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对全体师生发表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民族解放的大时代”下“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的指导原则。在讲话中，毛将文艺创作比作“做饭菜吃”，提出艺术作品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对何谓营养，他进一步解释道：“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需要。”由此，“营养”作为超越生理学范畴，与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等精神性存在相关联的抽象概念，得以正式进入官方话语体系，被赋予了时代性、大众性、进步性的思想内涵，并在意识形态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隐喻功能。然而，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之下，“营养”这个晚近才输入中国的舶来品，是如何一步步被知识阶层及普通民众所接受，又是如何通过符号衍义的方式从一个科学概念转化为一个社会文化概念的呢？在智识领域，哪些东西被当成是有“营养”的，哪些又被视作是对“营养”有害的呢？尽管这一问题的解答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概念全球本土化的内在逻辑，却往往为先行研究所忽视。与此前研究者们多从科技史角度入手，聚焦于营养知识的普及与营养保障体系的建立不同，本文关注的重心则是“营养”一词在中国社会不断被抽象化乃至意识形态化的总体脉络。就像皮尔斯所说的那样，“只有被解释成符号，才是符号”，正是特定历史场域对于符合当下需要的“待在”（becoming）意义的一次次召唤，才使得“营养”成为近现代中国含义最为复杂、应用最为广泛的语词概念之一，并因而能够揭示大变革背景下时代发展的思想轨迹。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尤其是历代医书当中，“营”“养”联用、组成词语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意思却同今日“营养”作为动词表示“吸取养料以维持生命”及作为名词表示“养料”或“有助于发展的滋养物”的用法存在着较大差异。“营”指的是《黄帝内经》所说的“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府，以应刻数焉”的“营气”。“营气”被认为来源于五谷，经肠胃吸收后，随血液循环，为人体提供滋养，这一过程就是“营养”。显然，上述认识已经具备了朴素的科学观念，虽未能对相关生理机制做出精确的描述，却构成了衔接其现代对应概念的语义基础。由此生发，在社会经济层面，“营养”又可以用来指代生计、营生，并常常同孝敬父母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褒义色彩。

而“营养”在汉语中成为一个生理学专业术语，并与西文里的“nutrition”、“nutrient”或“nährstoffe”相互锚定，则要归功于二十世纪初的留日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尽管罗存德于1866年至1869年编纂的《英华词典》便已列出了“Alimentary”这一同“营养”意思相近的词条，还将其解释为“having the quality of nourishing”，可对应的中文翻译却是“补身之物”、“养身之物”。同样，之后由傅兰雅与栾学谦合作翻译、被誉为“中国近代生化学或营养学启蒙著作”的《化学卫生论》虽然详细说明了各类食物的化学成分和营养价值，并尝试以科学的方法来解读新陈代谢等生命现象，但其所大量使用的也是“滋养”，而非“营养”。直到1903年，在日留学的蒋智由才以“观云”为笔名，在其担任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华年阁杂谈”一文，用“营养吸收系”称呼人体的消化系统，与“循环器”即循环系统相并列，把二者视作决定个体生理及心理性状的重要器官。这样的论述，无疑以近代生物学理论体系为基础，和仍处于“原始综合状态”下的旧式营养观截然不同。蒋的用法很有可能是对当时日本社会通用译名的一种仿效。实际上，自杉田玄白在《和兰医事问答》中率先以“えいよう”指称科学化的“营养”概念始，到明治中后期，这一词语已然随着教科书的发行与营养知识的普及而广为流传，身处日本的中国知识人受其影响，采用同样的译法，并不足为奇。稍后，同为留日学生的汪荣宝与叶澜在1906年编纂中国近代最早的“新术语工具书”《新尔雅》的时候，虽未将“营养”单列为词条，却沿用了“营养”一词，对血液的形成机理进行阐释：“人体及高等动物，营养身体组织之贵要流动液曰血液。合血清纤维素为血浆，亦谓之血液的成形原质”。由于留日学生在晚清社会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力，“营养”及其相关学说也被他们一并引入国内，以讲授新学的名义，多次出现在《四川学报》等官办刊物上，开始为各界人士所熟知。1909年，严复在其编订的《中外名词对照表》中正式把“Alimentation”译为“营养”，并得到学部的检核审定，至此，“营养”作为标准译名的官方地位得以确立。

此后，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全面爆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以《申报》、《大公报》、《妇女杂志》等知名报刊为平台，大量涉及营养学知识的介绍性文章得以见诸纸面，但人们对于“营养”的基本认识大多仍停留在卫生保健的范畴，“营养”饮食，特别是母乳喂养，被认为是促进婴幼儿成长发育及妇女产后恢复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以丁福保为代表的中医师们扮演着积极倡导者的重要角色，他们从传统医学“脾胃为后天之本”这一思想出发，强调消化吸收对个人健康的决定性作用，而把所谓“营养障害”视为各类身体及精神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他们不仅主张调和“营卫之道”与新陈代谢理论，试图借助营养化学知识来辨证论治，还热衷于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对人体消化功能进行调理，以达到健胃消食、强壮筋骨的目的。他们这种中西杂糅、带有鲜明折中色彩的营养理念虽然始终未能得到主流意识形态所支持的科学世界观的接纳和认可，却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普通市民阶层的一种常规生存策略，并为“营养”概念的进一步引申和衍义埋下了伏笔。

几乎与此同时，“营养”所蕴含的生物有机体假设也启发了梁启超等本土思想家，促使他们把国家看做生命的最高形式，而把构成其能动要素的国民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而以一种借喻的方式，将个体的“营养”活动导向国家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和争夺，以此证明推行“国家主义”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正如梁启超在《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古代之国家为一人或若干人之所有物，“今世之国家，则为独立之一人格”；随着国家日臻“成熟”，“内部藉良善法规之维系，秩序严整”，“休养生息”之余，则“人口日滋”，“又教育整备，而民之智力日以富焉，机械利用，民之资力日以溢焉”，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增强的欲望必然超出“所以营养之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于是只能“求尾闾于外”，即“举他国民以营养者，夺之以自营养而已”。通过这一生命成长与国家发展、个人生存与国际竞争间的联系和类比，梁启超所要宣扬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中国内部的社会整合与协同进化，而“营养”则是将“群”“我”联结在一起、使华夏旧邦重获生机的关键。对于梁而言，达成上述目标的前提在于“无自相撄”、“无争夺相杀之祸”，使向外获取“营养”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使命，而一旦国人，尤其是他们当中的“上流”阶层，“不知团体之利害即己身之利害”，“赖国家以自营养”，或是“尽刮国家膏髓”，“以资党人之营养”，则“国将不能以一朝自存于天壤”。在这里，梁启超有意识地区分了“营养”的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为自身或所在小团体竭力谋取财富、权力，为此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另一种则是“个人生计”与“国民生计”的统一，即梁于1926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演讲时所定义的“经济”，在他看来，“经济是社会的营养料，也是社会的一要素”，就如同“血脉”一般，对民族国家意义重大。对前者之于后者的危害性，梁另一篇题为《矛盾之政治现象》的政论文以清末财政危机为教训，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文章痛陈清政府借口“国中民穷财尽，乃谋奖实业以营养之”，却将所需之巨额经费摊派在百姓头上，结果所筹资本经过各级官员层层盘剥、中饱私囊，最终血本无归。由此，梁不禁感慨道：“循日以往，则实业广兴之日，斯即全国人尽为饿殍之时也”。除了梁启超之外，“营养”这一贬义用法也被同样着眼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新一代知识人所接受和仿效，并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起来，成为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如前所述，“营养”概念中国旅行的早期阶段虽然呈现出显著的中西杂糅的特质，即“营养”的现代知识内核与其传统语境下“营卫”、“生计”二义的深度融合，但在此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进化论这些由西方传入的价值观念，其致力宣扬的也是“保种”、“合群”、“救国”等社会革命主张。在这个意义上，“营养”语义的嬗变所传达的内在诉求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无二致，与其说“新文化运动”平地一声惊雷，为中国人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毋宁说它是时代精神的缩影，是对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有趣的是，一方面，“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思想文化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新青年》本身为例，群益书社时期，杂志长期乏人问津，“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发行量一直不到1000册，甚至在1917年下半年还遭遇过长达三个多月的停刊危机。然而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销量骤增至16000册，由于僧多粥少，在很多学校，一份杂志往往要供十几甚至几十个人传阅。在这样社会的背景之下，知识阶层针对“营养”问题的主要切入点也从物质领域转移到了精神领域，不仅涌现了大量试图统合“营养”之生理与心理机能的理论论述，还产生了各种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何谓“有营养的”精神性事物所做出的定义和阐释。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巴黎和会上列强的丑恶嘴脸，促使中国人民从震惊中觉醒，开始反思并质疑西方现代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工具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相反，在诸多“反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而去拥抱道德、宗教、文学、艺术，“营养”概念的延伸的也因此蒙上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这一新的变化既昭示了前一个时代的逝去，又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

首先对“营养”机能的统合问题提出自身观点的是文化史学者陈安仁。在他于1920年至1924年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中，陈先是直陈人生“为世界之一分子，此一分子不能与世界相离”，二者均为所谓“自然大法所支配”，从而揭橥了“精神离不了物质”的基本原则，紧接着又从人类的生理需求出发，指出“衣食足而后礼义生”，如果“民食未解决”，则“人民之身体、精神弛缓孱弱”，必将产生诸多弊端，道德教化也将沦为“空谈”；因此，陈断言，“人类所有肉体精神，种种疾病与痛苦，多因幼年食物不足、营养不良之故”，“营养”俨然成了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尽管陈安仁一开始貌似站在科学派的立场上，但他接下去的阐述却突然转向“生命意志论”，将“营养”活动置于叔本华式的“生命意识”的统摄和支配之下，以脱胎于“生命意识”的“求生、爱生、利生之欲”作为“吸收营养”的原动力，并由此确立了后者形而上的精神性本源。这一跨越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级的折中态度既是“科玄论战”前后中国知识界开放多元的话语生态的一种体现，也反映出“营养”概念集自然性、科学性、社会性、思想性于一身的复杂面相。陈安仁的部分论述被彼时正在法国修读教育学硕士的周太玄所继承。周沿用了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分类，把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人类理性的灵魂三种，由低到高排列，而与植物灵魂相对应的正是营养功能。在周看来，营养是生命产生的基本条件，只有在特定液体“营养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形成细胞，再由“基本生命”发展为“群体的生命”；而各种心灵活动，只不过是“基本生命的一种附带现象”。相比较陈，持有“生物决定论”思想的周太玄刻意凸显了生命的物质属性，试图用科学来解释各种心理现象，并为此把营养拔擢到了万物起源与灵魂肇始的位置上。尽管这样的论断大有林宰平所说的极端的“排他”倾向、“统一一切”的“野心”之嫌，并在发表后遭到不小的非议，却为“营养”与精神领域内各类活动的联结提供了进一步的正当性依据。

针对周的这种科学主义“营养人生观”，张东荪和朱光潜分别从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入手，做出了相应的反思与修正。和周一样，张东荪也引用了“三灵魂说”，并认为营养作用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及人类灵魂所共有，但他始终拒绝用“营养”来概括人的本质特征，相反，他提出，人类行为的最终的目的应当是“发展吾人所独具的理性”，虽然营养作用、感觉作用的发达也很重要。但这种发达“须使其在理性之下以发达耳”，其发展并非“独立的发展”，而是为理性掌控的“支配的发展”、“调和的发展”。也就是说，“营养”对于人而言，与思想意识密不可分，二者应该相互调和、协同演进。至于“营养”在人们心智展开的过程中具体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张借用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理念，进一步论述了“营养”的正反两重功效：就正面来说，在“生命冲动”的引导下，人们会吸收超过“营养自身”所需的力，初时供身心成长，到了成年后有了余裕，便“能自由散发”，产生“利他之情”，“使其笃于友爱，勇于任事，有牺牲精神，这都是由于精力满溢而使然”；就反面来说，“生命冲动”从起先只关注于“自己营养”到转向“欲”，并“趋于对象”，在途中会存在“不少的执住（fixation）”，遭遇“不如意的境遇”，从而使精神“返身向内起来，这时候便发生了想象”，由此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张在这里所说的“生命的冲动”，被他直接定义为“精神力”或“意识”，有基于此，通过对人体生命活动及生长历程的科学描述，张最终指向的乃是一种超出物质现实之上的心理机制，而“营养”也因深度参与其中而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属性。朱光潜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张东荪大同小异，然而他的知识背景却是精神分析学说自弗洛伊德至荣格的理论进展。他一方面从弗洛伊德那里吸收了“来比多”（Libido）、“性欲”这些核心概念，另一方面又反对弗洛伊德的性欲中心主义观，并把“来比多”分为“营养”、“求偶”、“适应环境”这三个组成部分，置于个体成长与社会进步的链条中：个体为了保存自身，“所以发出种种活动去求营养”，为了保存种族，“所以发出种种活动去求配偶”，而随着文化的进步，为了“适应社会环境”，所以要从事“道德、宗教、文艺种种较高尚的活动”；社会“文明日进，生活日繁”，也要求人们“把‘来比多’的潜力划拨出来应付性欲以外的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朱光潜正式确立了“营养”这一“普遍生命力”的初级表现形式与其高级形态，即宗教、道德、文艺间的同质关系，“营养”通往文化道路上的障碍就此得以在学理层面被清除，后者俨然成了前者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在朱的基础上，“珞珈三女杰”之一的袁昌英更是设想了一种循环往复的闭环结构，借以模拟“自然所经过的程序”：由物质进至生命，由生命进至精神，由精神又消失于物质中，而后卷土重来，以待生机。在此意义上，不但“营养”可以发展为“精神”，“精神”也终将归于沉寂，化作新生事物的“营养”。

到了1930年代，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和推广，“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不再被视作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彼此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在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看来，二者时刻处在一种相辅相成、互相转化的关系之中。正因为此，“营养”概念之于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最终不再成为问题，“营养”也成了现代汉语中就对象的思想意义进行评判时最为常见的隐喻之一。无怪乎中共领导下“社会科学家联盟”的骨干李鼎声会这样论述道：“一切自然环境必须通过人为的社会环境始能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而人类自身亦常常要通过社会环境去影响、改变社会环境”，既然二者密切相关，共同组成“有机的生活”，“倘使人类不能从社会取得各种的营养资料与保护，试问怎样去和各种的自然势力斗争，又怎样能使自己成为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主人翁？”对于李及他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新兴社会科学运动”而言，社会的“营养资料”的现实意义甚至高于自然的“营养资料”之上，获取前者乃是支配后者的前提和保证。尽管如此，上述声音只构成了同时期中国知识界关于营养问题的热烈讨论的一个侧面，而除了吴宪、林国镐、郑集、侯祥川、罗登义等生化或农化专家之外，大多数这一讨论的参与者很少关心自然科学语境下的营养理论，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活动的营养价值上。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有营养的呢？对此，以梁启超为首的一大批知名文化人从不同角度切入，展开了的全方位的探讨。实际上，早在这之前，罗素便已将精神营养的观念向中国公众做了介绍。在其《到自由之路》一书中，罗素把“对于自己、朋友和世界都有益处”的生活归因为“受了希望的鼓励和快乐的营养”，而对“快乐的营养”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罗素则抬出了“福音书和世上各大教主”，以他们所“奖励”的“敬爱世人”、“减少暴力和贪婪”、“不受制于恐惧心的专暴”以及“个人道德的再造”等理念为准绳，体现出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强烈影响。尽管罗素本人曾当众宣布自己不是基督徒，还对“基督教诲中的缺点”颇多批评之辞，但他的这本论著经李季翻译、新青年社出版之后，其相关论点很快就被旨在推动“本色化”、“青年化”的在华基督教各差会所吸收，借以招揽、引导年轻信徒。除了面向平民家庭大力普及母婴营养知识之外，各类基督教刊物还刊载大量文章，宣扬“《圣经》的故事”是供给儿童脑筋最好的“营养品”，这些故事不仅能帮助孩子“在各方面造成良好的观念”，还可以使他们得到“心灵的抚贴”和“上帝的帮助”。在“非基运动”的大背景下，基督教组织对“营养”的宗教化利用自然招致了本土知识分子的反弹，他们虽然未必赞同“反基督教同盟”的激进立场，但仍倾向于从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出发对“营养”的精神性内涵做出自身的解读。

在这群人当中，又是梁启超率先垂范，将“五四”以来“新知”的输入视为青年学生极为重要的营养来源和解决其“学问饥饿”问题的不二法门。在梁看来，受“新文化运动”的刺激，年轻世代眼界大开，对知识的渴求也前所未有的强烈。他把这种渴求称作“营养力”，并对“青年界”“营养力”的增强和“学问胃口”的扩大报以“纯然乐观”的态度，预言“咱学问界的前途”不可限量。梁还指出，“新知”不仅可以营养年轻人，还能够“营养”所有人“智识的食胃”，使其甘之如饴，“与学问日日相亲”乃是“人生最幸福的生活”；相反，若是拒绝学习“新知”，一味“剽窃古人绪余”，甚至沉迷于传统文化的“沉淀废质”，这便是所谓的“营养之障碍”，长此以往，则会“使得思想界失去弹力性，不能随时代而开拓”。身为“五四浪漫一代”精神领袖的郭沫若发展了梁的观点，一方面，他将“新知”的范围进一步划定为“从希腊文明递演出的科学精神”，断言科学这一“营养资料”是“充实人生”的“一扇重要的弧面”；另一方面，他又以“读书”作为吸纳“新知”、满足“精神营养需求”的主要途径，并强调这一过程需要“释放自然天性”，“切不可抑制过甚，规范太多”，以便学生能够“广泛吸收营养”，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除了“新知”之外，梁启超还首次把“审美趣味”纳入“精神营养”的重要范畴：缺乏这种“营养”，会使人“坏掉爱美的胃口”，久而久之，整个民族的感觉器官也会陷入“麻木的状态”，而美术的功用则在于持续提供“审美趣味”，让人们“常常吸收这趣味的营养”，从而恢复业已麻木的感觉器官，“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然而，有助于“维持、增进”心灵健康的又岂止是美术？丰子恺提倡用“高尚的音乐”“营养精神”，以促进高尚人格的形成；袁昌英呼吁通过舞蹈这一“音乐与动作合成的纯精”感受“营养着他或她的火焰”，从而培养“灵性”，对抗“生命的沉闷”；而成仿吾则主张效仿歌德，“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在“获得新的爱情与生命”的基础上实现对人生的超越。与他们的着眼点不同，朱光潜在将“当下的思想潮流”比作“养育天才的滋料”、并告诫人们切不可“读书少而思想狭隘”的同时，一再强调中国仍处在“新文化思想的发生期”，因此特别需要“强烈的外来影响”的“营养”，借以刺激国人“对事物采取新颖的看法，对旧有的文化制度抱以怀疑、攻击或者重新估价的态度”。朱进而断言，要想避免“新文化思想老早就沟渠化，走上一条狭窄的路，纳入一个固定模型”的发展困境，就必须热情拥抱异国事物，自觉接受“四面八方的灌溉”，只有这样，才能使其“生发期越长，所能达到的方面越多，所吸收的营养越丰富，摩擦越彻底，基础也越牢固”。这一向他者学习的积极态度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甚至在日后抗战僵持阶段最艰苦的日子里，已然成为左翼文化巨擘的郭沫若最担心的不是“物质保障”的匮乏，而是因“与国际文坛失掉密切的联系”而“缺乏精神营养”，“得不到新鲜的刺激与观摩”。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所主张的并不仅仅是从外界获取“营养”，还包括接受者“内部的自然的发生”，即所谓的将“外部的构精”与“内部的灵魂”相结合，对“原样的素材”进行改造，使得新生成的“胎儿不与他所摄取的任何自然物相似，只是像她自己”。换句话说，只有在充分消化、整合外来“营养”的基础之上，才能使其真正得以内化，成为自身有机体的一部分，否则，便会像鲁迅所批评的那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毫无“营养”可言；而这种消化、整合的能力，同样需要“经过练习”，才能够不断“进步”。正因为此，在日寇步步紧逼、国难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化界“不得不一步步退向民族主义的本垒”，对于 “精神营养”或“心灵营养”的关注重心也由中国之外转移到了中国之内。一方面，“我国固有的传统精神”、“艺术家的平生遭际和他们对于人生的了解”，以及孕育着“民众力量”的“社会生活”都被认为是“营养”的重要来源，而在这三者当中，最后一点尤为关键。另一方面，对这些“营养”以何种方式呈现，也就是“民族形式”应当如何确立这一问题，上至革命领导者，下至普通知识青年，都寄予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不但见证了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兴起，还经历了军阀割据、国民革命、国共内战，以及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洗礼。在一次次社会风潮的冲击之下，“营养”被同腐朽的生活方式、窳坏的政治制度、资本的残酷剥削，乃至列强的疯狂掠夺联系在一起，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批判，其负面含义也由此得以进一步衍生。值得注意的是，“营养”的这种用法通常是以一种隐喻性或反讽性修辞的形式出现的，而统治阶级的“营养”过剩，必然带来劳工阶级的“营养不良”，因此，“营养”和“营养不良”又往往联立并用，互为表里。例如郭沫若就把“个人资本主义”比作“盲肠”，“于人体的营养完全没有功用”，只会“吸纳有害无用的废物”，引发“盲肠炎”这样的疾病；在《到宜兴去》一文中，他又把资本家的吞并扩张比作“宏大的巨木”“遮蔽嫩芽”，为了“供他们自己营养”而使他人“无法生长”，从而为中国必须遏制个人资本主义的论断提供依据。鲁迅也曾以其特有的谐谑口吻，讽刺那些在所谓“国耻讲义”中痛陈中国“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一转头却“高高兴兴把这西瓜吃下，成为血肉的营养”的政客们，用“成为血肉的营养”来暗指他们借国难以自肥的卑劣行径。对于这些社会寄生阶层，郭沫若则把他们称作“营养不良的爬虫”，通过对“营养不良”反语化使用，揶揄他们只不过靠着“环境生得太好”的剥削制度的荫庇才能饱食终日，“坐享盛名”，实则是群不学无术的废物罢了。作为对照，“相当的营养料”本应是社会底层民众维持生存的基本前提，却被资本家无情剥夺，劳苦大众只能“以自己的膏血供老爷们营养”，“用手中粗末的饭团去营养他那劳作的身体”；即便如此，仍时常遭到后者的斥责，被冠以“不讲求营养”的恶名。由黄任之创作于1936年的一幅时事漫画，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医院院长面对前来就诊的一群鹑衣百结、瘦骨嶙峋的工人，恶语相向道，“你们这班人多患的是营养缺乏症，所以瘦得好比猴子，应该吃些牛奶、鸡蛋、新鲜水果”；工人听罢心中充满问号，沉默不语。数年后，茅盾在其《〈雾重庆〉拾零》中所记述的则是漫画故事的现实版本。面对自然灾害及官商勾结所带来的粮食紧缺问题，1940年末，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大后方积极推行“营养改进运动”，号召市民在保证营养的同时节约饮食，孔祥熙还亲自命人制作了所谓“新生活维他命西餐”，以资示范。对此，茅盾嗤之以鼻，指出这只是权贵阶层用来愚弄公众的把戏，实际上，在重庆高昂的物价状况下，普通工薪阶层连糊口都困难，“实在无可再节约，而且也谈不到什么营养”。这一由“营养”所构成的现实反讽在国统区几乎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无怪乎黄的漫画风行一时，在1941年前后又演绎出数个版本，被多家报刊转载。

除了资本家之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代表了最大的敌对势力，“营养”概念的贬义用法自然也和他们有关。1929年《画报汇刊》上刊载的一幅漫画便描绘了一个肥头大耳、满脸狞笑、西装外套上印着“帝国主义”字样的白种男人正在将鸦片烟枪像针管一般刺入对面站立的中国老者的胸腔；老人赤裸上身，一副穷苦人打扮，他表情痛苦，身子后倾，貌似已站立不稳，身后则是“中国之吸鸦片者”的标注；从他胸口喷涌而出的血液通过鸦片烟枪注入了注入已然装满了的桶状物中，上面赫然写着“帝国主义之营养品”。显然，这幅漫画的寓意在于，帝国主义列强把鸦片包装成营养品，强迫普通中国人吸食，以便从他们身上尽情搜刮财富，供自身享用。中国之贫、国人之弱，皆由于此。而列强强制输入的又岂止是鸦片呢？农业经济学家李宏略于经济危机到达顶点的1935年所撰写《中国农家生活的营养方面》一文由是直陈：“中国农民的营养情形所以这样地恶劣，直接是由于农家收入的不足……在自给自足时代，一般小农还可以勉强度活；一到国际资本主义扫灭了自然经济的残滓以后，他们便必然陷入于完结不复的悲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李鼎声也对此深表赞同，并把“左手挟有特权、右手握有巨资的洋老板捞取大量油水”视为中国最大的危害，在这样的社会中，连本国的剥削制度本身“都患着营养不良的毛病”。帝国主义的掠夺乃是造成近现代中国“营养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无分政治立场，俨然成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而抗战期间，身处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之下的广大沦陷区民众，就更是只能每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缺衣少食，忍饥挨饿，饱受“营养”之苦了。用周而复极为生动的评价来概括，就是“他们大多数是营养不良的，他们所能得到的营养，仅仅是免于饿死”。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日军的大肆破坏和战争的大量消耗，物资匮乏一直是困扰抗日军民的一大难题。在前线士兵因军粮短缺无法持续作战、“军医院中，超过20%的疾病是由缺少营养而导致的”危急情况下，学界忙于传播营养学知识、开发营养代用品、设置科研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建立战时营养保障体系等日常知识实践，对“精神营养”的探讨也从社会文化各领域逐渐收缩到了文艺作品的创作层面。之所以文艺作品在战时显得如此重要，与其“鼓励前方将士的同仇敌忾、激发后方民众的抗战情绪”的群众动员能力不无关系，而中共方面的积极提倡也成为其在此期间得以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在这样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中，此前关于“精神营养”的论说所揭橥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开放性、自主性、有机性等，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结合在一起，围绕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如何缔造，即文艺创作的“民族形式”究竟为何这一问题，形成了一套以“营养”为评判依据的完整的话语体系，并成为日后官方文艺政策的思想基础。

首先，基于开放性原则，“民族形式”的创立要求“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无论是“外国的古代文化”，还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义文化”，“无论是思想、学术、文艺或其他”，只要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当吸收，“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而在这些外国文化当中，最有益的“滋养品”，最合格的“模范”和“先生”则是“苏联的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的文化”。不仅是其中所蕴含的“宝贵的革命经验”，还包括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及作家处理题材的方法与生活态度”，都值得我们“欣赏”、“观摩”和“学习”。在这之后，还需要借鉴“现实主义的大师们”的作品，并在研究他们的基础上“诵读”雨果、大仲马等“浪漫主义的名家”，以便“更深切地理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并使其为我所用。不仅如此，在文学语言方面，也“不要以为用外来语是‘欧化’”，“只要精当”，就“一律采用”；实际上，中国话里本来就有“不少的外来成分”，近代以来“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对“中国文艺的营养和影响”更是有目共睹，“适当的欧化”不但不会损害中国的语言文字，反倒使它“更丰富、更谨密”，有助于“中国语文改革”。

其次，基于自主性原则，“民族形式”的创立要求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对外来文化加以细致的“咀嚼”、“消化”，将其“分解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进而形成“自己的营养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郭沫若，都郑重告诫中国知识分子，以历史经验为教训，切勿重蹈“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的覆辙，“决不能生吞活剥的、毫无批判的吸收”。相反，有必要在“融化提炼”的基础上，“使它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而从新创造出一种新的事物来”。这一新的事物正是毛所总结的中国文化“自己的形式”，也即“民族形式”。为了达成上述目标，除了废止“洋八股”，“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外，还必须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遗产”中“摄取营养”；这些“遗产”尽管存在很多问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却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样相，解剖中国人民的观念形态，汲收中国人民的文艺词汇”，并由此“克服它们”、超越它们，“创造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这一富于辩证色彩的文化建构策略落实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 就需要作家给予民间文艺及传统文艺以必要的重视，在体裁上借鉴“旧诗词的协和格调”或“秧歌”这样“受到各个地区人民欢迎”的“中国民间优秀的艺术形式；在内容上学习“旧小说中的个性描写”，模仿“其表现感情的方式、表现思维的方式、认识生活的方式”；在语言上用“那些丰富的文白语汇”来“充实我们的武装”，力求避免“佶屈聱牙、拖泥带水”的“番鬼佬”话。通过这些努力，务求将“中国旧有的”和“外来的新的有益的营养”相结合，打造出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与一身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最后，基于有机性原则，“民族形式”的创立要求在“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既不能沦为“空虚的或者有害的”思想的附庸，又不能采取“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一起的错误方法，而是要尽可能地“贴近实际生活”，扎根“民族现实”，了解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所思所想，并将它们“整合到以现实主义方法为基础的作家的认识过程里面”，加以“组织”和“改造”，从而使其“呈现出真实的面貌来，取得思想的力量或艺术的力量”。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被“放在生活的本质的深处和激烈的斗争里面”，让它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从而“培植生机，创造繁茂光华的世界”。而这“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的民族文艺，也应当以“大众”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不但要“被大众喜闻乐见”，还需成为“大众享有的成果”，与其“文化生活一同发展，一同前进”。

且不论毛泽东对于“民族形式”的强调，尤其是将其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否有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具有留苏背景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意图，也不论胡风通过对“民族形式”的阐发，反对“用强制的干涉去支配”文学并使它“成为说教的工具”背后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晚清以来“营养”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流变所反映的思想线索与精神特性在中共关于“民族形式”的话语论述中依然留下了清晰的印记。经过毛泽东的揭橥、郭沫若的诠释、胡风和周而复等人的补充，“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指导原则得以正式确立，而作为其重要“科学”性来源的“营养”也和“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理论概念一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社会主义内涵”也为亿万中国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

尽管如此，借用王国维先生的话，“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营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新的观念、新的认识也在不断涌现。在由对象、符号、心灵所构成的动态关系中，“营养”的思想含义也因新的“解释项”的出现而持续延伸和扩展。1949年年中，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最终胜利、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曾长期在冀中地区从事党的文艺工作的侯金镜提出了“工人文艺”的口号，以此作为“做了新社会主人”的工人阶级在“思想斗争”过程中所急切需要的“营养”；与此同时，身处上海的尤磊等人则重点强调了电影艺术这一“文化教育的工具”区分“糖衣毒素”和“精神营养”的重要职责，进而把好莱坞“工厂里的出品（美国电影）”称作“红丸、白粉、海洛因”，对其“麻醉人民思想”的危害大加鞭挞，并主张“应该予以检查，甚至肃清之”。这些充满战斗色彩的言论围绕着“营养”问题在人民与敌人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既标志着文艺界“吸收营养、改造思想、扫除旧趣味”的全国性运动就此开始，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