境的角度，重新审视奥古斯丁的政治与神学见解。

1983年11月，最后一封保存下来的信件由科塞雷克寄出，同第一封信件一样，科塞雷克的信，始终以“尊敬的施米特教授先生”（Sehr verehrter Herr Professor Schmitt）开始。这封信的主题令人悲伤，1983年6月17日，施米特的独生女阿尼玛（Anima Schmitt）因白血病在西班牙去世，科塞雷克在海德堡学生时代就与阿尼玛相识，她去世的消息传到科塞雷克那里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信中，科塞雷克尽可能地安慰施米特，希望这位永远的教授先生能够渡过难关。如同第一封信以及其余信件一样，科塞雷克的署名始终保持着虔诚的学生姿态：“您最忠实的莱因哈特·科塞雷克”（Ihr Ihnen sehr ergebener Reinhart Koselleck）。

不仅是施米特对科塞雷克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奥尔森的相关研究，至少有五位学者在科塞雷克海德堡求学时期就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分别是：科塞雷克的历史学导师兼教父约翰内斯·库恩、概念史方法的另一位重要引路人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存在论和历史性时间观点的引导者马丁·海德格尔、追溯现代历史哲学兴起过程的卡尔·洛维斯（Karl Löwith），以及卡尔·施米特。

作为反映两位思想家真实交往关系的资料，科塞雷克与施米特通信中所涉问题和思想互动，相较科塞雷克与其他学者的要更为丰富和深刻。区别于公开发表的作品，私密的书信交流往往在内容主题上更加不受约束，情感表达也更为直接。施米特对科塞雷克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以及科塞雷克言辞尊重却也不乏主见的观点表达，均以相当具体和生动的形式呈现了出来。这部书信集，对于深入了解科塞雷克和施米特的学术生涯、理解两位思想家的历史观念和政治理论，提供了重要资料参考。

新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这部书信集，重新评估科塞雷克与施米特的关系？科塞雷克是如何独立于施米特，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理论的?尽管所有人都承认，在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方法中，能够找到施米特概念分析的影子，但关于科塞雷克的政治思想或者历史理论方面，施米特的影响则并非清晰可辨。

科塞雷克在《过去的未来：关于历史性时间语义学》论文集前言中，如是写道：

过去的资料来源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行为和思想、计划和事件的直接信息，但没有提供关于历史性时间（geschichtliche Zeit）的信息。

科塞雷克所强调的“历史性时间”概念，旨在探求真实的历史如何发生以及如何可能。科塞雷克和施米特的通信，无疑是深入了解两人行为和思想、计划和事件的有效参考。倘若仅依靠这些历史资料，或许能够还原科塞雷克与施米特的来往经历，但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真实关系，却仍难以阐明。是否真如哈贝马斯所言，科塞雷克是一个“施米特主义者”？或者说，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施米特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从更深远的历史性视野出发，挖掘施米特的政治思想中蕴含的历史性线索，以及科塞雷克历史理论中的政治性反思，审视两人在理论思想图谱和真实历史中的影响和位置。

本文原载于孙江主编，冯凯、王楠执行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