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 | 仓田明子：洪仁玕眼中的“洋”场
发布时间:2020-09-12
每个知识分子的境遇极其不同，但是他们的共通之处是都具有在开放口岸接触西方科学知识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所谓开放口岸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通往西方的窗口”。并且，在这些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一批有志之士，他们有的作为洋务运动的实务者，有的作为报人，他们把所学知识直接用于中国社会变革。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所见、所经历的“洋”场，不断诞生支持中国尝试近代化的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同时，它还成为后来不断向新革命运动之场。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眼中的“洋”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洪秀全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朝统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洪仁玕和洪秀全幼年时便已熟识，而洪仁玕却一直未参加洪秀全领导的早期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起义后，他背井离乡逃亡至香港和上海。后来洪仁玕和南京的太平军合流，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他主张引进西方先进制度推进“近代化”，因此备受瞩目。晚年洪仁玕称自己在香港、上海的经历是“遍游各洋”。对洪仁玕来说，香港、上海是“洋”场。香港和上海之所以被称作“洋”场是由于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42年缔结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五处作为开放口岸，与西方各国通商。在这五个港口设立外国人居留地，香港及以上五个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与西方各国贸易的场所，在这些城市居住的外国人也和中国人进行日常交流。本书关注中国和西方交流的“场”的功能，将《南京条约》产生的香港、上海等贸易港口称作“开放口岸”。尤其是本书重点讨论的香港和上海作为中国和西方人才、物资、信息的集聚地，它们是迅速发展起来的“开放口岸”。当然，“殖民地”和“贸易港口”两者之间存在法律、制度方面的差异，本书的关注点是两者具有共通性的“场”，香港的“殖民地性”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在开放口岸这个“场”内发生的诸多事件中重点研究“西方知识”的传播。本书的“知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地理学等科学知识，还包括源于国家、社会的制度、思想及宗教等。因此，“西方知识”指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科学体系、制度、思想、宗教等。本书重点论述17世纪至19世纪，完成近代化的“西方知识”是如何被引进到中国的。研究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基督教，尤其是19世纪初开始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如果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近代看做是“欧美市民社会的一种‘普遍性’原理席卷非欧美世界，并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话，那么基督教的传教士推动了这种席卷中国的“普遍性”的传播。当时较早和中国交往的是英国，有学者认为英国人“把自己看作最文明之国，他们认为其他世界都是‘未开之地’和‘野蛮之地’，自己有义务和他们共享先进文明”，即“文明化使命”使然。这种使命感产生了一种宗教信念，就是通过基督教，尤其是耶稣的“福音主义信念”，对那些“野蛮人”的“海外异教徒”的“落后性进行合理解释”，“上帝选择的国家”——英格兰的基督教把他们引导到进步和救赎的道路上来。同时，基督教的信仰与思想“随着西欧、美国等国家的近代社会与文明的发展不断进步，形成了基督教的精神基础”，可以想象不仅英国传教士有“文明化使命”的思想，欧美的传教士们或多或少也有这种观念。对传教士“文明化使命”意识的研究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事实上，19世纪以来中国的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的传播者，同时还是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等介绍到中国的先驱。如上文所述，传教士在翻译的科学书里“有意识地穿插了基督教的教义”，19世纪兴起的各种西方近代知识向中国的传播，是以基督教传教的形式开始的。 本书的研究时期是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关于该时期早期基督教史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利用差会档案等原始史料深化历史学的研究，如日本的吉田寅关于基督教传教文书的研究、传教士发行的月刊杂志等文献学领域的成果;还有渡边祐子、佐藤公彦在欧美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的“受容”“排斥”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史是“受容”与“排斥”的历史，“受容”代表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作为“排斥”代表的则是义和团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19世纪后期的教案。另外，也有少数关于个别传教士的传记研究。中国大陆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也以传教士的传记和概论为主。中国香港的李志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作者在厘清基本史实关系的基础上，积极评价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并论述了教育、出版等与基督教的关系。欧美有大量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差会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详细论述了个体和各个布道会的具体情况。然而，上述成果仅仅是个别事例研究的积累，尚未达到对个人与差会的共时研究，没有从整体上论述该时期的基督教史。本书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关注上海、香港等开放口岸这一“场”，从整体上论述基督教传教史，包括个体与开放口岸的渊源等。作为最近十几年最新的研究动向，传教士寄往差会本部的报告书等差会档案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源。当然，这些史料都是传教士撰写的，报告中的中国信徒只是传教士眼中的形象，报告书的内容只是需要或者可以汇报的内容，这是以上史料的不足之处。其中也有中国信徒撰写的报告或书信被翻译后夹在报告书中，通过解读这些日常写成的史料，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中国信徒的情况。仔细研读差会档案等相关史料，可以发现和传教士相关的中国人不只是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信徒。这不仅是基督教的问题，讨论和基督教紧密相关的广义上的“西方知识”如何被中国人接受这一问题时，知识分子是不能忽视的群体，他们虽然不是信徒，但在与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吸收了新知识。他们有的成为推动洋务运动的人才，学界把这些知识分子称作“条约港知识人”。佐藤慎一认为，“条约港知识人”即“童年时期为考取功名刻苦钻研学问”，后来或“科举落第”，或“搬到上海等开放城市，经营企业或从事新闻工作等新职业”的人，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等。另外，也有学者把清末推动一系列改革运动的中坚知识分子分为“沿海地区(Littoral )的改革者”——容闳、何启、唐廷枢、伍廷芳等和“内陆地区(Chinese hinterland ) 的改革者”——冯桂芬、薛福成、黄遵宪等，还有中间地带的改革者——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最新研究成果有:手代木有儿从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传播的西方事情激增而引起知识分子世界观变化这一视点出发，通过该时期比较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溯他们对世界认识的变迁。本书涉及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前文所述“条约港知识人”、“沿海地区的改革者”和中间地带的知识分子，主要论述1870年代、1880年代以降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立志改革的。在以传教士为中介的对西方知识的传播和接受这一意义上来论述的话，可以上溯到洋务运动，在其连续性中理解这些知识人。
近几年中国也出现了关于推动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国官僚知识分子的相关研究成果，汉语中“开放口岸”也称作“口岸”，他们被称作“口岸知识分子”，研究他们通过与传教士的交流或传教士撰写的书籍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上述研究运用了大量中国国内史料，却鲜有涉及海外的西方资料，另外，仅把上海作为主要研究地区，而实际上香港、广东也有许多接受西方知识、参加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关于这些人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在中国香港的香港史研究框架内有关于基督教徒精英的研究，该研究指出香港的中国基督教信徒中出现大量社会精英。实际上香港的中国社会精英中有许多和洋务运动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国香港基督教史未涉及这些人物在香港以外地区的活动。综上所述，本书追溯被称作“条约港知识人”“沿海地区改革者”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的接触过程，论述他们在西方知识受容过程中在“开放口岸”的经历，以期进一步推动洋务运动及香港精英基督教徒的相关研究。本书把这些知识分子称作“口岸知识分子”。“口岸知识分子”具体指1850年代至1860年代，近代西方与中国最初交流过程中，与西方知识的最初传播者——传教士交流过程中接触新知识的群体。后来，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成为推动洋务运动的官僚，有的成为“条约港知识人”，有的成为基督教徒精英。本书主要以这些知识分子共有的开放口岸这一“场”为中心，研究他们对西方知识的接触与受容。本书重点讨论口岸知识分子的诞生，同时也关注其发展的契机。口岸知识分子不仅包括洋务运动的实务官员、条约港知识人、香港中国社会精英，同时还有作为传教士和牧师的教会领袖。因此开放口岸基督教教会的成长和发展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同时论述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转向，其关键人物就是洪仁玕。近代中国在引进欧美“普遍性”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国际秩序。中国的“近代化”，具体来说就是把科学技术、欧美资本主义、形成市民社会的制度和思想等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吸收，并形成近代主权国家。然而，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两大阻力，一是必须对抗欧美列强和邻国日本半殖民地化的威胁;二是必须面对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制这一传统地域秩序的动摇。日本把近代化作为“文明开化”加以肯定，以“近代化=西洋化”的形式推动社会变革，而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很难摒弃传统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念。中国把传统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念作为不能变化的“本”，引进吸收了西方的科技成果，即武器、轮船等机械和工具，此为可以变化的“末”。之后基于“中体西用”的理念，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论”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实践了“洋务运动”改革军事产业的成果，笔者一直关注学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相关研究。一直以来，天平天国运动被评价为“农民运动”、“民族运动”，也有研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促进了“近代化”，其主要依据是洪仁玕编著的《资政新篇》。该书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提倡引进西方的铁路、邮局制度、银行等，因其内容的“先进性”被评价为“后期太平天国的近代化纲领”。然而，从太平天国运动整体来看，事实上《资政新篇》的内容并未付诸实践，最终成为不成熟的空想“纲领”。学界认为通过《资政新篇》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运动的“近代化萌芽”，但它并未动摇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农民运动”的性质，《资政新篇》作为改革的尝试以失败告终，随着天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资政新篇》没有给后世带来任何影响。
目前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与其被称作“革命先驱”时期相比，数量上大幅减少。日本的菊池秀明根据田野调查研究太平天国前夜广西的移民社会以及保存在中国的大量未公开档案，重新建构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中国学者夏春涛对洪仁玕及其太平天国的宗教进行了研究，周伟驰从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探讨了太平天国的宗教。菊池认为需要把太平天国史和民众叛乱史研究从以“‘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为根据’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应该客观地进行再建构”。笔者基于对太平天国和《资政新篇》的关心，试图研究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并重新评价《资政新篇》。笔者认为《资政新篇》研究应该从太平天国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因为通过研究《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可以发现该纲领的孤立性与未成熟性。洪仁玕早期响应洪秀全提倡的崇拜上帝——上帝教，但是却没有参加上帝教的传教活动和叛乱准备活动，洪秀全起义后，他曾尝试加入洪秀全的队伍，最终以失败告终，逃亡至香港，最终在香港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传教士的助手。1858年，他再次决心投效太平天国，1859年春，他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不久就被赋予管理一切政务的权力。《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掌管太平天国政务后，为了“兹谨将所见闻者，条陈于后，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而编撰的书籍。对照洪仁玕的经历，可以发现《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基于洪仁玕个人经历的著述。《资政新篇》中反应了洪仁玕的个人经历，这不同于他周围的太平军将领，这是上述“口岸知识分子”的经历。关于太平天国研究体系中的洪仁玕研究，1999年夏春涛关注了洪仁玕南京合流以前的经历，后来夏春涛发表了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详细论述了上帝教的教义、活动内容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些研究论述了基督教、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等宗教问题。关于洪仁玕与基督教的关系，夏氏引用了香港教会史的研究成果，史料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笔者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中关注洪仁玕与基督教的关系，本人硕士论文运用伦敦会档案研究了洪仁玕在香港时期的活动情况，而在他上海期间的活动、巴色会与洪仁玕的关系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关于洪仁玕的个人研究，还有许多课题有待解决。中国的近代化研究，大多会提及作为“先驱”的洪仁玕和《资政新篇》。在论述“沿海部”和“内陆部”的改革者中，也会从侧面提及与王韬、容闳相关的洪仁玕。但这些论述主要以1870年代以降的改革和成果为主，关于《资政新篇》也仅仅认为是太平天国偶然出现的改革方案，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追溯洪仁玕吸收西方知识时期，即1850年代的话，可以发现洪仁玕作为“口岸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拥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当时，洪仁玕与传教士的关系密切，他与基督教徒精英以及推动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拥有共同的“场”。洪仁玕不仅接受、深入理解基督教，还积极吸收各种西方知识，并运用到实际的社会改革中，可以说洪仁玕是典型的“口岸知识分子”。通过把洪仁玕作为“口岸知识分子”的研究，可以重新认识洪仁玕和《资政新篇》在19世纪中期以降，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官僚从对西方的关心到洋务运动这一巨大变革中的作用，并重新评价1860年代初期较早把“近代化方案”公诸于世的后期太平天国。综上所述，本书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基督教史与西方知识传播者——传教士的关系、传教士与口岸知识分子的关系、洪仁玕与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其核心人物是洪仁玕。通过追溯洪仁玕与基督教的关系，明确中国早期基督教传教状况。从洪仁玕在香港、上海这两个开放口岸的活动，可以发现当时“口岸知识分子”的面相。通过重新认识洪仁玕基于个人经历的建议集《资政新篇》，重新评价作为“口岸知识分子”发声之场的太平天国。本书的论述时间主要集中在1840年代后期至1860年左右，即洪仁玕开始接触基督教至发表《资政新篇》。许多口岸知识分子的活跃时期是186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与洪仁玕进行对比，也讨论了个别活跃于1860年代之后的口岸知识分子。第一，中国早期基督教史( 1807年至1860年前后)的再建构。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传教士与差会的传教活动，关注传教士身边作为信徒或助手支持传教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传教士作为西方知识传播者的作用以及积极接受西方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分析口岸知识分子诞生的前提条件。第二，探讨“口岸知识分子”的诞生与崛起。本书主要论述对象是洪仁玕，以及作为开放口岸的上海和香港。提到口岸知识分子，王韬作为“口岸知识分子”备受瞩目。通过差会档案和王韬的日记、著作可以追溯口岸知识分子的人际关系，因其与洪仁玕有较多共通之处，从与洪仁玕的对比视角来说，王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三，在论述洪仁玕与基督教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如前所述，关于洪仁玕与基督教的关系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尤其是传教团史料关于巴色会的论述，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课题。重新研究南京合流后的洪仁玕和其代表作《资政新篇》，探索作为基督教徒和口岸知识分子的洪仁玕的经历，从而研究19世纪初期以来中外交流活动及口岸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重新评价洪仁玕。本书涉及人物较多。开港后上海、广州、香港的主要人物关系及“口岸人物关系图”附在书末,敬请参考。仓田明子，1976年生，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现为东京外国语大学综合国际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专著《中国近代開港場とキリスト教：洪仁玕がみた「洋」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荣获“基督教史学会奖”（2015年9月）。杨秀云，山东德州人，南京大学博士，现为常熟理工学院讲师。
